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全 
 
    宋襄公是东周列国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历史定位，既有人将他看作当时的“霸主”，也有人斥之为“蠢猪”。

    那时候，周天子威信下降，诸侯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争接连不断，要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各国必须把选才治国、择将练兵作为首要任务。于是各国君主们选贤用能的才干出现了两极分化，或聪颖神武、慧眼识珠，成就“王业”；或庸庸碌碌、昏聩无知，招致国灭身死。唯独宋襄公在用人上颇值得玩味，可谓是毁誉参半、得失分明。

    得：善于因才授职。宋国在当时属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本地才子很多，而且宋国又是商的后裔，爵位是最高级的“公爵”，因而慕名来投的也不少。不管对谁，宋襄公都能唯才是举，无论是沾亲带故的目夷，还是毫无瓜葛的公孙固、向訾守、乐仆伊、华秀老等人，都安排了相应的岗位。因此，他的部下中可谓“人才济济”。这为其后来屡次关键时刻的化险为夷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善于激励部下。在伐齐战役中，先锋公子荡被敌偷袭“弃寨而走”，宋襄公没有急于追究责任，而是派大将公孙固“急引大军来救”，又令各路援军一道，将敌“杀得七零八落”，结果既使战局转危为安，又博得了公子荡等部将的衷心拥戴。

勇于为部下承担责任。在盂地会盟前，目夷建议“伏兵三里之外”。对此建议，他明确表态“子用兵车，与寡人用之何异？必不可。”不像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对部下的建议不置可否，持观望态度，成功了是自己领导有方，政绩归己，失败了是部下擅自行动，过诿他人。

    关键时刻用人准确。宋襄公被楚成王的伏兵劫持，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命，更没有向楚王哀求，而是当机立断，派遣能干的大臣目夷“速归守国，勿以寡人为念”。这一亡羊补牢的用人决策，使宋国“把守得铁桶相似”，从军事上成功地抵御了楚军的进攻，最终既守住了国家，也保住了性命。

    重视提高下属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书中交待只有几个字“待下人极有恩”。因此，当他身陷重围时，下属为了保护他，“个个身带重伤，兀自死战不退”、“无一存者”，最终突出重围。在这性命攸关的生死关头，能使所有部下“皆尽死力”，不是一般领导者能做得到的。宋襄公的前辈同胞、宋国名将华元就是因为轻慢了自己的车夫，导致了“各自为政”，自己也稀里糊涂地为敌所俘。

    善于运用综合手段。在送子昭回国的斗争中，他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用“仁义”作号召，派人“传檄诸侯”，建立了伐齐的统一战线。又高举“救遗孤”的大旗，成功地分化了敌人，兵不血刃地达到了目的。

    失：授职而不放权。大司马是军队的统帅，当他与宋襄公意见不一时，襄公不是冷静分析，而是大怒：“司马不愿行，寡人将独往”，轻率地定下了出兵的决策，并且没有让大司马来统率军队。

    外行领导内行。公孙固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宋襄公自己则是个十足的外行。在泓水之战中，有几次可以击败敌人的有利战机，公孙固都适时地建议“进兵”，但无一例外地被襄公拒绝。襄公过分自信于伐齐战役中的经验，认为树起“仁义”大旗，就可无往而不胜，结果是“宋之车甲，十丧八九”。

    不懂用人上的心理学。宋襄公也与其他领导者一样，常自恃对别人有恩，做事不顾他人感受。在向各诸侯发起会盟的邀请函（征会之牍）的署名问题上不经意间得罪了齐国，更严重的是，明明齐孝公是责怪他“重楚轻齐”的推诿之辞，他竟看不出来，认为是齐孝公的“衷肠之语”，为后来的会盟被劫埋下了隐患。

    领导越位。在正常的团体中，不同的职务有不同的角色定位，作为亲临战场的国君，应是整支队伍的指挥中心和将士们的精神支柱，其职责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协调各方，激励斗志，带头冲锋陷阵则是中下级军官的事。但宋襄公的表现是“自挺长戈，催车直冲楚阵”，把自己等同于一名普通士兵，使己方的首脑机关轻易地被敌包围，指挥系统顷刻瓦解，宋军大败。

    就这样，在用人上的得失不一，导致宋襄公的事业起伏不定，终究难成大器。用人得当的时候，他击败了第一个称霸的齐国，继齐桓公之后第二个实现了会盟诸侯，并数次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转危为安。因此，左丘明在《左传》中列“春秋五霸”时将他排名第二。在用人失当的时候，他使自己在政治上被囚受辱，军事上丧师败绩，身体上“右股中箭，断膝筋”，成了残废。诸侯们责之“博虚名”，在国内更是“举国无不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