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的白话意译应为：“不以圣人自居，不用智谋治国，这样反而能使民众获得百倍的利益；不以仁者自居，不用伪装成兄弟情义的物质笼络手段去建立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使民间恢复子孝父慈的自然亲情；不以拥有巧物自喜，不追逐超高利益，这样就不会有专门偷抢贵重之物的盗贼。”“绝”是“不去追求”，“不以此自居”的意思，和“弃”的意思有不同，详细考证请看《还吾老子》。

“智”不是一般而言的知识、智慧，而是指的智谋。《老子》明确反对“以智治国”，什么是“以智治国”？就是君主把臣下、民众当敌人看待，用计谋来对付他们，利用、役使、笼络、控制、威慑、惩罚，就是后来荀子、韩非子大力提倡的那一套。

对“以智治国”，不仅老子反对，鲍鹏山先生每每拿来和老子作比较的孔子同样明确反对。

《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论述“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时代是“谋闭而不兴”，“小康”时代是“谋用是作”，“谋用是作”就是“以智治国”。

《论语·为政》篇又记载：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以智治国”。因此，反对“以智治国”可以说是春秋时代诸子的共识，以此为“反智”，老子、孔子都反智。

说到“机心”，《老子》中根本没有在个概念，这是《列子》、《庄子》中提到的。但《老子》反对“民多利器”，反对“人多伎巧”，反对“奇物滋起”，反对“法物滋彰”，为什么？

因为“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昬”，利器就是武器，武器多了，诸侯、大夫就会野心膨胀，想用武力去威胁、征服他邦。

“人多伎巧”，则“奇物滋起”。当时，手工艺发展了，使一些人能制造出各种奇巧的奢侈品，进献给君主、贵族，换取大量的财富。君主、贵族的财富哪里来？还不是从民众头上搜刮来，与从对外战争中夺取来。

“法物滋彰”也一样，“法物”就是君主用于祭祀等公众场合之物，是明文规定向老百姓无偿征收的，用现在的词可以说是“办公用品”，“法物滋彰”，办公用品大大奢侈化，办公经费急剧增加，人民的负担就日益加重。生活水准下降，又看到做王做侯做贵族这么享受荣华富贵，心中不平，就“盗贼多有”了。

因此导致了《列子》、《庄子》的反“机心”，“机心”就是投机取巧之心，不劳而获之心。所以，老子从来没有认为，“世界很多的矛盾是因为技术造成的”从来没有反对“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技术的进步”，而是反对贪欲带来的腐化堕落与两极分化。《列子》《庄子》里可能记载了当时某些人反“机心”的过激之辞，但就像工业化时代早期，工人仇恨并破坏机器，并不说明工人阶级反对大机器生产这种先进生产力，反“机心”也不是反对技术进步，反对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和所谓的“反智”思想在逻辑上不构成因果关系，谈不上什么“反智思想的来源”。

鲍鹏山先生说：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道德经》）

因为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技术的历史，既然反智肯定要反文明。在老子看来，文化不是人类社会积极的成果，文化是人类社会对于人类堕落一个消极的应对。因为大道废了，所以仁义出来了，由于有慧智了所以有大伪了，因为六亲不和了，所以有孝慈了。因此文化不是积极的创作，而是治病的药，就是因为人类有病了才需要文化来治，人类最好是回归原始，回到大道的年代去。在老子看来，人类不是走向未来，而是走向过去。 　　

“文明的历史就是技术的历史”，这样的表述，是典型的西方制造哲学话语。这样的话语要表达的是，拥有技术就拥有了文明，技术程度高就是文明程度高，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都是文明的蒙昧时代。就以欧洲历史来看也并非如此，但西方学者就以此了证明他们是文明的“鲁滨孙”，理该来教化我们中华民族的“星期五”们，因为我们技术落后，所以我们五千年是生活在不文明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不文明史。西方人要为他们的侵略、殖民制造理论根据，这在他们是自然而然的，而中国人如果认为正是由他们的侵略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文明，如果他们不用枪炮打开我们的国门，我们至今还可能生活在不文明中，那就太可悲了。可悲的是，这种奴化教育造成的意识，似乎成了当今一种集体无意识，鲍鹏山先生就以毋庸置疑的口吻，用来推论《老子》的“反文明”，这难道能只怪鲍鹏山先生一人吗？

从概念上来说，“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是完全正面的概念。“文化”还分精华与糟粕，进步的与落后的，文明不作这样的区分。但“文化”是观念形态的，例如，并不是有了酒同时就有了酒文化，也不是有了关于酒的酿造知识，就有了酒文化，而是要待有了对酒性的观照，产生了酒能给人带来快乐，酒神精神，酒能消愁，酒能乱性，酒能误事，酗酒伤身等一系列观念，围绕这一系列观念产生了一系列酒宴的仪礼，献酒的仪式，敬酒的辞令，行酒令、划拳饮酒的游戏，有关酒的文艺作品，才能说是形成了酒文化。因此，“文化”无论是以人造的物质或精神产品为对象，一定是观念或观念系统。“文化”既如此，“文明”作为“文化”的结晶，也必然如此，怎么可能“观念”结晶成“技术”，“文明的历史”变成了“技术的历史”呢？

还有，怎么“走向未来”？有与历史割裂的未来吗？什么叫“走向过去”？以史为鉴，就是要“走向过去”吗？“历史”只是负担而不是财富吗？那我们要知道历史干什么？“历史”本来就是“文明”的最重要的内容，否定历史的作用就是否定文明的意义。所以，到底是哪种观念是“反文明”的呢？

鲍鹏山先生对《老子》这段章句的理解，也是根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