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打来电话，问我还记不记得来泰。我在大脑里飞快地检索着，终于捕捉到了一张黑瘦的面孔。我说记得，他怎么了？
　　表妹说，可别说了，跑啦！
　　我问表妹来泰他跑啥。
　　表妹嘎嘎地乐了。她说是让李鬼吓跑的。乐着乐着，又说是被她吓跑的……
　　原来，来泰这个人有个毛病，用表妹的话说，就是“好耍几个小钱儿”。其实，“好耍个几小钱儿”的人到处都是。问题是，来泰的麻将打得不好，用表妹的话说，手太臭了，咋打都不赢。为此事，老婆经常跟他吵。吵凶了，你挠我一把，我给你个脖搂儿的事，也时有发生。事后，来泰就会老实上几天。只是用不了多久，手就痒痒了。说不准啥时候就跑了。没人了。有时候竟几天几夜不回家。没办法，他老婆便一次次地找村长，叫他管管来泰。只是管来管去的，来泰总是不当吃根辣葱。不得已，表妹只好给当村长的丈夫支招儿，说你打个电话，让李鬼吓唬吓唬他！李鬼是镇派出所的警察，叫李德彪，人长得五大三粗，外号“李鬼”。人黑手也黑。镇上的小痞子经常被他收拾得狼哭鬼叫的，一见他的影儿，即使没干什么坏事，也像猫似的躲着他。
　　开始，来泰听说李鬼要找他，还不买账，还烦儿了，他说我一不偷，二不抢，没杀人没放火，又没祸害妇女……他找我干啥？表妹就吓唬他，说你不信拉倒！李鬼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你觉得你玩那个麻将有瘾？他收拾起人来比你的瘾还大哪。我早就说过你，别玩了，别玩了，你就是不听。万一李鬼找上门来，我看你咋办！结果，这这么一吓唬，来泰还真跑了。
　　我问表妹他去哪了。表妹说，听他媳妇说，上北京了，找你去啦。
　　我说他找我干啥？表妹说，他能有啥正经的？我打电话，就是先告诉你，千万不能沾他。沾上了，你就是个神人，也得把你活活气死。
　　来泰是我的本家。他小不了我几岁，但他得叫我“老叔”。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家族中，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都是老小，属于“末技儿”。“末枝儿”人有个特点，就是辈分大。正所谓“萝卜小长在了辈（背儿）上。说来惭愧。由于家族挺大，居住的地方又分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还有来泰这么个侄子。初识来泰，是我在煤矿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有段时间，他曾住着一只拐去找过我几次。此前，他曾在煤矿多种经营公司的小煤窑里干了几个月的合同工。一次井下冒顶，他的右腿被砸成了骨折。出院后，不能下窑了，他找公司去要合同规定的赔偿。公司不给他，他就去找我，并固执地认为我“说话肯定好使”，让我去给他说说。那个公司经理恰好是我的同学。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说话的。不想，听了我的话，那个同学却不以为然，说七竿子够不着，八竿子戳瞎眼，你管他那事干啥？几次之后，来泰看出了我的无能为力，就不再找我了。有一天，倒是那个同学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说说来泰。他说来泰为了要钱，老上他家里去闹，把茶几都给砸碎了……我说你给他钱他还去闹吗？他说不是没钱嘛，有钱我他妈早给他啦。我说，那咋整？我的同学突然愁怅了，说，没鸡巴法儿整……
　　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不久，我调到了矿务局里。又过了几年，我就跑到了京城。此后，我就一直没见过来泰。
　　
　　从老家到北京，乘火车只需一夜。第二天，来泰果然拐着一条瘸腿找到我的餐馆里来了。他似乎还是十多年前的样子。个子不高，有些黑瘦。见到我和妻子，显得十分亲近，老叔老婶地叫着，黑瘦的脸上堆满了乡下人的喜悦与激动。按理说，我也应该激动一下。毕竟是十多年没见面了，又是在远离故土的北京。可是，有了表妹那个电话做铺垫，我不但激动不起来，甚至还有些反感。
　　毫不知情的妻子（表妹的那个电话，我没告诉她）对来泰倒是挺热情。听说来泰还没吃早饭，马上吩咐店里的伙计给他收拾上早餐。来泰一边吃饭，一边说着关于我在北京“发了大财”的一些传闻。他说老叔老婶真是不善啊，在老家，一提起你们来，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他指的是我开餐馆的事。
　　这事不提倒好，提起来我就心烦。几年前，我辞职的时候，就在周围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了解我的，知道我是个不太安分守已、好发奇想的人。不了解的，那猜测可就多啦。是不是和上边的领导整疆了？呆不下去了？甚至，还有人怀疑我经济上有问题。遗憾的是我没有。不但经济上没有，作风上也没有。为此，一个朋友几年之后还深感疑惑，啥事没有你怎么还辞职了哪？她的意思和许多人一样，无非是觉得我辞职太可惜了。因为当时我已经熬到了科长的位置。不容易呀。那是个多好的位置啊。好多人都盯着哪。好好闹，闹好了就提副处了，再闹好了就提正处了。开什么餐馆呢？傻了？疯了？脑袋被门框挤了吗？
　　其实，往好了闹的事我不是没想过。谁不想往好了闹啊。万一闹不好呢？连个副处也闹不上哪？那样的话，多丢人！多没面子啊！算啦，别冒这样的危险了。走吧――开餐馆去吧。
　　开上餐馆，才知道也不是个轻松的角色。亏得我和妻子同心协力，万难挺住，才没赔成个“吊蛋精光”的小丑。用许多人的话说，真是不善，竟在北京“站住”了。于是，一谈到我，就发财了，就大款了，北京的钱就是好挣呀……对于这些善意的传言，我是不介意的，也没有道理介意。让我生气的是我的一些亲戚。他们也跟着起哄。说我发财了。说我大款了。不妙的是他们自己却不是，更不妙的是这样的亲戚还挺多。
　　这才把我悔了哪。
　　这两年，我经常接到从乡下打来的电话。不是急等用钱，想“倒个坎儿”，就是两句话不到，人已经哽咽了。说没治了，要账的人都要起诉了，不想活了，跟你叨咕叨咕就死去了！我能见死不救么？用什么救？钱呗。钱寄走，人就失眠了。一失眠，我就想，国家啊，快想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吧――否则连我都完了。
　　我说的是真的。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
　　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叔伯丈人来了。憋了一天，才吞吐着说想借几个钱儿用用。他说能有一千那是最好，不宽绰的话就少点，也行。我想，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坐了一天汽车，又一夜火车，不辞辛苦地来到北京，竟仅仅是为了一千块钱？让人心酸啊。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
　　拿到了钱，老人家就乐呵了。在饭桌上和我拉起了家常。说他自从当兵转业路过一次北京，再没来过。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他感慨着，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弹子（指）一飞（挥）间”啊。他说这次来了，得好好转转，看看首都新面貌吧，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说不准哪天就完蛋了，死了哪。
　　我没想到，老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我都恨不得再给他一千块钱，让他别看什么新面貌了。不错，北京的新面貌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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