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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拧不过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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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靠看不见的手用经济规律来管理市场的一种经济。
什么是计划经济，就是用看得见的手来操纵经济让经济规律不完全发挥作用的一种经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正是这两只手在博弈中不断对抗的一种经济。
很明显，完全的计划经济自苏联的高速发展中止后已被所有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废止了，包括中国、印度、古巴以及曾经号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大约全球除朝鲜仍在忍受计划经济给国家与国民带来的贫困之外，再也没有人会吹捧计划经济的神圣了。
但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不相信看不见的手会发挥调节作用，并不断的用看得见的手操纵市场经济的国家却颇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相信奥地利学派的观念，而偏好用凯恩斯主义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但凯恩斯看得见的手是否真的能战胜经济规律的不可逆转性呢？也许最终仍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经济规律会让看得见的手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
尤其是几乎全球所有的重大经济危机的产生都来源于看得见的手的操纵结果。而自然经济周期的调节最短的都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而看得见的手制造的“救市”结果都是让经济危机的恢复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成本和更长的周期。
看看中国房地产近十年的发展就可以看出政府调控的悖论和被扭曲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得不做出的让步。经济规律并不会向政府的行政命令低头，而只会被环境压抑而歪七扭八的顽强报复。
1998—2002年是住房改革从福利到货币分配的攻坚阶段，但并没有出现住房价格的暴涨，平均年均房价的增长仅为3.5%以下，而收入的增长却超过了年均9.5%以上，重要的在于从土地到市场的供给是一种无垄断的自我调节。而城镇住房的人均面积却大幅提高，而这一阶段的城市人口增长年均达到了2400万，远高于后一个同样的年份阶段。
自2002年出台土地招拍挂制度之后，土地开始被强制性的垄断了。市场无法用自我调节的方式来保证土地的合理供给了，随后的8.31大限让土地从较容易取得变成了极度稀缺的资源，因此土地的价格在看得见的手的操控下变成了垄断的非市场合理价格，并且推动了房价有形的上涨。
土地实行垄断性的招拍挂制度目标非常明确的提出的是防止国有土地的资产流失、防止因土地审批而产生的腐败。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要捞足应从土地资源中收取的地租。
我并不反对政府应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收取合理的土地租金，但高租金必然带来的一定是高房价。虽然国土部门坚决反对土地价格上升推高房价的事实，但却不能否认大量的天价土地引发的价格战。
官方部门大约认为是投行在引发土地价格战，并推高了土地的价格。理由是大量的上市公司是根据土地的储备量在进行估值，并促使了大量的上市公司在拼命的扩张和进行土地储备。然而如果不是看得见的手在垄断土地的供给并让土地成了竞争中的稀缺资源。投资的精英们又怎么会糊涂到将土地储备作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估值核心呢？难道不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在挑动这根逐利的神经吗？无论如何这笔账都只能记在政府招拍挂政策的身上，而赖不到投行的身上。
2003年正是城市改造与建设进入了高潮的时期，本应用支持与扩大供给的方式来解决供不应求的矛盾，但错误的以为房地产是引发投资过热的主因，而误读了商业开发对原计划经济福利分房建设的替代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再次用关紧土地供给与银行信贷的两个闸门来硬性的调控市场，出台了著名的121号文件。
一是，减少了增加攻击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自2003年至2006年连续四年土地的供给都在以17—25%的速度下降，土地价格自然在供给减少的条件下暴涨，房价也水涨船高的被推高。
二是，提高了企业投资房地产的门槛。用自有资金的比例提高和信贷的紧缩减少了必要的供给量。不但使中小企业无法进入和扩大投资，也让民众深感供给量预期大大降低的威胁，房价又岂能不长。当年房价的上涨超过了10%，但是造成房价上涨的原因仍然是看得见的手在起到积极的推动。
从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定律出发，政府在又想缩小供给、又想降低房价、又想从土地中获取最高利益、又想让普通民众能通过市场购买商品房的行政愿望注定是会失败的。
当供给减少引发市场的供给不足时，政府慌了手脚，于是就想用压缩需求来缓解供不应求的矛盾，随后出台了严格限制拆迁以降低城市建设速度、减少城市拆迁引发的刚性需求。2004年仅拆迁就压缩了近8千万平方米。
城市拆迁改造是原有建设用地的再造，是充分利用城市旧有土地资源和解决棚户区落后状况的重要手段。当旧城区改造被强制减缓而住房矛盾加剧时，城市就不得不利用新征农田而弥补建设用地的需求，又再次加大了18亿亩红线的控制压力和引发了失地农民的一系列问题。也许旧城区中的户籍人口倍感房价上涨的压力，又是看得见的手在错配资源，导致供求矛盾的加剧。
2004年之后陆续出台了大量的组合拳，用于调控市场，而结果都是与政策的预期相背的。
如为防止二手房交易的价格上涨，政府出台了各种交易的税费。且不论这个政府任意增加的税费是否有强制性掠夺个人私有财产的权利，仅就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看，任何增加交易税费的行政干预都一定会增加交易的成本，从而使价格上涨。尤其是所有增加的五种税费都是可转移的一种交易成本，最终一定会让消费者而非出让者承担更高的交易成本与费用。
本来中国历史上五十多年的建设过程都是在计划经济的强制下进行的，80%以上的建筑都是不能满足居住条件或生活品质提高的小户型。本来可以通过降低二手房交易的成本让更多原来居住于小户型的公民向新的大户型转移，形成递次升级的改善型消费。而将旧的小户型形成市场供给，并让本就在收入上与商品房无缘的家庭，可以通过这些低价的旧的小户型得到改善。
当二手房市场在遭遇不公平、不合理税收掠夺的打击之下，一手房市场也出现了倍受政策打击与扭曲的现象。
当社会需要改善与提高物质消费需求时，当住房私有化之后公民有了选择权时，新房的建设已经摆脱了原有国家计划经济硬性规定的标准，逐步放开了房型的面积，不再按福利分配的强制标准执行，而力图将房屋设计得更合理、更舒适、更实用，也必然随收入的提高扩大了户型的面积。
但户型面积的扩大必然导致购房总价的提高，拉大了支付能力的差距。
同时由于土地供给量的限制，造成土地资源的紧张和取得土地的成本提高，于是开发商在生产产品的选择上会优先于生产高品质、大户型的住房，以获取合理的利润。
这样在政策的逼迫之下，市场被动和主动的选择就出现了政府意图相背的产品结构。政府希望用小户型、低价位来满足市场中的普通需求，但投资者却在土地的紧缩与成本的提高之中选择了大户型和高端产品。如果没有二手房交易高税费认为的破坏之后，一手房市场又在土地、信贷双重封锁中不得不追求高利润，让政府的意图再次被经济的必然规律击碎了。
于是政府不去按经济规律解决政策的扭曲，反而再次出台了强制性的差别税收政策和硬性规定，以试图用强有力的手去扳回产品结构调整的败局。
先是用120平方米和不大于20%的系数对市场做了产品的硬性约束，试图用税费来限制产品的户型面积，并对消费产生约束。但没想到的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买中央的账，都选择了最高限为市场创造改善与扩大需[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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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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