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战国初期日涨，但《三绝》的影响也困惑着不少的人。其间，墨子也接触到孔子认定的《悖篇》，但又深受儒家“复礼”的影响，好像动不了，只能臣服儒礼之说，羞羞答答地以薄礼（节葬、节用）而代之；老逨的《三绝》似有理，啃不动，只好捡起“贤、义”而反议之，要“尚贤”；对孔子的仁也要发挥发挥，以“兼爱”而倡之以义也。由是也自成一家。

    《三绝》啊，《三绝》，多少人想的到她，诸侯大国也要他。由是一桩重大的窃书案发生了，离孔子百多年后，离《三绝》成书400多年后，东周史官太史儋，为着个人的利益，于公元前374年窃周室藏书《三绝》西行去秦，至关遇令尹至交，示之《三绝》。关令尹对这久已耳闻的《三绝》，仰慕已久，也是众多文人所未目睹过的钟爱之宝简，当然不会放过。，不仅自己抄录，且广为传而示之。这才是以太史儋所持之本（已错简）为足本的社会传本之始祖本《老子》（《三绝》是人们的传言。这时的文人，才知《三绝》远不只“三绝”，当可正其名，按战国习称，改称《三绝》为《老子》。战国中后期的庄周、韩非以及稷下学宫的诸子们均读的是老子社会本。另外，楚简的任意摘抄，是老子社会残本。）

    太史儋当继续西行，所揣的《三绝》入秦室自不待说，这就是后来的老子官方本。（吕不韦的班子，写的《吕氏春秋》所用的就是老子官方本；另外长沙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本的足本也是官方本。）不过《史记》记太史儋之言，说明他是一儒，与他所窃《三绝》的著作者毫无干系。倒是得谢谢他，没有他，天下之人读《老子》者甚少，这是奇功一件。关尹得《老子》，酷爱之至，自我感慨系之，传言也著其书而为己言立于世也。社会本的广为流传也始于他，其功也不可小视。

   不胫而走的《老子》却牵动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身心，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且置《老子》于不顾，或取一点，或攻一点，自立诸说，百家争鸣而起。这倒使我想起20世纪初钱穆先生的《老子辨》中相讥之言，“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鼷鼠之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这种讥讽老子的语言，倒是可以正面去认真对待，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啊！半部《老子》就是“大海”。何尝仅只是如此呢，整个东周（春秋和战国）时期，都是读《老子》一本书的时期啊，这却是我们对自己历史认识的疏忽和失误！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