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一听，直敲自己的脑袋。他想真是该死，该死！我咋还把这事给忘了呢！

　　的确，刚租住进这个院子的时候，李大妈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他和秀萍，说他们老头儿心脏不好。平时说话呀，开门关门呀，或者干这干那的，最好都注意点，小点声。李大妈说，既然一个院儿里住着，就得互相照顾，您说是不是？当时无论刘民还是秀萍，都连连点头，说，李大妈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话是好说，做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餐馆打烊晚，每天晚上回来，院子里的人早都休息了。一进院，刘民和秀萍就得把话收住。然后轻着脚步，小偷似的从李大妈的窗外溜到自己的门口，用一把特意摘下来的单独钥匙，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再轻轻地把门关上。一切都很成功，哪想到，就在摸着黑去拉灯线的时候，却一脚踏翻了地上的脸盆儿，咣啷啷，竟像个转盘似的在地板砖上转了起来，真是惊心动魄。一猫腰，赶紧把那个操蛋的玩艺儿按住！

　　咋把脸盆放这儿了？

　　放那儿就不知道小心点？

　　黑暗中，两个人小着声地顶了两句。原以为没事了，这时，几声夸张的咳嗽却从隔壁传了过来———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隔音效果一点不好，太差了！

　　隔音不好，就更得小心。刘民是个聪明人，第二天他就把脸盆换成了塑料的。塑料这玩艺儿的确不错。别说是碰，你就是踢它一脚，再踢一脚，它也不会发出那种尖锐的响声了。问题是，脸盆不响了，能保证别的什么都发不出扰人的声音来吗？房子里毕竟住着两个大活人呀，是人就得生活，而生活又是那么琐碎，而且丰富多彩。这可麻烦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夜深了，人静了，什么说话、刷牙、洗脚、看电视（基本不看。想看，就先把声音拧到无声，再一点点儿地调音量。更多的时候，就干脆让它哑巴着，反正有画面有字幕，参考着看也能知道它演的什么意思），总之，在所有与声音有关的事情上，哪怕是上床睡觉啥的，都一律小心着，克制着。不克制怎么行呢？人家老头儿心脏不好。人之为人，想必这么一点人道主义同情心，刘民和秀萍还是有的罢。当然，不想克制的时候也有。有一次，屏声敛气的刘民，憋得心脏咚咚直跳，实在是压抑，他突然就泄气了，他说这哪行？照这么下去不是完了吗？

　　为此，刘民都不想在这个院子里住了，秀萍却不想再搬家。她认为这房子好歹离餐馆近一些，住着方便。再说就是往哪儿搬，只要不是自己的房子，还不都是一个样？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搬过好几个地方了。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地下室太闷，还潮湿。第二次，刚租了房子没几天，就闹着倒建，要拆迁。上一次搬家，则完全是出于无奈。本来那是一间挺好的房子，比现在的这一间还要宽绰一些，租金也不贵。只是，院里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孤寡老太太。据说，她和慈禧还有点什么亲戚关系。其实，谁和谁是亲戚都正常，碍不着刘民什么事。不正常的是，这个慈禧的亲戚神经不太好，喜欢骂人，而且动不动就撵刘民走，告诉他别在这个院子里住，滚蛋！按理说，刘民不滚也没事，这院子不是她一个人的，房子更不是。用房主的话说她管得着吗？您住您的，甭理她！那就住吧。住着住着，有一天老太太却哭了，生说刘民和秀萍要杀她。尽管刘民苦口婆心，跟院子里的人一个劲地解释，说她那么大岁数了，我们杀她干啥呢？再说我们做的是生意，杀她有什么用呢？可是解释归解释，事后，刘民总觉得那个院子里的人一看见他和秀萍，眼神儿就有点怪怪的，好像他们真的暗藏着什么杀人动机似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还咋住哇？一气之下，刘民和秀萍才搬到了这个院子里。

　　秀萍的意思是，没有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她说除非将来有了大钱，自己买房子，那时候就谁也管不着了，咱想咋着就咋着！你说是吧？说着秀萍重重叹了一口气。其实秀萍也压抑。但压抑有什么办法呢？她说，现在就只能对付着闹吧。

　　刘民一想，也是，那就对付着闹吧。此后，不管白天黑夜，床上地下，房里屋外……他们千方百计，把所有对别人不利的声音都自觉地、理智地、细致入微地克服掉了。刘民却偏偏忽略了这把二胡！

当时，刘民是点头哈腰，一个劲地给李大妈道歉，他说您老放心，我是绝对不拉了！

　　不过后来，刘民还是拉了。他是在公园里拉的———那天，他赌着气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往石凳上一坐，一弓一弓地拽，同时还哆哆嗦嗦，不断地揉弦。他拉得激情澎湃，忘乎所以，似乎把尘封了几年的一种爱好，一种情感，一种说不来的压迫，借助于一曲《江河水》，一股脑儿的，全拉出来了，特别痛快。一曲罢了，竟有几个人啪啪地给刘民鼓掌。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向刘民直翘大拇指，她说OK！真棒！

这个人就是彭梅。

　　后来，到公园的时候，碰上，彼此点点头，算是认识了。

　　再后来，刘民就加入了“唱歌一族”，哼哼呀呀地唱上歌了。

　　最初，刘民去唱歌的时候，秀萍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在她看来，平时除了买菜、有事的时候，刘民还得在餐馆里忙东忙西，也挺辛苦。没事了，呆也是呆着，既然他有那个爱好，而且是每周才那么一次，想玩就玩去呗。可自从领教了彭梅他们在餐馆里的那一番闹腾之后，秀萍的态度就变了。再说起唱歌的事来，她的口气就有点酸了巴唧的，时不时的还要刺激刘民几句。她说人家都是城里人，你去瞎掺和啥？刘民却不以为然。他说，唱个歌还分什么城里城外？那个卖鱼的倒是个外地人哪，天天晚上去扭秧歌，还打头阵呢。

“那个卖鱼的”是个安徽人。她三十多岁，白天穿着水靴戴着防水的大围裙，在隔壁的菜市场里腥气十足地卖鱼，一点都不起眼儿。可是到了晚上，红袄绿裤子地一换，一手执一把粉扇子，往秧歌队的排头一站，比城里的那些女人特别是比那些老头老太太可精神多了。锣鼓一响，扭得那叫欢实。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恨不得把屁股都扭掉了。有一天秀萍看了都啧啧称赞，她说你看那个卖鱼的扭得真好！小腰多软呀。当时刘民还跟秀萍半真半假地提了个建议，他说没事的时候你也去玩玩，活动活动挺好。秀萍像是吓了一跳，眼睛都瞪起来了，她说我有病呀，还是吃饱了撑的？

　　没法交流。

　　在眼前的问题上，刘民就又一次遭遇了这种“没法交流”。见他既不吭声又闷闷不乐的样子，秀萍是这么说的：咱也犯不上为这么个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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