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出自《辞海》的简洁解释大致的为我们勾勒出宋襄公的形象：
小国争霸——狂妄；
对敌“仁义”——愚蠢；
不听忠言——固执。
毛主席评价这位争霸不成的失败者是“蠢猪式的军事家。”伟人的话基本上给宋襄公盖棺定论，“宋襄公之仁”成为了愚蠢的代名词，但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愚蠢的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关于这个蠢人的一个疑问也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
这个蠢人倒也蠢的可爱，虽然他失败了，但是却让我隐隐感到一种钦佩。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所谓春秋五霸的第二位霸主为什么要由这个失败者充当呢？
仔细的审视历史，宋并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家，宋襄公更是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过不大不小的波澜。
宋作为商朝的继承者，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大国，是周初分封的公爵国家（最高爵位）。宋位于河南商丘一带，是当时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春秋争霸的时代是兵家必争之地。宋国虽然不能和齐、楚、晋、秦等超级大国抗衡，但是在中原一带的国家中实力还是在郑、陈、卫、蔡、曹等国之上的。宋襄公可以平定齐乱，号令邾国，杀死鄫侯，囚禁藤君，攻打曹、郑就说明了他有一定的力量，打个比方就好比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虽然不能跻身列强，但也是一方之霸。
实际上泓水之战前，楚国并没有压倒宋国的实力，即使泓水之战后楚国也无法完全制服宋。失败的宋襄公依然倔强的抵制着楚国，宋国也一直生存到战国中期。即使是宋国灭亡前不久，宋国的末代君王宋康王还能回光返照式的折腾一番，所谓“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取两城，并灭藤国，诸侯称之为“强宋”。”这足见宋国的实力不俗。
齐桓公晚年，奸臣作乱，诸公子争位，一代霸主凄凉而逝，齐国霸业随之凋零。宋襄公联合诸侯，平定齐乱，扶立齐孝公，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此事无疑提升了宋的国际威望。有了国际威望加上本来不俗的国力，宋襄公试图争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于是宋襄公开始会合诸侯，试图走齐桓公称霸的老路线，但是诸侯并不响应。这一点其实并不奇怪，要知道齐桓公开始会合诸侯的时候也是这样。宋襄公的错误在于不学齐候以德服人，非要以力服人，然而自己又没有绝对的压倒性力量。于是宋襄公在诸侯中的威信大大下降，连本来附和宋的曹国也抛弃了宋（曹的实力不弱，晋文公尚且不能轻易制服），宋的争霸愈发陷入尴尬。
宋襄公于是试图联合楚国，借助楚国的力量称霸，这更是一个大错误，要是先前的武力争霸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那现在的连楚政策更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楚国是个野心勃勃的大国，力量更在宋之上，怎么可能甘心为人作嫁，帮助宋当霸主呢？其实，内乱刚刚平定的齐国倒是可以利用，一方面宋对齐有恩，另一方面齐国也会乐于和宋联合重振国力。但是宋襄公攻击齐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又实行重楚轻齐的外交策略，对齐孝公没有足够尊重，基本消灭了联齐称霸的可能性。
盂之会宋襄公坚持不带卫队，组织一场“衣裳之会”，这本身很难说是对是错，起码作为一个“准霸主”宋襄公做到了堂堂正正，正而不诡。但是楚成王却是个背信弃义的主，他囚禁宋襄公，武力夺取霸主之位，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泓水之战”。
“泓水大战”，这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战役以宋军的惨败告终，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这场战争后，宋彻底退出了争霸的行列，楚国一时间不可一世，但是“泓水大战”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军礼”这一上古“战争法”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约束力，诡诈成了战争以至生活的基本原则，“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越发残忍，人心也越发凉薄。
其实说宋襄公的愚蠢是一种典型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在那个孙子诞生前的时代，无数的君王和将领都是像宋襄公一样作战的。西周和春秋前期是一个很有骑士风度的时代，战争虽然频繁，但是规模有限，双方凭借实力展开公平较量，失败的一方认输，胜利的一方“服则舍之”。宋襄公时代的“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就像今天的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禁止使用地雷，禁止屠杀战俘、平民一样是公认的原则，虽然也有人去破坏原则，但坚持原则绝对不是可耻的事情。破坏原则的胜利者成了英雄，坚守道义的失败者被讥为蠢猪，这种“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无原则民族绝对是可悲的民族。
宋襄公的失败使我想起另外一场战争“泌之战”。
“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
……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左传》中这两个精彩的细节，虽然描写的是残酷的战争，但是却充满了人文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