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笼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特别是当他的权位日益巩固之后，更想见好就收。而林彪起初也真以为毛泽东相信他，放手让他起草，便认真搞起来。

　　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毛泽东并不相同，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曾私下征求过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自己对经济是外行，抓经济工作还是要靠周来做。

　　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大概是由于陈已经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或是既想体现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触犯了毛泽东的忌讳而颇费踌躇，总之起草工作进展缓慢，迟迟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促下，陈伯达才在三月初勉强交出了原定十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

　　谁知，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而且对陈拖拖拉拉，耽误了九大的召开，感到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善于察言观色的康生已经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稿子老大不高兴，不愿夹在毛、林之间左右为难，于是索性把执笔起草九大报告的事情推给了张春桥。陈伯达见毛赏识张，把自己撇在一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毛甚于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明之火的弦外之音，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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