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群没有等来五一六专案组的人，倒是老陶等来了他的同志。同来的还有三余大队的余书记，以及三余一队的余队长。他们和老陶谈话时，老陶家的其他人回避到了屋外。时间不长，那穿着一身涤咔中山装、拎一只黑包的人便起身告辞了。老陶家人回到屋里，看见老陶坐在堂屋的椅子上默默地吸烟。他的神情很委顿，就像被人痛打了一顿。
　　原来，老陶被开除了党籍，该同志是专程来通知此事的。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下放后老陶仍不思好好地劳动改造，反倒企图篡夺农村的基层领导权，干起了什么“代理生产队长”。
　　一九五七年，当时小陶还没有出生，老陶和苏群新婚燕尔，老陶终于脱离了行政工作，调到南京市作协当了一名专业作家。他的第一批小说也陆续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刊出，逐渐地有了一些名声。当年的老陶，可谓意气风发、前程似锦，可他却伙同另外几个写小说的年轻人办起了什么同仁刊物。这本叫作《探索者》的刊物甚至没有来得及出版，就被定性为反党刊物，参与者诸人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
　　刊物没有出版，如何就能定性？所依据的是他们的设想、活动以及上报给有关部门待批的计划，这些东西比刊物本身更能说明问题。“探索者”们因此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乡，有的则流放劳改。对老陶的处分相对较轻，留党察看一年。回忆这段往事，老陶不禁很是感慨，如果他不是一个党员，没准就被划成右派流放充军了。
　　私下里，他曾对侯继民说过：党员就是一张皮，如果没有这张皮，人家就直接吃你的肉了，就像他的那些非党员的“同仁”一样。
　　留党察看一年，以观后效，甚至，这张皮也没有完全剥去，只不过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若表现不好，强有力的专政之手便会两边一扒，那皮就会被连血带肉地撕扯下来。当然，如果表现积极，有悔过的举动，那手也会像慈母之手一样，用一根绣花针把你的伤口细致地缝合起来。可很多年过去了，远远超过了一年的限期，既没有人将老陶的这张皮撕扯下来，也没有人将它缝合。老陶带着这道凶险万状的伤口，度过了惊涛骇浪的岁月，一直到了今天。
　　在文革期间，老陶被揪斗、靠边、进五七干校，但党组织内部并没有处理他。是老陶自己心虚，过分敏感，认为自己已体无完肤、万劫不复。于是弄了一瓶安眠药，跑到郊区去自杀。即使是在他自杀未遂又活转过来的情况下，党组织也没有追究此事。这里的奥妙真让老陶百思而不得其解。
　　神秘莫测的组织依然高高在上，无动于衷。老陶扪心自问，不禁有些感动。他从来也没有想过以自杀去威胁组织，即使老陶想这样做，那钢铁的组织也不会屈服于他的——他还不至于幼稚如此。老陶是真的想死。党的章程上有明文规定，党员不得自杀，自杀即意味着背叛。因此，虽然组织上对自杀之举不予追究，死而复生的老陶还是自觉无颜，惶惶不可终日。
　　下放以后，由于远离斗争的旋涡，压力相对减小。加上有更多的闲暇，关于此事，老陶想了很久，逐渐地有了一些觉悟。
　　他觉得，文革乃是群众运动，虽然有坏人从中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但组织本身还是清白的，值得依靠的。文革初期，各级党委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自身难保，如何能有闲暇和余力来处理自身的事务呢？现在，党组突然来人了，宣布他被开除了党籍，老陶虽然如遭晴天霹雳，但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公。这至少说明，党组织的工作正在逐步恢复。虽说开除他党籍的理由是他不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乱说乱动，企图篡夺农村基层领导权，这未免不实。但老陶曾经自杀(这是他的一块心病)，自觉已不配再当一名党员了。人家没提这件事，已经是给自己留面子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侯继民的来访。组织上要么尚未察觉，要么是引而不发。老陶虽然相信侯继民是无辜的、冤屈的，但面对组织，私人感情是不能替代党性原则的。现在，老陶终于可以放松下来，心安理得地将侯继民视为自己的难兄难弟了。
　　被剥去党员这张皮的老陶，一方面感到自己浑身赤裸，羞愧难当，同时也觉得无所顾忌了。
　　老陶家开始养小白的时候，隔壁的牛屋里来了一户人家。这家人也是从南京下放的，但他们不是下放干部，也不是下放户，更不是知青。一家三口，是被押送回乡的。户主余耕玉是逃亡富农，刚解放那会儿离开了三余村。那时候，他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是五十来岁的半拉老头。余耕玉的老婆四十多岁，年纪和苏群相仿，长相却老了很多。他们的闺女二十岁不到。母女俩都不能算是三余本地人。
 
　　余耕玉领着老婆闺女回到了三余。他们家的老房子，早在土改时就被分掉了。据说当年他们家的房子有二十几间，是三余村上第一户富裕人家。但老陶心中有数，三余的富农再富也富不到哪里去。二十几间房子也不过泥墙草顶的土屋。至于土地，余耕玉家倒有五十多亩。但三余地广人稀，人均土地五亩多。当年余耕玉爹妈在世，加上兄弟几人，平均也就十来亩地。老陶以前在南京郊区搞过土改，他知道，余耕玉家的情况若是放在苏南，定个地主绰绰有余(那儿人均土地才几分，一亩不到)。但说到实际的经济状况，最多也是个富裕中农。
　　余耕玉是个贫穷的富农，这是没得说的。看来二十多年在外面闯荡，也没能使他富到哪里去。这从他们家带到三余来的家当便可以看出，不过是些桌椅板凳床板，一只五斗厨，两只竹壳热水瓶。远没有老陶家搬来的时候那么壮观。
　　余耕玉家住进了老陶家住过的那栋牛屋。因此，两家的情形不免有个比较。那牛屋在老陶家人搬走后更加的破败了，在旁边高大瓦屋的衬托下，简直是破烂不堪。余耕玉家看来并不是暂住。他们不是下放干部，因此没有安家费可盖新屋，而以前的老屋已经不复存在。就是存在，也收不回来了。
　　这两家人虽然都是打南京来的，但对立的情绪一开始就不可避免。阶级阵线是其一。老陶家好歹也是革命干部(虽说苏群的问题尚无结论，老陶也被开除了党籍)，而余耕玉家是逃亡富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命运安排两家人住在同一个园子里，进出一个桥口，抬头不见低头见。老陶家人觉得，越是如此，就越需要提高警惕，绝不能将彼此混为一谈。
　　余耕玉一家，显然也是来三余扎根的。实际上，他们家的根原本就在三余，只不过后来被斩断了。在这方面，两家人也势必成为竞争对手。各自的条件不同，利弊参半，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老陶家靠帮助生产队科学种田(老陶)、行医给村上看点小病(苏群)和不时地施舍点钱物(陶文江)笼络群众，余耕玉家则很直接。他们家的闺女金凤十七八岁了，出落得如花似玉，又是城里人的模样。余耕玉扬言要在当地招一个上门女婿。
　　虽说他们家的成份不好，村上的小伙光棍们还是跃跃欲试。一时间余耕玉家的牛屋门前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都是身强提壮的小伙子，来帮他们家干活的。甚至，九月子也动了心思，把他放的鸭子赶到了牛屋后面的小河里。但由于他和老陶家的关系，自然被余耕玉否决了。
　　最后，一个叫有军的小伙子脱颖而出，被余耕玉一家相中了。
　　有军年龄和九月子相仿，个头也差不多，身体却十分健壮。十八九岁的年纪，平时能挑两百斤重的担子。有军挣的是十分工，不像九月子，只挣六七分工，和妇女一样。他不爱说话，只知埋头干活，其机敏灵活方面自然不及九月子。余耕玉一家相中的是一个老实人。况且有军原本就和余耕玉家沾亲，他管余耕玉叫“二爷”。虽说沾点远亲，也没有影响到有军的成份，他家乃是三代贫农。就是现在，有军也是三余村上最穷的光棍。还有一条也很重要，有军和老陶一家毫无干系。由于身体健壮，没有吃过苏群的药，老实巴交，也没有开口向陶文江夺过钱用。
　　余耕玉家相中了有军，其他动心思的小伙子就不再上门来了。他们转念一想：余耕玉家成份不好，有军又穷，因此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平。自此以后，有军天天上门，帮余耕玉家干活。村上人都说，余耕玉雇了一个不花钱的长工。这长工一个顶俩，即使那些追求金凤的光棍不再上门，他们帮忙干的活一样也没有落下。因此余耕玉家的人也不觉得少了点什么。
　　后来一下工有军就来到余耕玉家的自留地上，甚至连自己家也不回了。一天三顿，他在余耕玉家里吃饭，只是晚上回家睡觉。他在余耕玉家的地里光着脊梁，挥汗如雨，金凤则在有军休息时递上烟袋、毛巾，其情形竟也十分的感人。
　　余耕玉一家虽然比老陶家晚来了三年，其扎根的进程却更为迅速有效。这怎能不让老陶感到压力呢？好在每过一段时间，余耕玉就会被押到大队或公社批斗一次，以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看着他和另外几个地富反坏分子站在主席台上，头戴高帽子，老陶的心里是否感到了些许的安慰？这我就不知道了。但至少说明，他们两家毕竟是不同的，有本质区别的。
　　余耕玉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批斗。犹如演戏一般，到时候他便披挂上场(头戴高帽，胸前挂一块倒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在台上站上一到两个小时。下来时，早有闺女和未来的女婿接着，又是递水，又是抹汗什么的，就像他干了多少农活似的。当然，每批斗一次，余耕玉就会委顿几天，气焰远不如没批以前那么嚣张了。
　　因此，无论怎么说，老陶家还是压了余耕玉家一头。如果情形相反，住在牛屋里的不是余耕玉，而是老陶一家，在台上挨批的是老陶，而不是余耕玉，那真是难以想像。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老陶还是有些佩服余耕玉的。
　　老陶被开除党籍后，自然不便再插手队上生产。他把全部的精力转移到自留地上，认真地经营自己家的园子。好在在三余这样的地方过日子，是不是党员并无关紧要。没有人关心这个。别说是老陶被开除了党籍，就是余耕玉这样被押送回乡的逃亡富农，村上人也划不清界线。
　　和余耕玉家比邻而居，时间一长，不免会有些摩擦。比如老陶种在沟边作为篱笆的刺槐，常常会越过土沟长到余耕玉家那边去。老陶未被开除党籍以前，碰上这样的事，余耕玉总是一声不吭，让有军将刺槐的根刨出来了事。老陶被开除党籍以后，余耕玉家开始提出异议了，说老陶家的刺槐把他们家自留地里的肥力都吸走了。
　　还有一些刺槐长在土沟里。那土沟为两家园子的分界，不归哪家所有，但刺槐毕竟是老陶家种的。有军不管这些。冬天的时候，把沟里的刺槐砍了，抱到余耕玉家门前的空地上晾晒，晒干后当柴烧。老陶家人心里虽然不悦，但也没有说什么。苏群嘀咕道：“他们总该打个招呼的。”
　　老陶家虽然政治地位下降，但在物质上却丝毫没有受损。加上老陶把抓生产的精力和经验全部放在了经营园子上，他们家的园子比以前更加兴旺了。真是鸡飞狗跳，绿树成行，蔬菜时鲜四季不断，自留地上玉米小麦竞相争辉。小白的饮食虽然严加节制，只准它吃点鸡食，但由于老陶的鸡食营养丰富，它还是不可遏止地发胖了。
　　余耕玉家也养了一条看门的狗，但因为没有东西吃，瘦得皮包骨头。刺槐构筑的篱笆挡得住人，但挡不住狗，尤其是一条瘦狗，并且饥饿难耐。不仅刺槐做的篱笆挡不住，就是老陶家精心编扎的向日葵秆的篱笆也挡不住。那狗常常钻过两道篱笆，跑到老陶家的鸡圈里，偷吃鸡食。偷吃鸡食不打紧，它还威胁到母鸡们的生命安全。老陶家的鸡常常被余耕玉家的狗撵得四处乱跑，鸡毛纷飞。
　　光吃点鸡食，苏群也不会说什么。她虽然心中不快，也懒得上门找余耕玉家人理论。由于自持和轻蔑，苏群不和余耕玉家的人说话。做邻居快一年了，她没有和他们说过一句话。老陶家的其他人也一样。
　　余耕玉家的人也很自尊，也不和老陶家人说话。刺槐长到余耕玉家自留地里那次，还是有军出面找老陶交涉的。后来有军就成了两家的中间人，有什么意见不直接说，而需要通过他来转达。虽说有军是余耕玉未来的女婿，算是他们家的一员，但毕竟还没有上门。况且有军本人的成份是贫农，和他说话也不算降低自己。
　　这天余耕玉家的狗扑向老陶家的鸡，正逢苏群给鸡喂食。她挥舞着喂鸡食的勺子驱赶余耕玉家的狗。狗进鸡圈时钻过一道缝隙，这时竟找不到进来的地方了，于是便绕着篱笆里面乱跑。老陶家的鸡纷纷避让，上下乱飞，鸡毛如雪片般飘落下来，场面十分的热闹。小陶听见动静后也跑了过来。他拿了一根棍子跟着撵狗，撵上之后，重重地给了那狗后腿一下。余耕玉家的狗儿儿地叫着，一头撞破了老陶家鸡圈的门，跑了回去。
　　没过多久，余耕玉的老婆就骂上门来了。苏群捏着一把喂鸡食的勺子，扎着围裙，和余耕玉老婆吵了起来。小陶那根打狗的棍子还没有扔掉，这时紧紧地攥在手上。对方除了余耕玉的老婆，还有有军。他扛着一把铁锹，是直接从余耕玉家的自留地上奔过来的。余耕玉的闺女金凤也跑过来，帮她妈吵架。这边，陶冯氏迈着小脚，也从屋子里出来了。两家的户主(老陶和余耕玉)都没有露面，想必在暗中窥视。
　　这一架吵得天昏地暗，还差点动了手。余耕玉的老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她说：“狗是畜生，不懂事，人总该懂点事吧？不能连畜生都不如！”
　　苏群说：“你这个富农婆也太猖狂了！”
　　余耕玉的老婆说：“你们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
　　她的话不禁刺痛了苏群，使后者一时语塞。后来苏群说：“我们家是革命干部，你们家是什么东西！”
　　余耕玉的老婆很不屑地哼了一声：“革命干部？现在不是被共产党开除了吗？”
　　通过这次吵架，老陶家人算是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现在，要想压余耕玉家一头已经不可能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同一类人，都属于坏人之列。虽然老陶家在物质上很富有，但政治地位上却无任何优越可言。
　　“现在，连富农分子都敢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了！”苏群绝望地说。
　　老陶安慰妻子说：“你不能这样看待问题。邻里之间发生点摩擦是常有的事，不能上升到那样的高度。”
　　苏群说：“以前他们不敢这样。”她的意思是老陶被开除了党籍，她的五一六问题也尚无结论，余耕玉家听到风声，才会如此猖狂的。
　　老陶修理了鸡圈的篱笆。篱笆虽然修复了，但留在老陶家人心理上的创伤却难以弥合。这以后，两家人再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余耕玉家人管住了他们家狗，不让它再去老陶偷吃鸡食，滋事生非。老陶也严禁小陶越沟而过，去余耕玉家看热闹。
　　白天，余耕玉一家去生产队里劳动，金凤会一个人悄悄地溜回来，在牛屋里等有军。有军来后，也不去自留地上干活，把铁锹一戗便钻进屋去。两人将屋门反锁，在里面睡觉。 
　　牛屋周围常常聚集着不少孩子，他们会扒着门缝和墙洞向里面偷看。这时，光着上身的有军会从房子里冲出来，将孩子们驱散。到后来，有军也懒得这么做了。因为他进屋以后，孩子们又会再次聚拢过来。
　　小陶并没有看见有军和金凤在牛屋里面睡觉。但他却常常看见围着牛屋的一惊一乍的孩子，看见过有军提着裤子奔出来，金凤在屋里叫骂：“有什么好看的？回家看你爸你妈去！”
　　后来，有军也不奔出来了，金凤也不骂了，牛屋前的孩子却越来越多。虽然有军金凤不露面，也没有任何声息，但一看见那些孩子，小陶就知道他们肯定在里面。他也想过去扒着门缝看个究竟，但想到老陶的禁令就踌躇不前了。
　　这样的事，自然传得很快，想必也传进了余耕玉和他老婆的耳朵。可富农夫妇似乎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他们老老实实地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摸黑才回家，从不中途回来看看。有军和金凤的事显然得到了默许，没准还是他们一手操纵的。因此金凤才如此的理直气壮，有军也毫不避讳，就像他俩已经是真正的夫妻。村上的人也不以为意。既然连金凤的爹妈都不管，旁人又何必多管闲事呢？况且有军固定是余耕玉家的女婿，和金凤睡觉是早晚的事。情绪激动的是孩子们，他们像苍蝇一样地钉在牛屋的墙上，看见有军从里面出来，便嗡的一声散开了。
　　这对血气方刚的男女，犹如干柴烈火，又得到家人的怂恿和村上长辈的谅解，便再也无所顾忌了。孩子的偷看和围观，只能使他们更加兴奋。苏群愤愤不平地说：“这对孩子会造成什么影响！”
　　三余的人大虽然原谅了有军金凤，孩子们却总是和余耕玉家过不去。他们不仅偷看有军和金凤睡觉，还经常来园子里捣乱。余耕玉家的狗很瘦弱，在孩子们的欺负下自身难保，更别谈看家护院的任务了。可余耕玉家还有一条狗，就是有军，每每会咆哮着从余耕玉家的园子里冲出来。谁要是让他逮着，准会被痛打一顿。不仅是在余耕玉家的园子里，就是在路上碰见，有军也不会饶了他们。老陶家人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苏群说：“都是余耕玉和他老婆教唆的！”
　　余耕玉家住的牛屋以前老陶家住过。老陶家住的时候，在堂屋的北墙上开了一扇窗。余耕玉家住进来以后，这扇窗户仍然保留着。因此，屋后墙上开窗的在三余只有两家，一家是老陶家，一家是余耕玉家。
　　余耕玉家堂屋的后窗下放了一排泥柜，上面搭了一块木板，和三余其他人家一样。不同的是，余耕玉家泥柜上面的木板上放了一只竹壳热水瓶。这可是从南京带下来的东西，在余耕玉家人看来很是金贵。
　　这天下午，几个孩子放学，从北面的村道上经过。他们隔着河向余耕玉家的房子扔沙礓。一块沙礓不偏不倚，穿过墙上的后窗，正中泥柜上的热水瓶。余耕玉的老婆正好从堂屋里过，她眼疾手快，一把将热水瓶接住。余耕玉老婆抱着热水瓶奔出来，把孩子们堵在了路上。在她看来这显然是人赃俱获。
　　我们已经领略了余耕玉老婆骂架的气概，这回更是不得了，一蹦三尺高，险些没再把热水瓶摔下来。自然，有军一如既往地陪伴在侧。他们认定肇事的是一个叫三鸡子的。那孩子一向和余耕玉家作对，并且和小陶很要好(以前他们是三余小学的同学。小陶去葛庄读书后，三鸡子留仍在三余小学，留级到现在)。暴躁的有军一把拉过三鸡子，啪啪啪扇了他三四个大嘴巴，还不肯罢休。之后，又押着哭哭啼啼的三鸡子去了他们家。三鸡子的父母不由分说，痛打了三鸡子一顿。这件事一直闹到晚饭前后。
　　老陶家人离开堂屋的后窗，正准备吃晚饭，村上又闹了起来，还夹杂着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嚎声。原来，不甘屈辱的三鸡子跳河了。
　　好在河不深，不过是园子前面的小河，况且三鸡子会浮水，怎么着也淹不死的。他这么做不过是向余耕玉家人表达强烈的抗议。三鸡子很快就被人捞了上来，他们家人哭得像三鸡子真的死了似的。于是形势逆转，三鸡子家的人包括亲戚十几个，扛着扁担、铁锨到余耕玉家算账来了。
　　老陶家人凑在堂屋的后窗前，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当三鸡子被有军抽嘴巴时，苏群气愤地说：“富农分子太猖狂了！”后来，三鸡子被余耕玉家人押着，穿村而过，老陶说：“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会儿，三鸡子家的人和亲戚拥进桥口，向牛屋而去。老陶又说：“物极必反！物极必反！”
　　三鸡子的确不好对付，因此余耕玉的老婆才会痛下杀手，企图借机一举击溃的。没想到三鸡子比他们想像得还要狡猾。他这一跳不仅反败为胜，甚至连以前同情余耕玉家的人也觉得他们太过分了。余耕玉经营了快两年的群众关系几乎毁于一旦，于是只好恢复了逃亡富农的身份，对前来问罪的乡亲不住地赔礼道歉，低头认错。
　　据说余耕玉当众抽了自己十几个大嘴巴，承认他治家不严，没能管得住自己的老婆和闺女。有军呢？两只眼睛瞪得血红，腮帮子上的肉一鼓一鼓的。但既然未来的丈人软下来，他也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儿。
　　这件事后来被汇报到大队部去。再次开社员大会时，余耕玉又被押上台去，批斗了一番。下来后，余耕玉就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看来，他们家真的气数已尽。
　　小陶去洪泽读中学以后，每月回三余一次。他再也没有看见过余耕玉。据说他得了食道癌，躺在床上等死。仍然有很多孩子，围在牛屋前窥视。但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偷看有军和金凤睡觉了，而是看余耕玉垂死挣扎。自从出了三鸡子那件事后，他们的胆子比以前更大了，几乎旁若无人。在三鸡子的率领下，每天都有一帮孩子聚在牛屋前面的空地上打闹、喧哗。进出牛屋的有军、金凤和余耕玉老婆对他们敬而远之。
 
 
 
　　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好看的？不然。在孩子的心目中，死人的吸引力完全可以和男欢女爱等量齐观。昏暗的光线中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余耕玉躺在凉车上，已经吃不进任何东西，徒劳地张着一张窟窿似的嘴。据说有军从田里挖来几条蚯蚓，放进余耕玉的嘴里，试图通过蚯蚓的蠕动疏通余耕玉的食道。这偏方听上去让老陶家人觉得很是不可思议。
　　余耕玉张着嘴，粒米不进，那样的一种形状或姿态不禁充满了吃的欲望。余耕玉家的人在那洞中放入各种食物和非食物，生的和熟的东西，死的和活的东西，自然一概无用。余耕玉的嘴现在只能向外呕吐了。
　　一天有军拿了一根烧红的炉钩子，插入余耕玉的口腔。一阵青烟过后，紧接着闻见了皮肉烧焦的糊味儿。围观的孩子吓得尖叫起来。这件事，死无对证，因为余耕玉真的死了。
　　三鸡子一口咬定，有军的确这么干过。但面对死者，人们的同情开始转向，都说三鸡子这小子诡计多端，整死了余耕玉不算，还要嫁祸于人。即使有有军捅炉钩子的事，那也是为余耕玉好，有军这后生的孝心大了！
　　老陶评论说：“愚昧啊愚昧，真是太愚昧了！”
　　听说余耕玉病势沉重，他倒是想让苏群想点办法的。一来，苏群从没有医治过食道癌这样的重病。二来，由于鸡食风波，两家人早就不相往来了，所以只好作罢。但老陶家人总觉得像生吞蚯蚓、捅炉钩子这样的事情太过残忍和不可理喻。
　　余耕玉死后不久，有军就和金凤结婚了。喜事是在牛屋里办的，几乎和丧事同时。现在余耕玉一家仍然三口，和从南京下来时一样，只不过户主变成了有军。“余耕玉家”也变成了“有军家”，村上的人都改了称呼。第二年金凤给有军生了个大头儿子。他们仍然很穷，多年以后仍住在那栋越发残破的牛屋里，没有余钱盖新房。但有一点却胜过了老陶家，就是，经过一番努力和折腾，终于在三余扎下根来。切切实实的，无怨无悔的，扎下去的根想拔都拔不出来。金凤的儿子成份随父亲，也就是有军，也是贫农。
　　我讲了下放干部、知青以及被遣送回乡的逃亡富农的故事。在浩浩荡荡的下放大军中，还有一类人，叫“下放户”。
　　下放户和知青不同，是全家下放。也和下放干部有别，下放后便没有了工资。他们完全和当地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养活全家，物质上的贫困是可以想见的。虽然，在政治上下放户要比被遣送回乡的地富反坏分子优越，但来的毕竟是异地他乡，此前也从未干过农活，因此那丁点的优越也很难看得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最为悲惨的一群，悲惨到不为人知，不为人见的地步。下放干部大多抱着东山再起的希望，知识青年也能得家庭来自城市的支援，必要时还可办病退回到城里。那些被遣送的地富，在本乡本土扎起根来也相对容易。惟有下放户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群人被历史彻底遗忘乃是题中应有之意。
　　我曾提到帮老陶家盖房的二级瓦工小董，他们家就是下放户。这些人下放前大多是工厂里的工人，说他们是能工巧匠也不为过。可他们拥有的专业技能，对种田而言一无所用。并且他们也不像知青那样是“群居”的，有专门的知青户，而是分散到各个生产队(这点和下放干部一样)，和当地村民混杂在一起。渐渐的，在种田和过日子(当然不是他们原来的日子，而是当地人那样的日子)方面便落了下风。
　　多年以后，当老陶再次碰见小董时，已经完全认不出他来了。不仅认不出这是小董，也不认为眼前站着的这人是下放户，是从南京下来的。
　　老陶问起小董家里的情况，他说：“我记得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你说你老婆怀孕了，现在，小孩儿也该三四岁了吧？”
　　小董眨巴着一双红眼睛，也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害眼病，说：“我老婆生的是双胞胎，养不起，当时就把老大送人了。老二养到一岁多，得肺炎死了。想把老大要回来，人家说，你们养，还是要死，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什么小孩？想想也是。”
　　老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后来没话找话说：“那你就再生嘛，趁着还年轻。”
　　小董一连吐了几口痰，说：“现在想生也生不出来了。上回去汪集卫生院检查，大夫说我得了不育症。”
　　看来就是小董想在三余扎根也不可能了。他像一根枯树桩子那样戳在那儿。等有一天这树桩子彻底枯死了，三余就再也没有他这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