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他曾派亲信徐致靖前往天津摸袁世凯的底，徐致靖的报告是袁世凯绝对可信，而康有为同样认为徐致靖的报告也绝对可信。然而据王照事后披露，徐致靖在天津根本就没有见到袁世凯本人，只由他的幕僚接待了一下。

除了徐致靖不负责任的“调查报告”，康有为对袁世凯的信任还源自袁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感谢康党举荐他入京面见光绪——袁在信中有“赴汤蹈火”一类的词语，康有为居然对这种例行公事的官场客套话深信不疑，当毕永年怀疑袁世凯的可信度时，康有为拿出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袁世凯的这封信。

9月11日，徐致靖呈递了由康有为写的举荐袁世凯的折子。当日，光绪就作出了召袁世凯来京的旨意，同时还把徐致靖的折子送给慈禧阅览——徐折的主旨是提议让袁世凯脱离荣禄独立出来，把这样的折子送到慈禧跟前，等同于把脖子洗干净了请人来杀。荣禄也好，慈禧也罢，都不可能对皇帝的这种异动置若罔闻。康党的“政治阴谋”，毋宁说是“政治阳谋”。

光绪对袁世凯的眷顾，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出自康党的撺掇，同样和他培植帝党势力的用心有关。当光绪赐衔袁世凯侍郎候补、给予他专折奏事权的时候，康有为兴奋地对梁启超赞颂“天子圣明”，唯有王照，那个在戊戌年随波逐流而又不甘于随波逐流的小小的六品主事，对此深感忧虑。他说（译文）:

“皇上召见袁世凯的旨意一颁布，犹如一声霹雳，明摆着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

在王照看来，袁世凯入京，尤其是部分新军随行，逼近京畿显然有着欲盖弥彰之嫌。对光绪忠心耿耿了一辈子的他决定对此事做些挽救，正当他缮写折子，奏请皇上命袁世凯率军移驻河南归德府镇压土匪以作掩饰的时候，康有为却兴冲冲地前来找他，假借光绪的名义，让他写一份推荐自己和梁启超进入懋勤殿的折子。王照的折子因此晚了一天才送抵颐和园。

但王照的殚精竭虑不过是欲盖弥彰之后的再次欲盖弥彰，这样的手段瞒不过慈禧锐利的眼睛。许多人的最终命运，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