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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之雄成了笑柄—襄公之仁
作者：张远山
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已经在泓水岸边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正准备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右司马走出队列，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说：“我曾经听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有害于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右司马说：“主公如此不爱惜宋国军民的生命财产，等到兵败国灭，还有什么仁义可言？”宋襄公喝道：“你再不退回队列，就要以违反军法论处。”右司马只好退回队列之中。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宋襄公击鼓进攻。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三天后死去。（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在古代战争中，对方没有列好阵就进攻，与现代战争中的不宣而战（比如日军偷袭珍珠港），一样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国耻。但是对于先秦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违反游戏规则才是游戏规则，不肯违反游戏规则的宋襄公只是笑柄。“迂腐”的宋襄公一定是这么想的：一旦游戏规则被普遍打破，那么以后就没有任何堂堂正正的对阵了。比如说，明知你可能会不遵守游戏规则，楚军为什么要傻兮兮地渡过河来与宋军决战？他可以邀你渡过河去决战，然后背信弃义地袭击你。可见宋襄公之仁，是要对得起楚军的信任。这是高贵者才可能有的行为。一切辜负对方信任的人，都与高贵无缘，就永远沦为下贱，枉称万物之灵长，比禽兽还不如。不幸的是，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正是如此。中国人从此以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有高贵先民的神圣游戏规则全都被打破，互相比赛狡智，互相比赛谁更无耻。因此从孔子开始，中国人感叹了两千多年的礼崩乐坏。什么叫礼崩乐坏？众口一辞地嘲笑仁义的真正实践者宋襄公，就是礼崩乐坏。
对宋襄公的嘲笑，始于韩非。泓水之战是史实，本来不该在专论寓言的本书中提及，然而韩非是把它当做寓言的，理由有三。第一、这个故事编在韩非的寓言专集《外储说》里。第二、韩非对史实进行了加工，比如宋襄公是在泓水之战后的次年死去的，他却改为三天之后，以增强其谬论的说服力。第三、韩非加上了反常的评论，作为中国第一的刀笔吏，他为这一史实定了性，称之为“亲仁义之祸”。此语一锤定音，两千年来没有任何人翻案。直到翻案之雄毛泽东依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所以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中学课堂里听到老师批判宋襄公的蠢猪式仁义道德了。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岂止宋襄公的仁义道德是蠢猪式的？“孔老二”的仁义道德，乃至一切的仁义道德，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蠢猪式的。鲁迅曾说，正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好偏激而决不中庸，所以圣人才要用中庸来救治。同样，我认为，正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崇尚仁义，所以圣人才要用仁义来救治。
中国人更推崇的是狡智，无论狡智多么违背仁义道德。与孔子同时的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就是说要勇于装孙子），是只有中国人才会奉为圭臬的。韩非本属弱智的儒家，但他是儒家仁义学说的最大叛徒。相反，他“解老”、“喻老”（《韩非子》中的两篇），对道家祖师老子的狡智推崇备至。因此，真正的儒家信徒司马迁十分反常地把两者相提并论，写了《老子韩非列传》，是极有卓见，颇有深意的。
实际上，中国先民也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曾经有过非常骑士风度的战争规则，这从宋襄公的话里就能看出。但是中华民族太老了，也太聪明了，所以这样的禁忌早早地就被孙武、孙膑之类“杰出军事家”自作聪明地打破。或许其他民族至今还不失天真，至今没有礼崩乐坏，他们的廉耻心从来就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丧失殆尽，所以根本就用不着主张什么仁义道德。就像以前空气好得很，谁也不谈空气，简直就像空气不存在；现在空气被污染了，所以老拿空气来开涮。古人只谈天气，今人只谈空气。谈天气简称谈天，谈空气简称空谈。所以这仁义道德，在中国就空谈了两千多年。最后一个真把仁义当回事的宋襄公，倒做了两千多年的笑柄。
上文提到孙膑，他的狡智是尽人皆知的：田忌与齐威王赛马，连输三阵。孙膑教田忌以妙计，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输了第一阵，赢了后两阵，总比分赢了。推崇狡智的中国人都对孙膑赞赏有加，没有人认为这是严重的犯规。当美国人谴责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不宣而战是不仁不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作为东方民族的老师，咱们在东方没有做出好榜样，没有带个好头，中国人在战争中的超越游戏规则显然影响了日本人。超越战争规则，在中国不叫犯规，而叫“妙计定天下”。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思想家对犯规者亮过黄牌，相反，所有的人都把犯规者称为“智多星”，《三国演义》中妙计定不了天下的妖道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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