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坚力量，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进而稳定全军。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林彪拉帮结伙，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江青还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查抄赵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销毁她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保吴法宪、邱会作等手下几员大将，后来又为了整掉杨成武，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颇有好感的毛泽东，同意把他拿下来。事成之后，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应该说，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更多的则是暗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后，被林彪视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得知黄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锋头超过江青。这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堆名字。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它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下去，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超过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本书前面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仁堂"之前，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但又对林彪奈何不得，于是迁怒于人。再加上当时黄永胜也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非要雕他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黄永胜进京是林彪亲自点的将，又因参加过秋收暴动而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不大买江青的账，没有上门烧香拜佛。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再度发生龃龉。这回双方出场的是各自的秀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围绕九大报告的基调，互相争锋攻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在由谁来执笔的问题上，张春桥自告奋勇，提出由上海来承担，起草九大报告。自认为是党内头号笔杆子的陈伯达不愿意被张一人抢了风头，要求毛交给他来写。而林彪也不想让中央文革抢先，遂准备自己动手，先写个提纲，等讲完后再整理成文，为此还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秘书、老婆、儿子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概是想在陈伯达和张春桥两个秀才之间摆平关系，于是提出林彪自己写"太累了"，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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