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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2.园子

专门给稻明矾水起了个名字,叫止痒水。她们说:“老陶家的止痒水神了,管用呢啊!”
  这一时期苏群还学习了扎针(针灸)。
  她的医药箱里有一只塑料耳朵,和真人的耳朵一般大小,颜色也近似于肤色。这只耳朵也是从洪泽县医药公司里买的,专门用于扎针练习的。上面,以红线勾勒出不同的区域,如芝麻小大的黑字标明了穴位。苏群没事就在这只粉红色的耳朵上练习扎针。据说,耳朵上包括了与人体所有器官对应的穴位,也就是说,通过针灸耳朵就能治疗浑身上下甚至五脏六腑的疾病。
  事实上,苏群给村上人扎针时并不局限于他们的耳朵,而是手脚胳膊腿上到处都扎。相反,针灸耳朵倒是需要更高的技术的。苏群的练习也不局限于那只假耳朵。她常常一手持针,在自己的另一只手上猛扎,直扎得酸麻不已、鲜血淋漓。苏群得为三余贫下中农生命安全负责。
  小陶有时也跟着苏群练习扎针。按老陶的指令,他弄来一块带皮的猪肉,在上面扎针不止。老陶为何要让小陶学习针灸呢?一来,小陶对那只粉红色的耳朵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二来,事关小陶的前途和未来。在三余扎根,当一个农民,这是肯定了的,但最好能学会一门手艺,这样,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苏群取得的成就大大地启发了老陶,假如日后小陶能当上三余的赤脚医生,怎么的也比种地强啊。
  小陶学医几乎未能进入实践阶段,到后来他兴趣全无,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作为医生的天分。每次打针小陶都忘记了洗手。一次,他在老陶的屁股上练习打针,一针下去不仅疼痛难忍,事后老陶的屁股肿了好几天。老陶送了小陶一个外号:鸡爪子医生,学医之事便告结束了。
  小陶的确打过针,但不是给人打的(在老陶身上练习的那次不算),而是给猪打的。给猪打针要求自然就不那么严格了。不仅小陶,苏群打针也多半是给三余的猪打。养猪几乎是三余人惟一有经济收益的副业,给猪打针治病比给人打针治病要重要得多(在三余人看来)。比如只有一针青霉素,主人和猪都生了病,最后打针得到治疗的肯定是猪,而不是主人。
  当苏群意识到在三余当一名兽医比当一名人医更能联系群众时,为时已晚。这时,她作为人医的名声已经在四乡八里传扬开了。
  关于青霉素,我想再罗嗦几句。三余人很迷信这种药品,据说一针下去,病势再沉重的猪都会立马欢蹦乱跳。由于这种迷信,青霉素在三余很金贵,一个人除非快死了,是不会轻易使用青霉素的。如果连青霉素都治不好,那人就完全没救了。
  邻近大队的一个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给农民治病,居然治好了不少人。虽然后来被揭露出来,但在这个例子中,对青霉素的虔诚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招用在猪身上就不灵了。
  苏群难得有机会用青霉素给村上人治病。这样也好,因为注射青霉素事先要做皮试,三余根本没有做皮试的条件。不做皮试就注射,早晚是要出事的。而给猪打青霉素需不需要做皮试,我就不得而知了。
  再说陶文江,六十九岁了,按三余人的算法已是七十有余(虚龄)。这么大的年纪在三余很罕见。三余一队有两百多口人,年过七十的几乎没有。三余人早婚,生孩子也早,过了五十岁就算是老人了。陶文江虽然一向身体健康,但如此高龄自然不用下地干活。他不像苏群那样走家串户,访问村民,但联系群众一事并没有忘记。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扎根三余出着一分力。
 
 
 
  村上人都知道陶文江好说话,时不时地会来向他借钱。他们不说借,而说夺,“老爹爹,跟你夺几块钱用用呢。”
  夺就是借的意思。但一般夺去的钱村上人是不会还的(陶文江也从不指望他们还),因此这个夺字比借字更准确恰当。
  村上人一般从陶文江那里夺两块钱、三块钱,也有夺一块钱的。五块以上陶文江便面有难色,不能擅作主张,得开家庭会议决定。
  上文说到,陶文江、老陶和苏群都是带薪下放的,陶文江每月的退休金三十多元。村上人虽然每次夺的数目不大,但夺的次数多,也不是一个人来夺,所以这三十多元基本上花在他们身上了。超过这笔钱就得夺老陶、苏群的工资了。倒不是陶文江吝啬,不借五块以上的钱,而是他想尽量在自己的退休金内解决,所以得匀着用。
  村上人还经常通过陶文江,将自留地上的土产卖给老陶家。价格肯定高于集市,同时也免去了赶集的辛苦和花费的工时。
  老陶家养鸡以前,村民经常拐着篮子来卖鸡蛋。陶文江用家里的那杆十六两的老秤秤了,全部收下。于是,村上所有的人家都来老陶家卖鸡蛋。长长的队伍从堂屋里一直排到大门外,弄得老陶家像收购站似的。甚至,在他们家自己养鸡以后,村上人还来卖过鸡蛋。开始时陶文江照收不误。老陶觉得这事儿实在荒唐,他说:“连自己家鸡下的蛋都吃不完,怎么还要买别人的鸡蛋呢?”
  陶文江回答说:“可以腌成咸鸡蛋。”
  因此,虽然陶文江很少走家串户,沉默寡言,但村上的人缘却是极好。经常有一些村民在老陶家门前转悠,他们不是来看老陶家的家具和新屋的(热潮已经过去),而是专门来找陶文江。
  村上有一个光棍叫有明,经常上门,也不说话,看着老陶一家吃饭。夏天的时候就陪老陶家在屋外的空地上乘凉,迟迟不肯离去。有明不说话,陶文江也不说话。老陶家人都知道他是冲陶文江来的,但不知道找陶文江何事。后来他们发现,有明是在等一支烟。
  陶文江本人吸烟,仍保留着给来人递烟的习惯。有明一来,他就默默地递上一支香烟。对方抽完,接着等第二支。一晚下来,有明大约能等到三四支香烟(这是陶文江吸烟的频率)。最后,夜露已重,老陶将乘凉的竹床搬回屋去,一家人准备睡觉,陶文江给有明递了最后一支烟。有明接着,夹在耳后,心满意足地走了。那支烟他大约准备临睡以前享受。
  后来在老陶的倡议下,老陶和陶文江都改抽了三余的旱烟袋(厉行节约,为打万年桩做准备),陶文江还得预备一盒香烟,用以招待来访的村民。
  陶文江的做法虽然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但破费实在不小。对于这件事,老陶不免有些看法。特别是当他看出陶文江并非是出于心计,而是生性如此,大手大脚,就更加不满了。如今已不比当初,工资说断就断,他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作为一家之主的老陶感到了肩上无形的压力。
  新屋落成,园子也整饬得差不多了,老陶的目光转向了三余一队。
  三余一队是老陶家房子、园子所在的地方,陶冯氏和小陶都在队上吃粮。所以说三余一队就是他们的家,队上的乡亲父老就是他们的亲人。三余一队的兴衰就是老陶家的兴衰,三余一队的未来就是他们家未来。这是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老陶于是带着建设新屋、园子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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