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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举行的宋地盂邑（今河南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对楚国的战略动向茫昧无知，又一口拒绝公子目夷（宋襄公之庶兄）提出的多带战车，以防不测的合理建议，兴冲冲地轻车简从前往出席（不坐装甲车而乘坐卡迪拉克轿车），结果在盟会上话不投机，就被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武装侍从生擒活捉，中了算计。
楚军押着沦为阶下囚的宋襄公乘势攻打宋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幸亏有公子目夷等人率领宋国军民殊死抵抗，才挫败了楚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楚成王后来也觉得留着宋襄公这个窝囊货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反而要管吃管喝增添自己的负担，于是就让鲁僖公做和事佬，出面居中调停，做个顺水人情，在同年冬天的毫地盟会上，将饱受屈辱的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一番奇耻大辱，真是七窍冒烟，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不守信义，出尔反尔；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附楚，因此连夜里睡觉做梦也想着怎样寻找机会报仇雪恨。他自知军力不是楚国的对手，暂时不敢主动去摸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是先把一肚子闷气发泄在带头向楚国套近乎的郑国头上，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捞回自己曾做楚军囚俘的面子。中国人自古最爱面子，对许多人来说，虚的面子比实的里子更为重要，宋襄公当然不曾例外。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和宋襄公的异母兄长公子目夷都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们都懂得“打狗要看主人面”的道理，认为在当时微妙、复杂的情况下，贸然出兵攻打郑国会引起“国际”纠纷，导致楚国出兵干涉，使得宋国走向真正失败的深渊。所以异口同声劝阻宋襄公头脑冷静，千万不可逞一时之快而一味蛮干。可是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的宋襄公正处于亢奋迷糊状态呐，哪里听得进这一番金玉良言，反而振振有辞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作诡辩，找歪理：假如老天爷尚不嫌弃我的话，殷商的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
问题既然已经上纲上线，提到了原则的高度，若再反对便有了“阶级异己”的嫌疑，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公孙固等人闭上嘴巴，保持缄默。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宋襄公“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意孤行朝前走，联合卫、滕、许三小国之君，领着兵马去攻打郑国。郑文公闻报宋国兵马大举掩杀过来，心里倒也并不怎么惧怕，反正有强大的楚国做着自己的靠山，撑着自己的腰杆，宋襄公又能奈我如何！于是他派遣使节昼夜兼程赴楚国求讨救兵，果然请动了楚成王的大驾。“车辚辚，马萧萧”，楚国雄师浩浩荡荡向北开进，直扑宋国边境，援救落难中的郑国。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愣住了，张开的嘴巴半天也没有合拢，缓过气来方意识到自己捅了马蜂窝，事态严重，大事不妙，被迫无奈急急忙忙从郑国前线撤出自己的部队。
周襄公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主力返抵宋国本土。可是这时的楚军却不依不饶，仍然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的途中。面对楚军的咄咄逼人嚣张气焰，这一回宋襄公准备豁出去了，决心将楚军拒之于国门以外，以维护国家的最后尊严。为此，他屯驻主力于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拓城间东南流）以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以静待躁”，等待楚军送上门来。
十一月初一日，得势不饶人、有劲不讲理的楚军开进到了泓水南岸，稍事休整，就开始涉水渡河。这时宋军早已布列好了阵势，长戟在手，弓箭上弦，可以随时主动出击，“致人而不致于人”。宋国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先机之利的实际情况，建议宋襄公放下君子的架子，做一回小人，把握战机，趁楚军渡河一半时予以打击，使其“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寻些好处，占个便宜，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呀？当敌人正在过河时打过去，岂非趁人之危，还算得上是讲仁义的军队吗？结果使得楚国得以舒舒服服全部渡过泓水。
楚军方面可不含糊，渡河一毕便转入下一个程序，开始布列阵势，磨拳擦掌。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改弦更张，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起攻击，以挽狂澜于既倒。这一下宋襄公可不耐烦了，连声责备公孙固：你这个人真的太不讲道义了，真的太不君子了！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呐！
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一本正经敲击战鼓，与楚军同时发起进攻。可是，这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楚国的兵马张牙舞爪，凶神恶煞，就像大水冲塌堤坝似的直涌过来，宋国讲“仁义”道“礼信”的军队怎么也抵挡不住，望风披靡，节节败退。一阵激烈的厮杀下来，弱小的宋军丢盔弃甲、大败亏输，“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一个也不曾逃脱，悉数成了楚军的刀下之鬼。只是在公子目夷等人的拚死掩护之下，宋襄公才拣回一条小命，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狼狈不堪逃窜回都城，宋襄公一手挑起的泓水之战就这样在滑稽的场景中划上了句号。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目睹丧师辱国的惨象，不免心理失衡，牢骚满腹，纷纷埋怨宋襄公顾忌面子、爱惜羽毛，仁义至上、礼信为先而导致损兵折将，一蹶不振。可是宋襄公本人却很不服气，还在那里振振有辞，替自己的仁道精神、贵族雅量进行辩解，开脱责任：“用兵打仗嘛，根本要义是追求仁义、申明礼信，所以，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敌人，不捕捉那些头发花白的中年老兵，不阻阨敌人于险隘行动不便地带来取胜，不主动攻打还没有摆列好阵势的敌人。”
总而言之，一切都要讲究“仁义礼信”，一切都要做到文质彬彬，可见他本人对贵族精神的崇尚和执着之坚定性。直教人联想起“文革”时的那句“高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宋襄公终因大腿伤势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军礼”原则和用兵教条去见他的先公先王了。他的争当诸侯霸主的勃勃雄心、干云豪气，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杳无影踪了，真所谓“雪泥偶尔留痕爪，鸿飞不复计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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