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光柱
 

 
    老子姓单，原西周京畿人（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名逨。生于公元前854年，卒于公元前770年。

    《史记·老子列传》中有句“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而霸王者出焉。”这句话的实际意义与史实不符。太史儋西行见秦献公当在公元前374年，而孔子死在公元前478年。显然，司马迁只是用他所见的分散史料，想糅合出一个所谓的太史儋似的老子来！他动用了四个原始史料，“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某子出焉”加以穿附，所以就不合史实，这是有关“老子”问题的研究，因此有关史料都必涉及老子。那么我们同样用这四个元素，只不过对“百二十九年”还原成“二百十九年”（因司马迁以为人家是笔误而倒了一个字）。则得出“老子死之后，二百十九年，孔子出焉”！据此，不难知道老子卒于公元前770年。另外联系到汉以后所谓的七十三、八十四的问题，指的是孔子和孟子，但是孟子也不是八十四。战国初期，孟子还没出世，就已有这样的传言，这当指的是孔子和老子。也就是说老子只活了八十四岁，故可知，老子生于前854年。由是，这立即可知，老子百六十余岁，管仲在齐国从政；也知老子二百余岁，管仲死了，这也是司马迁所用史料的出处。去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出土的青铜器告诉我们， “老逨子是历人”，历人是老子最后所任的官职！由于时间的久远，老逨子离司马迁已经六、七百年，长期流传讹变使“老逨子是历人”变成“老逨子亦楚人”，由于“历”字的“厂”字头坏损，所剩下的就只有上“林”下“止”而为“楚”字，这也就顺理成章了！

    单逨比周宣王大七岁，逨父名龚是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于召公府，逨也随其父在召公府出入，幼时伴读过宣王（静），亲眼看见，国人围召公府，欲杀宣王，而被召公之幼子所代替的惨景。后宣王即位，逨是召公（又一代）手下的武官。在伴随周宣王四十多年长期经历中，也是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戎马一生。先被封为“吴林”（虞林，乃林官）后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被封为“历人”（对朝中大臣的监察甄别），正是“历人”使他有了重新思考的机会，并且已经年近七十了（这是宝贵的人生财富），鉴于此，周宣王更加器重这少年的伙伴，人生的师友，临危时授予了老逨特殊使命。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四十六年，值宣王临危前，把任“历人”的老逨叫到自己的身边，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老祖宗的《德》论，重新修定、整理刻写出来（该《德》论已流传三百余年，是“骨简”似的，已坏损），以励教育后继之诸天子。老逨用了五年的时间在周始祖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周康王，<公元前998年>时称谓《德》论，老逨称之为《建言》）的基础上，重新修定而呈献给周幽王，想以祖宗的训导来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丝毫律己的意念，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这是公元前776年之事。

    这时，也就在这个时期，诸权贵之仕，周幽王的近臣，都耳闻目睹了老逨的《五千言》，且议论纷出，相互告知，口头传讹（当时文字性的传阅颇为不易，口头传讹却不胫而走）。尤其是对其《五千言》的“三绝”感慨不已，因为这是当时高度浓缩后的政治固见，精辟的要害之言。把《五千言》就呼之为《三绝》了。简而言之：其内容是“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由于老逨文中的第三绝是“绝巧弃利”，但是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绝学无忧”来得惊奇，故取而代之。

    待孔子起而入仕为宰时，已是公元前500年，春秋末之时。此时的孔子才有机遇，有能力有欲望在周室接触到传讹已久的《三绝》。孔子读《三绝》，惊而喻之为“悖篇”，（当时，韦通违，通背，悖；编通篇。）而直呼之《韦编三绝》。太史公哪能顾及这个史实，把孔子反复而读的（喜读）《易》、《韦编三绝》连在一起，后人就视之为读《易》牛筋三断了。

    看到《三绝》的不只孔子一人，春秋时，还有较多的人都读过《三绝》。例如除管子外还有和孔子同时的孙武子，也因某种机遇在孔子前就读到了《三绝》。孙武子颇有自知之明，对于老子的教诲，虚心而习研之，对老逨的有关用兵之说颇为留意，特别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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