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一年

　　我在狱中一年零两个月，主要在半步桥监狱。

　　监狱里犯人只能看些什么《法学概论》这些书。我在监狱里倒是学了好多法律，那时候没事干，天天就在那儿念。应该说已经学得很不错了，恨不能都背熟了，哪条法律在书里多少页都知道。那时我还替别人写状子呢。我大概看一下那个起诉书，就知道是“缓刑”啊、是“无罪”啊，是“死刑”啊，还是会判“多少年”啊，基本上都懂，而且估计得还倍儿准。什么“严重”，或者“特大”，这些词儿一用，就知道该判多少年了。这对我以后学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倒是很有帮助。

　　我们二十多人关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说来也很怪的，那时是第一次“严打”，抓了一大堆处级干部。我们屋里就有七名党员。所以，那些刑事犯也不敢惹我们。我们七个人联合起来，也不管有罪没罪，组织个“党小组”什么的，互相保护。后来，我们中间有四个人是无罪释放的。一个是北京市冷冻机械厂的厂长，那时候不是有“星期天工程师”[5]吗，但他们说“星期天工程师”可以拿钱，厂长星期天兼职不能拿钱，因为厂长算行政职务。其实是有人想整他。实在瞎胡闹，但不能白抓啊，后来判了半年徒刑，又缓期了两年，实际上就是无罪释放。另一个是中资机构的老总，外贸部前部长李强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检察院说他私人倒腾两千万在香港设立境外公司。实际上是李强、国务院都批准了的事。最后也无罪释放了。还有一个是哪个部委普查办公室的主任，他呢，是为了省钱，把全国普查的那个钱办了个小印刷厂，印刷的全部都是全国普查用的那些资料、表格什么的。他个人没拿钱，印的又全是应该印的，自己弄个小厂子，省了钱，还可以安排单位多余人员搞第三产业。那时候国家机关不允许搞第三产业，说他把全国普查的钱拿去私营了。一开始判了他十年，等他申诉完了就放了。那时候就是可笑，很多界限说不清楚。

　　放我的时候才有意思呢：检察院的先是跟我们的书记、经理谈，说，任志强不能去告我们，这是第一个条件。我说我能有精力去告他们吗？第二件事是要安排一个检察院的家属到我们公司工作。戴晓明他们同意了以后，才放了我。不然，他们就不给你发裁定书。这都是什么事？那个西城区的检察员，说我无罪，但市里不干。他真是比较正直，认为无罪就是无罪，最后这个检察员就要求辞职。检察员是由人大批准的，不是随便可以辞的。上面先是不同意他辞。他就跑到北京站卖了两个月汽水、冰棍，意思就是我不干了。最后区里没办法，同意他辞去了检察员。他现在还在给华远当律师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就是无罪，人家很清楚。市里其实也清楚，但最后裁定书里还不写你“无罪”，写他妈的“可不认为有罪”。什么玩意儿？

　　当时这个事，政治斗争不政治斗争的，没人明说，都是暗的。上面有人可能不只对华远公司不满意，但是想从华远这里找点儿茬。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东西来，我最后还是无罪释放。但是，区里还非得要给我处分，于是给了我个党内警告处分，到现在这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没法取消。党员大会讨论的时候，戴晓明第一个说：“反对的举手”。他先表决“反对”，并第一个举手。一帮人在党员大会上都反对给我处分，结果就没通过。我本来就没事嘛。最后用什么借口呢？是以“管理不善”的名义给我的处分。我的副总不是被判了刑嘛？其实，他的事和我没关系。

　　后来，提我当华远的副总，区里就因为我的这件事不肯认账。戴晓明说，我们集团决定了，就算任命了，不管区里认不认。政府的副处级干部，就由组织部管了。这样，过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区里看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才给我正式任命。1990年戴晓明离开华远、我接任总经理的时候，还是这样。区里一开始也是不给任命，还要我代理工作。这当中，公司要换法人代表，企业没法人代表不行啊，最后他们同意我当法人代表，但还是不同意任命。又过了一年半，到1992年才任命。再往后，区里看我们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他们有点儿过意不去，而我又老提旧事。最后他们说，“我们也不能取消党员处分，你就当个人大代表吧，就算没什么问题了”。可我当人大代表时，人家又说我老投反对票，还是弄个政协委员吧，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你没有投票权了。所以后来又让我当了市政协委员。我这个政协委员，就是因为这件事。区政府以这种方式算是给我“平反”了，你再说别的也没用。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