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李白七岁时就能作诗，他看见樵夫、农人在家乡美丽的山水间劳作，写下了“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的诗句。

据李白自己讲，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青少年时期的刻苦攻读为自己积攒了雄厚的诗家资本，他可以从上自《诗经》、《楚辞》下至齐梁诗人那里挪借无数诗材。学得多，用起来当然就得心应手，他常常能用看似单纯豪迈的语言来表达深厚的情感与蕴意，如《早发白帝城》、《子夜吴歌》等名诗中的名句。李白注重学习民歌的语言和当时的口语，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尤其五七言绝句，把乐府古题发展到“情深词显”的境界，既有民歌风味，又具个性特点。如《长干行》显然受《孔雀东南飞》、《西洲曲》的影响。像这些诗句：“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妾薄命》）。具有民歌的比兴手法。“一回一叫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生动的口语又饶有民歌气息。

李白具有远大的抱负，怀抱“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

“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封建时代，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走科举考试是一条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李白豪放不羁，自视甚高，自我评价：“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这样的人，自然不愿意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后者。

李白离别了故乡山川，驾舟出三峡，一会儿《望天门山》，一会儿《望庐山瀑布》，一会儿《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会儿“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搞得动静很大，连皇帝都知道了。

有一天，李白正在剡中（今浙江嵊县）漫游时，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要他立刻赴长安，玄宗要召见他。等他赶回南陵（今安徽南陵）家中时，第二道、第三道诏书又连连下达，催他火速动身。皇上连下三道诏书诏他去长安，李白兴奋不已，以为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弘愿终于能够实现了，于是吟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诗句，扬鞭催马，晓行夜宿，赶赴长安。

李白在长安得到了玄宗的召见。玄宗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召见时，唐玄宗步下御辇来迎接他，让他坐在精美的七宝床上，亲自调羹给他吃。玄宗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让他即席赋诗，李白总是一挥而就，文笔奇丽，气魄宏伟，唐玄宗赞赏不已，任命李白为翰林待诏。

翰林待诏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告诏令之类文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诉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自己深居宫中，沉溺声色。玄宗曾一度重视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偏是李白不懂事，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一个驯服的御用文人，于是，玄宗疏远了他。而李白在得意了一阵以后，也发现皇帝欣赏自己只不过是要写点华美诗章，作为享乐生活的点缀，失望之余，只有以酒浇愁了。

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宽阔的胸襟，豪迈的性格。

李白在长安的一年多时间，“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政治幻想破灭，自己的个性，又不愿意和其他权贵“丑正同列”。于是，上书“肯请归山”。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还”。李白大发牢骚：“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十五），一边骂，一边走马离去。

这一离去，李白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几乎没有了再实现的可能性，他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幻灭。他的心理很矛盾，他要用他的歌喉高歌理想，但同时又在悲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在矛盾冲突中，时而激愤、时而消沉、时而昂扬、时而颓废。

这以后，李白的诗的意象往往都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现实作客观如实地描绘，而是任想象驰骋于天空大海高山之间，将历史、神话、梦境、幻境及大自然融为一体，所谓神驰凡极，心怀四溟。运用他独特的艺术联想，把看似不相干的意象溶合于诗中，形成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如《古诗》第十九首，通过游仙来揭示安禄山称帝的把戏：“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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