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已经自觉输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好准备,带著马、恩全集上山"。
庐山会议的真相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定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庐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成为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开始了,会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的意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下讲话、讲什么内容有些举棋不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区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
现在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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