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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朴民 来源：文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两类人经常扮演悲剧的角色，具有象征性意义。
一类是时代的开启者，即那些见微知著，站在滚滚历史潮流的最前列，比一般人先认准方向，跨出一步的前驱者，就像鲁迅先生所比喻的那样，是别人才刚刚端起枪进行瞄准，他却已经扣动板机，把子弹先射了出去。他们的下场往往很悲惨，总是成为历史祭坛上的牺牲品。中国古代的商鞅、吴起、王安石，近代的谭嗣同、徐锡麟、秋瑾，现当代的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另一类则是时代的终结者，即那些身子已进了新的社会，可脑袋仍旧留在旧的世纪，始终奉行和守卫传统的思想意识、行为准则，尽一切力量抵御着时尚的冲击、新潮的洗礼的迂阔者。他们的结局同样不那么美妙，一生崎岖坎坷或身首异处姑且不说，更倒楣的是还往往作了后世众多聪明人（或自以为是聪明人）的笑柄，受嘲讽、遭奚落，无以复加，千百年过去依然灰头土脸，翻不过身来，就像越剧《泪洒相思地》所唱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若要回头百年长”。有扈氏、宋襄公、王莽算得上是这类人的典型。
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襄公实在很不幸，他虽然有幸地挤入“春秋五霸”的行列，可是，留在大家印象里的，仅仅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拿鸡蛋砸石头，在泓水之战中同楚国雄师打上一仗，结果大败亏输，惨不忍睹。换句话说，宋襄公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占上一席之地，多少混出点名气，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扮演过一回丑角，闹出过一通笑话。“心比天高，命以纸薄”。
且说公元前643年，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寿终正寝、驾鹤易篑了。他这一死可了不得，刹那间里里外外都没了辙、乱了套：齐国内部当即爆发五王夺嫡的火并，你一刀我一剑，戈矛出真理，弓箭定是非，杀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称霸中原几十年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一折腾，形象变坏，国力转衰，煌煌霸业也随之成为明日黄花。
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之死严重震荡了天下局势，彻底颠覆了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使得中原诸侯陷入群龙无首的无序状态，成为一盘散沙。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晋国虽然也兵强马壮，实力可观，但由于正致力于整合内部和在黄河上游拓展势力，暂时还不能腾出手来，打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主意。这样一来，召陵之盟后一直让齐桓公按捺住脑袋的南方强国——楚国，便重萌野心，蠢蠢欲动，企图乘机挥师北进，入主中原，将霸权抢夺到自己的手里。来一个“问苍茫大地”，究竟“谁主沉浮”！
在中原列国的眼睛里，南方地区的楚国乃是一不开化的“蛮夷之邦”，如今它要大举北进，发号施令，按“内诸侯而外夷狄”原则衡量，自然是天大的灾难，即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对此它们忐忑不安，愤愤不平，可又束手无策，徒呼奈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贯自我标榜“礼义仁信”、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的宋襄公便要粉墨登场了。他的企图说白了也简单，就是想凭借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曾经践行齐桓公临终嘱咐，统帅诸侯之师平定齐国内乱的余威，潇洒亮相，招摇登场，出面领导中原诸侯抵抗楚国势力的北上，坐一坐齐桓公留下的那把霸主交椅，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
人生的忧患与困惑，在于人们违背自然之理，存在各种私心杂念，而有了私心杂念，则不免会“妄作”，由“动”而“浊”而“浑”。“满桶水不晃，半桶水乱晃”。的确，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之一是容易自满，做井底之蛙，稍有成绩便忘乎所以，稍有水平便沾沾自喜，全然忘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层道理，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至于它能否实现则又是一回事。
事实上，在当时宋襄公要想称霸，是困难重重，希望渺茫，甚至可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这首先是宋国的综合实力远远不如楚国，而众所周知，实力乃是从事争霸的先决条件，所谓“胜兵以镒称铢，败兵以铢称镒”，只有“先立于不败之地”，方能够“不失敌之败也”，这一规律，古今中外一概如此。其次是宋国地处中原腹心，为四战之地，四面都是一马平川，无高山大河作天然屏障，打起仗来易攻难守，多线受敌，兵要地理环境十二分的不利。其三是宋襄公本人水准不高，“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宋襄公虽有仁厚的名声，如早年愿让王位给庶兄；信守和践履齐桓公之托奉立齐孝公即位等等，但毕竟器局有限，能力薄弱。更何况在争霸的过程中还屡屡犯下政治、外交上的低级错误，譬如无辜诛杀鄫君，轻率攻打曹国等等，害得中原诸侯对宋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所以说，宋襄公蛇吞大象、不自量力的做法，属于典型的“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而已，只能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困境。当年，楚国对齐桓公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但这时候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稳操胜券。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让他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吃几两干饭的，且一边歇着去；并借此杀鸡儆猴，给其他中原诸侯一个下马威，结果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宋襄公一心一意想圆自己的霸主美梦，然而毕竟国力有限，捉襟见肘。他拿不出别的像样高招，只能依样画葫芦，简单模仿当年齐桓公的做法，擎举起“仁义”这个法宝，拉扯开“礼信”这杆大旗，为此，他多次登台作秀，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借以制造声势，抬高自己的身价。遗憾的是，他玩弄的这套把戏，实在表演得相当拙劣，让人不敢恭维。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无人喝彩，无人捧场，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左支右绌，进退维谷。这教人想起一句俗语，“命中只合八升，累死不满一斗”。在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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