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入党

　　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说明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一遇上入党、提干的事，几乎每次都有挫折。我是在38军的337团。团里干部子弟比较多，都是走后门去的。干部子弟当中，军队的子弟提得比较快，地方干部的子弟提拔得比较慢。我在部队入党、提干都挺晚的。

　　我前后填了三次党员表。第一次填表是1971年。当时部队都知道我父亲的位置，所以经常让我回北京来采购一些东西。部队除了买车——130汽车啊，还办理三产、搞副业，这些都不算部队编制的。春节还要给领导买烟啊、酒啊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控制集团购买力，物资很紧张。我母亲正好在北京市二商局工作，还是管供应。所以，我当兵的时候，经常借这些关系给部队采购一些物资。1971年那次我去买了一辆汽车，可还没等开回部队，就被我们团长的弟弟开出去玩给撞了。结果，连累我那年没入成党。

　　1972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填表，正赶上铁路文工团在我们团锻炼。他们的歌舞团就住在我们连。歌舞团里有一个我姐姐的同学，我当时在炊事班，她让我给她偷点儿吃的什么的，改善一下生活。我回家的时候也去她家里送过东西。后来就有人告状，说我跟她谈恋爱什么的。当兵的有纪律，是不能谈恋爱的。其实，她比我大两岁，而且，我那会儿还处于懵懂之中，对这些还不懂呢。但因为这事又没入成党。我本来在二营的步兵连，因为我姐的那个同学还住在我们连。于是，上级就决定给我换个连队，把我调到团直去了。这样，我就到了团直特务连工兵排。直到1973年年初，第三次填表才入党。

　　特务连有三个排，一个是勤务排，就是警卫排；一个侦察排；再一个就是工兵排，工兵排就是搞爆破。工兵排的编制最大，别的排都是三十多个人，我们排是五十四个人。我当时是班长。后来我当了工兵排的代理排长，那时在军区都是有名的，搞演习、搞爆破、烟火，效果都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候拍电影弄什么烟火都是假的，我都是用真东西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很多人还是跟我学的，我搞得早呀。像八一厂拍的《朝鲜战争》，也叫《虎虎虎》，一部军事科教片，是讲我们团在朝鲜战争的一个战例。所以我们团跟着去参与拍摄，那部影片的场景，我们弄的比八一厂更专业化，好多硝烟效果都是真的。但那部电影后来没公演。

　　“802演习”（编者注：1981年夏季华北大演习），我不在部队，没有参加，但是整个“802演习”的爆破方案是我做的。我以前带的一个兵，在我走了以后接我当了工兵参谋，曾找我让我帮他弄一套爆破方案。我就给他做了套方案，让他改改用。我们团是主席台前面的主攻，结果，他们把炸药量给弄大了，把周围五公里村子的玻璃都震碎了。当然，不光是因为爆破，还包括演习中炮兵的实弹、坦克的实弹，反正老远的玻璃都碎了。不过没死人就不算事故，给人家赔点儿钱吧。其实当时要是贴上第二防震纸条儿就没事儿了，或者药量小一点儿也没事。我当时没在现场，这些事都是他们后来跟我说的。

　　三次提干

　　我入党填表填了三次，我提干也是提名三次。第一次要提我当排长时，说我岁数大了，超过23岁了——那时候士兵要23岁以下才可以提干。第二次要提我当连长，为什么呢？那时候团里的这些干部要买电视机、自行车什么的，都是我去买的。那年头里像“飞鸽”、“永久”牌的自行车是买不着的，要凭票供给。当时，从我们团驻地到保定市大概有20公里，有很长一段没有公交车。团里领导的孩子都在保定上学，没有自行车，怎么去上学呀？当年不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吗？我就到北京市，跟人家说是支援野战军部队的，找个借口就弄到了。那时候，我一弄就是十辆八辆的。所以，我们团总是要提我干，但是，也没批。1976年我们团去内蒙给前方哨所打坑道。那次一共去了四个连队，我们侦察连去配合。我当时是工兵排代理排长，但还是战士。团里又上报要提我副营职，上级答复说不能直接提副营职，又给拦回去了。团里三次给我打申请提干报告，三次都被驳回了。

　　其实，我那会儿已经立了七次功了，三等功一大堆。在内蒙打坑道时，我又立了二等功。有一个连队在山的两头分开打，由于测量不准，把坑道打歪了，上下对不上，差了两米多。可我们连是自己设计的，修改了军区原来的很多设计，弄得非常好，成为军区的优秀工程，所以给我了个二等功。

　　我在工兵排就自学军事工程了。虽然当时学得很浅，但应该说我有点灵气吧。我那会不学原理，只学操作。比如说架桥、工事、碉堡什么的，钢筋网都是六层以上，都画在一张图上，你要是看不懂图纸，闹不好就排成一层钢筋了。六层钢筋已经很复杂了，现在的一般建筑都是四层的。这些对我后来搞房地产多少都有点儿用吧。当时，我们修工事的时候，计算圆弧、根号之类的，没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那时候都没有，全得自己算出来。我们在内蒙，什么都买不着，全是自己拿笔算。根号怎么求？初中学的那些东西，文化大革命一“扫荡”，全忘光了。我们几个人就“倒着算”，一点一点往回“对”，才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然后再求半径、求弧形、求椭圆形，什么都是生掰呀。甚至连纸都没有，就在地上，拿个棍儿划来划去，划来划去，最后弄出来了。要不然，连打坑道、建工事的那个模板，都弄不出来。

　　炮兵给我们派来了4个观察兵，专门负责测量。我们几个人就攒在一起，天天在那儿算，在地上写那么一大片。那个山大概有个四五百米，不是太高。部队住在山下，白天上山打坑道。帐篷都设在山坳里，要不然会被大风给刮跑。那儿的大风能把帐篷刮出20多公里去。有时候，我们三天都不下山，因为担心一下山，坑道就打歪了。

　　我们是春节前去的，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一直下到什么时候？一直下到5月29号！“六一”前停的。到了9月5号，又开始下雪。中间就那么一段儿时间没有下雪。我们干的还是重体力活，打坑道、堆渣土、放炮什么的，又累又脏。累就不说了，那里根本就没法洗澡，一个是没地儿洗澡，再则也冻得够呛。我们等到老天爷终于不下雪了，弄个大池子，把雪化在里头，就在那个里头洗澡。后来，副师长去的时候，带了辆防化连的消毒喷洒车，我们就在那里头洗澡。这期间，我们住在帐篷里，烧牛粪，到草原上一车一车地拣牛粪，平时吃的是罐头和压缩饼干。罐头还好，压缩饼干就没法吃了。吃一次勉强，第二次就恶心。罐头刚开始吃，还不错，什么胡萝卜啊，肉罐头啊。吃几次就完蛋。天天吃那玩意儿，恶心得够戗。宁愿去套那个旱獭，把旱獭杀了，烧烧，煮着吃。我们连老鹰、乌鸦什么的都吃过。等到地上的植物终于出了芽以后，什么野葱、野草，也想办法弄来吃。这些总比没有菜吃强啊！

　　我们那个地方是中国和苏联、外蒙交界的三角点，就在中国地图的那个“鸡冠子”的界碑那个点上。边境上界碑与界碑之间隔着好远，我们这边的哨所那时候属于内蒙的地界，那边那个哨所在黑龙江的地界，两边哨所的人对着走，对接上了再往回走，来回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这就算查了边防了。我们打坑道正式开工是三月份，到半年多坑道就打完了。最后，把哨所的工事全给弄好了。接着就是工事啊、混凝土碉堡啊。碉堡必须要连续灌注，不能灌一半儿停了再灌，所以，用卡车运水泥过去，再一袋一袋地扛上山。我们再把搅拌机拉上山。这时，边境对面的苏联坦克就排上了。当然，边界中间还有防火道，虽然隔得老远，但我们有40倍的望远镜，能看见他们的坦克都排上了。因为晚上灯光一照，搅拌机那大家伙再往那儿一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这边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副师长来慰问前线了。于是，当地部队经过军区提出来，要把我留在军区当参谋，说，反正你们又不用这个人，这个人是懂工程管理的，说了一大堆。我们那时候修改图纸，都是直接跟军区通话，所以当地军区都知道这些事儿。这下，我们那副师长急了，说：哎，人家要留这个人当干部，咱们多没脸啊。不行！然后问，他为什么没提干？干部部门说了半天，最后说是因为岁数大了什么的。师领导说，不管岁数大小，先给他弄个位置安上。紧接着，他们就下任命了。

　　要提干的时候，我正休假准备复员了。这时就接到部队的通知，让我回去。我一回部队就接到命令，从特务连调到二连当排长。由于是师里下来的指示，团里也巴不得呢，所以，审批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排长也就五六个月，就当了连职参谋。

　　思想升华

　　从1970年、1971年开始，我周边的几个人，就开始读书了。我们连有七八个。他们比我小一点儿，可以说当时都没什么文化。我们这帮人在部队学了几本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所谓毛主席要高级干部通读的“六本书”，[3]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都挺大，比如“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等理论，应该说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书并不多。到1973年以后，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对高级干部开放了，开始设在朝阳门那里。那时我经常去，里面的服务员都认识我。有了内部书店后，我们读的书就比较多了，那时候读书，是一摞一摞地读。

　　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几年的过程：从1966年底到当兵，再到1973年这六七年，逐渐发生了变化，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点完成的，而是几年凑成了这些变化。毕竟那时候小，思想不成形。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当兵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成型了。我们这几个人的性格培养，实际上跟部队是有关系的。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也是诡辩。我们那个思想成型过程，其实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例如：范文澜是跟郭沫若对着的，这两个人的历史观相互矛盾，他们俩都有点儿诡辩。因此，在我们思想成型的这个过程中，起码学会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

　　1976年总理逝世时，我们在山上，包括以后“四五”天安门广场这些事儿，我们都没参与。但是，情况都知道。我哥哥他们给我寄相片，说总理死了，发生了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总理死的时候，我们团里这些干部子弟，在大礼堂放哀乐，组织人去悼念，是我挑的头。团长、政委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怕犯错误。那时候谁弄得清楚啊？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参谋了，我们一帮人带着枪、炸药什么的，回了北京。当时以为中国要大乱了，准备上山“打游击”去。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两次准备“武装斗争”。其实，所谓准备就是大家在一起瞎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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