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华远地产[简介 最新动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做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听众分享了他的梦想与信仰。任志强一直以敢言犀利的“大炮”形象出现在大众眼前，当天，他却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人”。
靠“拼爹”是不行的
任志强在演讲时透露，他在部队时有三次提干机会，最后被提为参谋，但因为其父说“在你这么大岁数我已经领导千军万马了”，所以任志强决心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任志强还透露，他在选择了复员，创业时没有干部身份，靠着自己和同事的努力，解决了几百个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任志强还表示，在改革初期，中央提出来第一次严打经济犯罪，因为奖金分配问题，他曾被检察院错抓，贪污罪名不成立，就以投机倒把罪，但最后发现都不成立，无罪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他父亲秉公办事。
“我会把这些告诉大家，仅仅凭富二代，仅仅靠拼爹什么都干不出来，如果把他扔到一边也许你能干得更好。”任志强强调，我不会否认父亲对我的影响，之所以最后能够闯出一条道路，获取成功，原因在于父母给了我一个完整的人生信仰。
任志强还表示他不愿意做官，因为官员只能分配财富，而他要做一个创造财富的人。从事房地产几十年，任志强创造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财富，任志强和华远[简介 最新动态]的成长历程，同样是相关行业制度、条例、法规的修订历程。
不能保护私权就不可能实现城镇化
任志强表示，城镇化是人类自由选择和竞争的结果，全世界发达国家正是依靠城镇化才能解决贫富差别、劳动收入、推动就业等问题。如果政府在制度上不能坚持市场经济，不能保护私有产权，那么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城镇化。
“现在对城镇化理解存在一个极大的错误，城镇化不是指住在哪，而是指收入来源，来源于农业还是非农业？现在农业劳动38%创造10%GDP，六亿多人分享着10%GDP。剩下6亿多人享受着90%GDP。”任志强指出。
任志强表示，居住在哪没关系，小布什回家后住在农村，因为居住人可以住在别墅里，而且收入来源来源于城市。所以你不管住在哪，是不是边远，能不能变成城市化，一定是市场化的最终结果。
你一定会再看到房地产下降周期
对于房地产的下降周期，任志强表示，房地产有三个下降周期，一个最典型的下降周期是1996年和1997年，之后才有住房制度改革和金融危机以后的对策。再往前一个周期，大概在海南和北海泡沫周期，这期间只有这几个地区处于下降周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下跌。
“最近一次下滑是2008年到2011年，一直处于下滑周期，2010年到2011年曲线是下降的，2012年下滑到底，全国各种指标都是负数。”任志强表示，现在没有恢复到一百，一百以上才是上升周期。房价上涨不代表上升周期，还要涉及效率问题。“我想你一定会看到下降周期。”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任志强口述，采写：徐绥之、齐馨，编辑：墨诞、米鹤都，主编米鹤都。编者授权共识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我得做我自己
任志强 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生于丹东。文革前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先后赴陕北、黑龙江插队。同年参军，1975年提干，曾任排长、参谋。1980年参与北京怡达公司的创立，次年正式复员，受聘于该公司副经理。1984年后任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华远总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后任华远总公司总经理、华远集团总裁、华润(香港)北京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他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
我的家庭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过去是出武状元的地方，有好些黄马褂和武状元的牌匾。我家那个村，将近一半儿都是一个大家族。祖上没有家谱，我搞不清楚这些，但村里人都能记住辈份。我女儿有次回老家，她当时只有七八岁，但很多人管她叫姑姑，农村老规矩叫姑姑就得给钱。我爷爷应该是富农，家里大伯还在，一直在农村当校长，有90多岁了，起码退休有30多年了。当地风俗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大伯是那里年纪最长，而且威望最高的。
我父亲叫任泉生，好像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1938年入了党。他属于知识分子，后来又在“抗大”四分校毕业。参加新四军后，他没当过兵，一直做的是类似后勤部长或者什么专员的财经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所在的中共豫鄂边区工作。1946年，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我父亲就去了东北。他在东北时曾出任过“东北六省”之一的省长[1]。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是毛泽东签署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现在算是我们家最值钱的文物了。
越南建国的时候，中央曾任命我父亲出任第一任驻越南大使，我父亲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李先念留下来了，分配到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64年，也就是第三届人大后，提了商业部的副部长。我父亲长期在商业部、供销总社系统工作，属于“财贸系统”的干部。
“文革”开始前后，我家从商业部机关大院搬出来，住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一个特大的四合院里。大院子里面又分成了七个院子，当时住了一百多户。我家住后面一个小院。搬家没几天，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就把我们家里的电话撤了。当时商业部部长是姚依林，他们几个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了，主要是我父亲在管业务。电话被撤的第二天，正巧总理、李先念他们要召集会议，让我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因我们家没有电话，于是，国务院只好打电话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还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就挨骂了：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到？我父亲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家里就又装上电话了。
我父亲在商业部主管供应，这是万万不能中断的。当时，造反派正准备抄我们家呢，就赶上这次国务院开会。这以后，机关造反派就不大敢惹我父亲了。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受到很大冲击。我印象中，在那时候的供应体制下，比如，全运会、抗震救灾什么的大活动，我父亲都是“副主席”、“副主任”。因为什么服装、布票、粮食、油、蛋，都得商业部供应。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救灾领导小组就是华国峰当主任，我父亲当副主任。
文革中，我父亲也下了一段儿干校。文化大革命唯一上调了工资的就是上海。因为王洪文要求中央给上海增加供应，提高工资。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给，因为确实紧缺，就跟王洪文吵起来了。于是，王洪文跑到总理那儿去告状。总理对我父亲说，你干脆去干校好了。就这样，我父亲就去东北盘锦的干校了。过了两年，他又被“解放”了，先是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太原市的革委会主任。那年还到山西去看过房子，让他准备先搬到宾馆。但是我父亲又没去成，还是让李先念给留下来了。当时商业部要恢复供应嘛。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第一时间和苏振华、倪志福等四个人坐了一架飞机去了上海，去接收“四人帮”的地盘。因为我父亲是被“上海帮”弄倒的，当然不会与上海帮有勾结，所以就选上我父亲了。他在上海还是管财贸。后来商业部人手不够，而且我父亲也不愿意在上海呆着，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身体老出毛病，于是就又回到商业部。这样，一直到他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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