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孔子要建立一种价值，要人坚守，老子要破坏一种价值，要人放弃，也是一种和历史与经典的文本实际不符的“读后感”。我在《三位一体老孔庄》中对老子、孔子、庄子他们要倡导什么，他们的观点之间的异同，已有详尽分析，收录在《老子走近青年》中，不再赘言。这里要说的是，笼统的说“建立”或“破坏”“一种价值”，在逻辑上说是不合法的。《老子》要否定的是什么“价值”？孔子要建立的又是什么“价值”？要建立一种“价值”，必要破坏一种“价值”。现存的“价值”不须破坏，也没有建立一种新“价值”的必要。现存的“价值”体系无须改进、完善，也没有人能提出新的“价值”观来。
“坚持可以让人变得很崇高，放弃可以让自己变得自由”，把“崇高”和“自由”对立起来谈，好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崇高”了就不“自由”，“自由”了就不“崇高”，这实在是鲍鹏山先生的发明，但逻辑上难道不荒谬吗？但这样的话语是有很强的现实危险性的。譬如，鲍鹏山先生是推崇孔子的“崇高”而“贬抑”老子的“自由”的，一旦取得话语权，就可以“崇高”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像这种剥夺“自由”的“崇高”，在中国见到还少吗？如果倡导“国学”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崇高”的价值，那么，我一定义无反顾地反“国学”，我不能让后代中国人再经历文革那样被剥夺“自由”的岁月。因为我在还真的《老子》《论语》《庄子》等经典中看到的是完全与之相反的“道德”价值观，所以，我大声疾呼要建立“国学”，要研究古代圣贤的心谛。
鲍鹏山先生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道德经》）
老子思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反智：把圣和智放弃了，把仁和义隔绝了，把生活中的巧和利，也就是一些科学技术都抛开，民众才会恢复慈孝，社会上才没有盗贼。老子认为，世界很多的矛盾是因为技术造成的。有个词叫机心，是一个贬义词，指人心不纯朴，心计太深。这就来自于道家哲学，所以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技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人心的堕落，为了人心的不堕落就不要技术的进步，这就是老子反智思想的来源。
首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的白话意译应为：“不以圣人自居，不用智谋治国，这样反而能使民众获得百倍的利益；不以仁者自居，不用伪装成兄弟情义的物质笼络手段去建立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使民间恢复子孝父慈的自然亲情；不以拥有巧物自喜，不追逐超高利益，这样就不会有专门偷抢贵重之物的盗贼。”“绝”是“不去追求”，“不以此自居”的意思，和“弃”的意思有不同，详细考证请看《还吾老子》。
“智”不是一般而言的知识、智慧，而是指的智谋。《老子》明确反对“以智治国”，什么是“以智治国”？就是君主把臣下、民众当敌人看待，用计谋来对付他们，利用、役使、笼络、控制、威慑、惩罚，就是后来荀子、韩非子大力提倡的那一套。
对“以智治国”，不仅老子反对，鲍鹏山先生每每拿来和老子作比较的孔子同样明确反对。
《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论述“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时代是“谋闭而不兴”，“小康”时代是“谋用是作”，“谋用是作”就是“以智治国”。
《论语·为政》篇又记载：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以智治国”。因此，反对“以智治国”可以说是春秋时代诸子的共识，以此为“反智”，老子、孔子都反智。
说到“机心”，《老子》中根本没有在个概念，这是《列子》、《庄子》中提到的。但《老子》反对“民多利器”，反对“人多伎巧”，反对“奇物滋起”，反对“法物滋彰”，为什么？
因为“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昬”，利器就是武器，武器多了，诸侯、大夫就会野心膨胀，想用武力去威胁、征服他邦。
“人多伎巧”，则“奇物滋起”。当时，手工艺发展了，使一些人能制造出各种奇巧的奢侈品，进献给君主、贵族，换取大量的财富。君主、贵族的财富哪里来？还不是从民众头上搜刮来，与从对外战争中夺取来。
“法物滋彰”也一样，“法物”就是君主用于祭祀等公众场合之物，是明文规定向老百姓无偿征收的，用现在的词可以说是“办公用品”，“法物滋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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