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是殷商之后，孔子则是宋人之后。好仁义的宋襄公被楚人打败，好仁义的孔子则被口是心非的中国人打败。孔家店是无须等到“五四”时代再来砸烂的！这座未经孔子本人同意就冒名开张的千年老店，从孔子的弟子曾子开始，就始终在挂羊头卖狗肉。孔子如果活过来，一定也会像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主张愚忠愚孝和假仁假义的。有学者认为，孔子的仁学正是从殷商的信仰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甚至疑心，被周武王消灭的商纣王，也可能是个真好仁义的宋襄公，只是由于他的身败，才导致了名裂。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死猪不怕开水烫，作为好仁义的蠢猪，商纣王只好任由站在周武王一边的后人痛骂诽谤了。反正中国的御用历史学家，都是与韩非差不多的历史化妆师和整容专家。

　　老实说，如果非打仗不可，我欣赏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在战鼓声中的齐步挺进，也喜欢成吉思汗的蒙古马队没遮没拦的横冲直撞。那叫痛快！残酷吗？是的。但比把人卖了还让人帮着数钱要光明得多，比杀了你剐了你还要你高呼万岁更强十倍。人死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小鬼在登记入册时问你: 怎么死的？欧洲鬼说得明白：被罗马军团砍死的，被蒙古马队踏死的；而中国鬼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正跟铁哥们喝酒来着，脑袋就搬了家。可见中国人吃饭不敢用刀叉，只敢用筷子，是有理由的。珍珠港的美国鬼恐怕十分埋怨哥伦布，要不是他多事，他们至少能像祖宗那样做个明白鬼，而不至于死得糊里糊涂。但中国鬼多是不明不白的糊涂鬼，地狱的鬼判不收糊涂鬼，这些屈死鬼两千年来只好在中原大地上阴魂不散，作祟人间。

　　欧洲人经常有所谓“战争叫嚣”，希特勒就叫得凶。中国人准备打仗前，从来就没有“战争叫嚣”，而只有“友谊第一”的故布疑阵。看看三十六计吧，就知道中国人的所谓智慧是些什么东西了。在希腊，智慧是真理，是科学，是宇宙奥秘——这样的智慧，中国人并非不能领悟不能发现（比如有公孙龙），但我们中国人不把这样的客观真理叫做智慧。被中国人叫做智慧的，在所有其他的文化里，明明白白叫做骗术。既然骗术在中国被叫做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在中国就只配叫做骗术了。

　　于是你计来我计去，你有连环计，我有计中计；你有锦囊妙计，我有将计就计。算计来算计去，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没有算计成一个堂堂的大民族，而是算计成了脸厚心黑、毫无诚信的狡诈的民族。硬碰硬的民族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英雄，他们不需要军师。而诈对诈的中国人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奸雄，更取决于军师是否有狡智。因此，狡智之奸雄战胜仁义之英雄，成了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主旋律。这种毫无诚信毫无禁忌的狡诈和欺骗，已经深入血液，深入骨髓，深入灵魂深处，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到了鱼对于水、人对于空气那样毫不自觉的程度，到了举手投足之间就会随机应发的最高境界——欺诈已经完全成了中国人的第二本能。直到现在，每天的报纸上还在不断报道着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文盲和半文盲无师自通地运用所有传统的欺诈手段骗钱坑人，这些骗术在《中国智慧大观》之类灰色读物里应有尽有。中国人对骗术领域的穷尽程度，早已到了不可能再有任何新发现的彻底地步。帕斯卡尔说：“所有美好的格言都已经有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狡诈的骗术在两千年前都已经有了，不肖子孙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就行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点不错，三个毫无文化的臭皮匠，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每时每刻都充满欺诈的中国社会中，不聋不哑不太笨，耳濡目染，近墨者黑，他们就会成为刁民。臭皮匠们对欺诈的狡智早就习以为常，久而不闻其臭了。

　　臭皮匠们一旦吃了别人的亏，会毫不气馁（我真不敢说这是否算一种好品质）地甩下一句很光棍的话：“老子今天认栽了！”亲爱的同胞们，何谓“认栽”？认栽者，我的狡智暂时不如你之谓也。但是接下去还有一句更光棍的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真是十足的小人口吻——既然狡智被称为智慧，那么小人自称君子也算不得咄咄怪事。你以为这位光棍“仁”兄十年里是去苦修正道吗？非也，他是去历练狡智呐！所有不懂狡智的读书人，一概被称为书呆子，像我这样深通狡智（此话既大言不惭又深为惭愧）而决不运用的人，就更是书呆之尤了——因为读书人一旦深通狡智，鲜有不运用者。大到升官发财，小到邻里折冲，哪里用不上呢！张良本是在博浪沙扔大铁椎行刺秦始皇的莽汉，自从跟黄石公进修了韬略狡智，就能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帝师了。

　　中国人把最后的仁义之雄宋襄公嘲笑为妇人之仁，实在是颠倒了雌雄，违反了狡智之祖老子“知雄守雌”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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