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

　　之后，我上了石家庄步兵学校，是参谋队的学员。我们38军去了一堆人：什么刺杀冠军、战术冠军的，都到那里去学习，我们团就有四五个。石家庄步校是干部学校，学员都是干部。我们是第二期，学制一年半。我原来在部队当过“军事教员”，因为我是个爆破专家，所以，那时候训练打坦克，炸药包、地雷这些，都是我去讲课，到各个团里讲。工兵学有四本书，包括爆破、架桥什么的。我要把这些书里符合我们专业的部分摘出来，教给连队战士们。给部队讲课的那套教材，就是我自己编的。我在石家庄步校也就上了几个月的课。当时我们团抽去八个人去当教员。我不是教员，是学员。他们说，你学这些破玩意儿干嘛？在团里都是你教我们，现在让我们教你？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就申请回部队了。

　　当然，我在步校也学了一些东西。我当参谋的时候，军委要考核，我负责修靶场，什么设计呀，画个图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例如：轨道、跑靶……这些东西学起来你看着挺简单，其实也有不少技术呢。照葫芦画瓢这一套东西，很容易就学会了。比如画作战图这一套，是有规范标准的。但每次画的内容都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敌情不一样，是有变化的。

　　在部队十来年，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是在意志上。38军的传统是只能胜，不能败；这场败了，下次也得弄回来。解放战争打四平时候的那一仗，前三次都打败了，第四次才彻底打下来。这是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传统。我们裴副军长当年当师长的时候，在射击场训练他就站在靶子旁边，连一米都不到，还告诉你这靶打得“偏左了、偏右了”，就这么训练。当然，打靶的都是好手，肯定不会打得太歪。但是也没人敢这么干。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真要说打仗，是没问题的。不但意志没问题，军事技术也没问题。1970年代中期，全军刺杀比赛的前十名中，我们军占了九个。第一名是谁？让给了另外一个军的选手，因为他是代表战士当选的中共“十大”代表，上面要求得让他当冠军。我复员后，部队的这个传统作风对我还是在起作用。再一个，就是在部队当参谋的时候，搞作战计划什么的，这是一个系统指挥的管理，其中有各兵种的配合。这使我在计划和指挥能力方面获得很大锻炼，对后来搞集团公司，还是很有用的。脑子里想的问题比较多，就很少在指挥上出现单兵作战或顾东不顾西的问题。

　　在部队有件事让我出了名。那年，我在部队修靶场。副团长带着一个连队来了，要打靶。我说，不行！我这儿正干活呢。他让我们先停两个小时。我没同意，我说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把副团长都给轰回去了。于是，团里“哗”地传开了：嘿，他一个小参谋，副团长带一个连队都在那儿站着，没打上靶，又带回来了。那个连队的人后来到处乱传：“参谋把副团长给轰走了”。所以，我们团长说我是“鸡肋”。他叫我“鸡肋”是因为我老提反对意见，其实就是爱说实话，部队里可不爱听这些。可是这次是他自己下的死命令，要我按期把靶场弄完。我们是白天晚上加班，打一次靶，没四个小时是完不了的。大白天的，我怎么干活啊？后来，“鸡肋”就叫开了。

　改革弄潮

　　我当兵的时候，团里敲锣打鼓给我们家送喜报，说我立功了。我回到家，想让老头夸我几句，老头不但没夸，还说：我们这个年龄，早就当多大官了，你这算什么玩意儿啊。我一气之下，说，去他妈的，不干了。1980年，我就提出复员算了。我在北京晃了一年，没回部队。那时候部队已经给我提官儿了，任命我为作战股长。但是我没回去，所以命令被取消了。我最后是按连职参谋复员的。

　　从部队回来，我连户口都上不上。后来找了个警察，证明我是从西城区走的，于是，在西城区落了户口。当兵反正有当兵的那套手续，不再管以前了。我原来的户口其实还在延安，等于我重新设了个户口。当时转业分派工作是去公检法系统，我不愿意去再受约束，所以我是主动要求按复员办的。

　　北京当时有吃饭难、做衣难……这么“五难”。北京市就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和“联社”这两个重要机构，集中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和北京市城市服务的“五难”问题。国家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发展小商业。北京市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堂兄曾小凡办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号称是两大私人公司之一嘛。北京最早的两大私营企业，钟家仑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号称是第二个。曾小凡家是曾国藩的后人，我姐夫家是曾国荃的后人。

　　公司一开始叫“北京市青年服务社”，后来改名叫“怡达”，就是在“北京市联社”之下办的。搞北京青年服务社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租了个小破民房。那时，我还没复员，不过他们一成立，我就去给他们帮忙了，但没拿他们的工资。他们也不太懂怎么做生意，就借我这社会关系，从农村收购兔皮，然后出口。我就帮着跑到广州去，通过外贸公司办理出口，办理许可证这些事。我的同学、朋友比较多，所以，到处乱跑帮帮忙。这第一单生意因为汇率一变化，结果还赔了。

　　我复员以后，就在怡达干，想干点儿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动力就是想自己闯出一番天下来。我们是集体所有制，一开始什么都干。这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长提出来，你们来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把院里一些孩子的就业问题给解决了吧。于是，由曾小凡牵头，我出面跟农科院签了一个协议。我为什么愿意去农科院，因为事先我跟院里说得很清楚：做事得我说了算，反正你就给我这么多钱，说好到时候给你上交多少钱就完事，我自己决定用在哪里。我们后来干了一大堆事：开了个小商店，还有洗衣部、冰箱修理、做模型什么的，见缝插针，可以说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时在农科院门口还盖了个“天天饭馆”，早上四点钟起来炸油饼，我也跟着干。晚上11点钟算账、数钱。那时候，商店卖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收的都是一分钱、一分钱的钢镚儿，一摞一摞地数，数着数着就睡着了。这算好的，有天中午一个战友找我说事，我们俩就在那个小饭店里说着话，我就睡着了。累到这种程度。这期间，我们还卖过服装、水果什么的。那时候，我还看过摊，白天卖葡萄、卖香蕉，晚上就睡在摊儿上，蚊子是飞来飞去。

　　那几年我干得还不错，收入也不错，一个月可以拿到300多块钱，算很多了。农科院前前后后大概投了30万元，我每年还他们10万块钱，都是按期还的。有钱挣，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10万块钱就很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些孩子、家长满意，有了工作，有钱挣了。1984年的时候，员工差不多有60块钱工资了，已经超过普通人的收入了。那会儿，农科院决定要把我调过去，让我当处长，专管这些服务公司。

　　1983年3月整党，把我从农科院调回“怡达”参加整党。“联社”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专门查我们，查了七八个月。最后，没查出什么，就派了几个人来重新弄这个企业，把我当时弄的商店都给收走了，由他们接管了。我在怡达是副总，业务是我在主管。我当时本来还在犹豫，是不是继续在怡达干下去。这么一整，促使我去了华远。

　　1984年年初的时候，华远公司在招兵买马。华远的总经理戴晓明原来跟我并不熟，有天他找我了解一个情况，我请他们在便宜坊吃饭。这样，我们就侃上了，侃完以后，他说，干脆你到我这儿来算了。我记得他开的是辆小破汽车，还得摇，不摇打不着。他是从西城区的机关下来的，不太懂办营业执照什么的这些事情。我当时都开了十几家企业了，这方面比他熟。怡达的事使我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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