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这个时候康有为已经预料到了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显然不合情理——他不可能在明知无法与慈禧对抗的情况下，不去通知康党骨干们（包括他的胞弟康广仁在内），而独自逃走，即便是这样，也只能证明康有为的人品更为卑劣罢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极力主张策划武装政变的康有为，本人却极不愿意以身犯险。塘沽可进可退:政变成功，可以“光荣”返京；政变失败，也能够从容逃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康有为不是在抵达塘沽的当日，而是在第二天，即政变发生的当日才乘坐轮船逃走。

康有为身上这种野心勃勃却又时刻明哲保身的特点，早在当年策划湖南“自立”，秘密宣传种族革命的时候，就有所体现:当时在湖南前后奔走的，全是康党弟子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康有为本人则躲在幕后，从不直接出面。自始至终，他只愿意做一个以“保命”为前提的“革命者”。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康有为是个“风险的极度厌恶者”和“收益的最大追求者”的矛盾结合体，在经济领域，这样的矛盾结合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政治领域则不然。故而，当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时，投桃报李，康有为也迅速放弃了革命，转而“维新”——他看到了获取最大收益与尽可能减少风险的最佳结合契机。

24日，重庆轮抵达吴淞，康有为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政治保护。期间，英国官员班瑞德对康有为作了仔细的询问。班瑞德在这次谈话的备忘录末尾总结性地写道:

“康有为在上面这段慷慨激昂的谈话中，曾热切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皇帝，因为光绪皇帝已经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力量了。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他的提议改变中国服装至少是不合理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他这些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

班瑞德的眼力确实毒辣，一眼就窥破了政治菜鸟康有为的本质。可悲的是:许多局内之人，包括梁启超，包括谭嗣同，包括光绪皇帝，一度也曾包括翁同龢，却对此始终缺乏明晰的认识。历史阴差阳错地在戊戌年选择了康有为，结果为自己酿出了一杯苦酒。

29日，当“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时候，康有为正好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抵达香港。

那缕余晖，不仅笼罩着死里逃生的康有为，也笼罩着北京高高的城楼上“六君子”被装进木笼子里的头颅，也笼罩着老朽帝国的最后一次荒诞绝伦的挣扎求生落下帷幕。

康有为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黄昏。这个自幼以圣人自负的历史存在感极强的失意者，将在半年之后开始写作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的《自编年谱》。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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