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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2．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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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给稻草明矾水起了个名字，叫止痒水。她们说：“老陶家的止痒水神了，管用呢啊！”
这一时期苏群还学习了扎针(针灸)。
她的医药箱里有一只塑料耳朵，和真人的耳朵一般大小，颜色也近似于肤色。这只耳朵也是从洪泽县医药公司里买的，专门用于扎针练习的。上面，以红线勾勒出不同的区域，如芝麻小大的黑字标明了穴位。苏群没事就在这只粉红色的耳朵上练习扎针。据说，耳朵上包括了与人体所有器官对应的穴位，也就是说，通过针灸耳朵就能治疗浑身上下甚至五脏六腑的疾病。
事实上，苏群给村上人扎针时并不局限于他们的耳朵，而是手脚胳膊腿上到处都扎。相反，针灸耳朵倒是需要更高的技术的。苏群的练习也不局限于那只假耳朵。她常常一手持针，在自己的另一只手上猛扎，直扎得酸麻不已、鲜血淋漓。苏群得为三余贫下中农生命安全负责。
小陶有时也跟着苏群练习扎针。按老陶的指令，他弄来一块带皮的猪肉，在上面扎针不止。老陶为何要让小陶学习针灸呢？一来，小陶对那只粉红色的耳朵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二来，事关小陶的前途和未来。在三余扎根，当一个农民，这是肯定了的，但最好能学会一门手艺，这样，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苏群取得的成就大大地启发了老陶，假如日后小陶能当上三余的赤脚医生，怎么的也比种地强啊。
小陶学医几乎未能进入实践阶段，到后来他兴趣全无，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作为医生的天分。每次打针小陶都忘记了洗手。一次，他在老陶的屁股上练习打针，一针下去不仅疼痛难忍，事后老陶的屁股肿了好几天。老陶送了小陶一个外号：鸡爪子医生，学医之事便告结束了。
小陶的确打过针，但不是给人打的(在老陶身上练习的那次不算)，而是给猪打的。给猪打针要求自然就不那么严格了。不仅小陶，苏群打针也多半是给三余的猪打。养猪几乎是三余人惟一有经济收益的副业，给猪打针治病比给人打针治病要重要得多(在三余人看来)。比如只有一针青霉素，主人和猪都生了病，最后打针得到治疗的肯定是猪，而不是主人。
当苏群意识到在三余当一名兽医比当一名人医更能联系群众时，为时已晚。这时，她作为人医的名声已经在四乡八里传扬开了。
关于青霉素，我想再罗嗦几句。三余人很迷信这种药品，据说一针下去，病势再沉重的猪都会立马欢蹦乱跳。由于这种迷信，青霉素在三余很金贵，一个人除非快死了，是不会轻易使用青霉素的。如果连青霉素都治不好，那人就完全没救了。
邻近大队的一个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给农民治病，居然治好了不少人。虽然后来被揭露出来，但在这个例子中，对青霉素的虔诚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招用在猪身上就不灵了。
苏群难得有机会用青霉素给村上人治病。这样也好，因为注射青霉素事先要做皮试，三余根本没有做皮试的条件。不做皮试就注射，早晚是要出事的。而给猪打青霉素需不需要做皮试，我就不得而知了。
再说陶文江，六十九岁了，按三余人的算法已是七十有余(虚龄)。这么大的年纪在三余很罕见。三余一队有两百多口人，年过七十的几乎没有。三余人早婚，生孩子也早，过了五十岁就算是老人了。陶文江虽然一向身体健康，但如此高龄自然不用下地干活。他不像苏群那样走家串户，访问村民，但联系群众一事并没有忘记。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扎根三余出着一分力。
村上人都知道陶文江好说话，时不时地会来向他借钱。他们不说借，而说夺，“老爹爹，跟你夺几块钱用用呢。”
夺就是借的意思。但一般夺去的钱村上人是不会还的(陶文江也从不指望他们还)，因此这个夺字比借字更准确恰当。
村上人一般从陶文江那里夺两块钱、三块钱，也有夺一块钱的。五块以上陶文江便面有难色，不能擅作主张，得开家庭会议决定。
上文说到，陶文江、老陶和苏群都是带薪下放的，陶文江每月的退休金三十多元。村上人虽然每次夺的数目不大，但夺的次数多，也不是一个人来夺，所以这三十多元基本上花在他们身上了。超过这笔钱就得夺老陶、苏群的工资了。倒不是陶文江吝啬，不借五块以上的钱，而是他想尽量在自己的退休金内解决，所以得匀着用。
村上人还经常通过陶文江，将自留地上的土产卖给老陶家。价格肯定高于集市，同时也免去了赶集的辛苦和花费的工时。
老陶家养鸡以前，村民经常拐着篮子来卖鸡蛋。陶文江用家里的那杆十六两的老秤秤了，全部收下。于是，村上所有的人家都来老陶家卖鸡蛋。长长的队伍从堂屋里一直排到大门外，弄得老陶家像收购站似的。甚至，在他们家自己养鸡以后，村上人还来卖过鸡蛋。开始时陶文江照收不误。老陶觉得这事儿实在荒唐，他说：“连自己家鸡下的蛋都吃不完，怎么还要买别人的鸡蛋呢？”
陶文江回答说：“可以腌成咸鸡蛋。”
因此，虽然陶文江很少走家串户，沉默寡言，但村上的人缘却是极好。经常有一些村民在老陶家门前转悠，他们不是来看老陶家的家具和新屋的(热潮已经过去)，而是专门来找陶文江。
村上有一个光棍叫有明，经常上门，也不说话，看着老陶一家吃饭。夏天的时候就陪老陶家在屋外的空地上乘凉，迟迟不肯离去。有明不说话，陶文江也不说话。老陶家人都知道他是冲陶文江来的，但不知道找陶文江何事。后来他们发现，有明是在等一支烟。
陶文江本人吸烟，仍保留着给来人递烟的习惯。有明一来，他就默默地递上一支香烟。对方抽完，接着等第二支。一晚下来，有明大约能等到三四支香烟(这是陶文江吸烟的频率)。最后，夜露已重，老陶将乘凉的竹床搬回屋去，一家人准备睡觉，陶文江给有明递了最后一支烟。有明接着，夹在耳后，心满意足地走了。那支烟他大约准备临睡以前享受。
后来在老陶的倡议下，老陶和陶文江都改抽了三余的旱烟袋(厉行节约，为打万年桩做准备)，陶文江还得预备一盒香烟，用以招待来访的村民。
陶文江的做法虽然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但破费实在不小。对于这件事，老陶不免有些看法。特别是当他看出陶文江并非是出于心计，而是生性如此，大手大脚，就更加不满了。如今已不比当初，工资说断就断，他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作为一家之主的老陶感到了肩上无形的压力。
新屋落成，园子也整饬得差不多了，老陶的目光转向了三余一队。
三余一队是老陶家房子、园子所在的地方，陶冯氏和小陶都在队上吃粮。所以说三余一队就是他们的家，队上的乡亲父老就是他们的亲人。三余一队的兴衰就是老陶家的兴衰，三余一队的未来就是他们家未来。这是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老陶于是带着建设新屋、园子的热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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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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