,“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他最讨厌的、最轻蔑的,就是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式的势利,“识时务者为俊杰”式的庸俗。因此,他还要在战争指导上坚持“军礼”传统的诉求,怀抱“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兵法原则不放,祭起“仁义”这个法宝,打出“礼信”这杆大旗,表现出泱泱君子之风。

    当在大家不以小人为耻,竟相效仿小人,努力转变为小人的氛围之下,贵族精神就被弃之若敝履了。作为君子,这时总是孤独的,而且也总是失败的。因此,《淮南子·氾论训》以调侃的笔调道出了对坚守精神家园、维护贵族风范做法的基本态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当时主流的舆情:“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宋襄公的行为是悲壮的,但他的结局只能是悲惨的,这叫做形势比人强,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过令人钦佩的是,他本人却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丝毫的后悔,而始终对自己的君子之风、贵族之德怀有自豪之情。在他看来,打败仗是小事,若是为了争一时之胜而用卑鄙阴损的手段,玩起“瞒天过海”、“借刀杀人”、“混水摸鱼”、“趁火打劫”、“上屋抽梯”一类的伎俩,那才是彻头彻底的失败,才是真正面子与里子都输个精光的事情。所以,不行仁,最可悲;不守礼,毋宁死。为了这个理想,他走向了死亡,同时死去的,还有优雅的贵族精神,高尚的君子风尚。

    宋襄公泓水之败以及随后的死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深层次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成者王侯,败者寇”,成了人们衡量价值的基本尺度,所以,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不择一切手段,于是乎,道德往往失去底线,游戏常常没了规则,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脸皮越来越厚,心肠越来越黑,手段越来越毒,不但不感到任何羞耻,反而沾沾自嘉,引以为荣,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烧杀抢掠,“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遂成了常态;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遂变作成功的标志,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日长。外国有优雅的骑士精神,有面对面的决斗,在中国有的只是“三十六计”式的暗算,而忘却了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

    这种风气的弥漫,原因自然很多,但宋襄公的命运及其影响则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襄公之死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想做君子而不得之人的共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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