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亚清
　  宋国国土小实力弱，国君宋襄公却不自量力，一直想用“仁义”作号召，去称霸中原，结果被楚成王略施小计，在会盟的现场成为楚国的阶下囚。后经他弟弟目夷设计把他救回宋国，他不认真总结被囚的教训，却又起兵去讨伐郑国。楚国派兵协助郑国，宋襄公不认真分析交战双方的实力悬殊，却大言不惭地告诫臣下：“楚国兵力强但仁义不足，我国兵力弱却仁义有余。强兵怎能抵挡仁义！”

　　开战的第一天，宋襄公命人把写有“仁义”二字的大旗举得高高的。这时目夷看到楚军正在渡河，便建议宋襄公抓紧出击。宋襄公却指责说：“仁义之师是不能乘着人家渡河时去袭击人家的！”目夷看到楚军渡河后，正在岸边吵吵嚷嚷地整顿队伍，便又建议宋襄公乘楚方队伍正乱时打过去，定能大获全胜，不想宋襄公竟向目夷啐出一口唾沫骂道：“人家队伍还没整顿好，我们就打过去，这叫什么仁义！”等到楚国队伍整顿好摆成阵势，将士随着一声鼓响像潮水涌打过来时，宋军毫无招架之力，“仁义”大旗成了楚军的战利品，宋襄公腿上也中箭

　　差点丢了生命。兵员损失惨重，所有粮草、辎重都被楚军夺获。“宋襄公打义战”由此成为千古笑柄。

　　斯大林有句经典名言：“凡事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这里应当再加上一个“对象”才数完整。纵观宋襄公所作所为，不管在战略上或战术上，都不讲以时间、地点、条件和对象这四个前提要素。在战略上，他想称霸中原，却不考虑时间和条件是否成熟，只迷信“仁义”二字，结果成了人家的阶下囚。在战术上，大凡处理自己内部矛盾的事，一般都以“礼仪为先、后发制人”为宜；而在处理敌我矛盾的事，特别是在敌我对峙的战场上，则“兵不厌诈”，讲“先发制人”，绝无“仁义”可言。而宋襄公却不讲地点，不讲对象，仿佛只要有“仁义”二字就能感化对方，让持枪持矛的敌人立地成佛，难怪他又差一点丢了自己的生命。当今看到有些人办事糊涂，或为一件很明白的事争论不休，大都缘于忽视了时间、地点、条件和对象这四个前提。看来，在什么前提下应当办什么事，这是每个人应当经常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