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陶文江站在严妈河堤上守候苏群时，来了一个人问路。此人又高又瘦，穿着一件过于宽大的中山装，几乎是飘然而至的。他问老陶家怎么走？直到将他领进自己家的园子，陶文江也没有认出这是谁。对方则早就认出了陶文江，之所以没有说明，是“怕吓着了伯父”(事后他这么说)。
　　再说老陶抬头看见了此人，不禁眉开眼笑，嘴巴里发出一连串的哎呀呀哎呀呀的感叹声。原来这人便是老陶最要好的朋友侯继民，小陶的侯叔叔。油灯下，侯继民的两腮干瘪，眼窝深陷，就像是一具骷髅。难怪陶文江认不出他来了。
　　老陶中学时代就认识了侯继民，他是后者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两人从事不同的工作，老陶写小说，侯继民一直在报社上班。但两家人始终保持往来。按侯继民的话说，他是伯父(陶文江)看着长大的，而小陶是他看着长大的。但此刻，小陶已经不记得他的侯叔叔了，只觉得眼前的这个人面目可怖，看着让人害怕。
　　当晚，苏群和小陶挤在一起，老陶则和侯继民睡在苏群和老陶的大床上，两人谈至深夜。小陶看着屋顶的望席上映出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听着爸爸和侯叔叔一会儿嘿嘿而笑，一会儿窃窃私语，不禁想起自己在赵宁生那儿过夜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侯继民在老陶家住了两天，第三天一早就赶回去了。他们家下放在邻县的一个公社里，和洪泽同属淮阴地区。侯继民是特地来看望老陶的。
　　他走后，老陶反复告诫小陶，不要把侯叔叔来访的事告诉别人。他着重提到了赵宁生，说：“不要对他讲这件事。”为取得小陶的信任，老陶告诉小陶：“侯叔叔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爸爸坚信他是一个好人。但侯叔叔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澄清。”
　　接下来的几天里，老陶一家议论着侯继民的事。开始的时候，老陶还颇为谨慎，说得也很隐晦。他会不时地站起身来，去屋外查看，生怕有人偷听。但时间一长，老陶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还是把侯继民的事和盘托出了。
　　在老陶的讲述中，小陶听得最多的就是“五一六”这个神秘莫测且令人生畏的词。
　　“五一六”是一个神秘莫测、令人望而生畏的词。和这个时代的另一些词，如“一打三反”、“五湖四海”、“八二七”一样，事过境迁，人们便不解其意了。这些词，大都和数字有关。另一些与数字无关的词，如“上山下乡”、“下放户”、“可教育子女”，读者朋友或可望文生义。而那些以数字标记的词则成了考据学上的问题。诗人杨黎坚信“语言即世界”，也许他是正确的。一个奇特的谜一样的世界(或时代)往往被奇特的谜一样的词语所笼罩、包围和装饰，或者就是这个世界(或时代)的特征、本质和值得一提之处。另外一点，世界(或时代)越是奇特、扭曲和贫乏，其词语的发明和生长就越是旺盛。“十年文革”(又是一个词)期间便是如此。最后，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这些词具有强烈的一次性、专门性和不可通约性(相对于其它的世界或时代)的特点。本书描绘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奇特扭曲又灿烂辉煌(词语学上)的世界(或时代)。因此读者朋友在阅读此书时，有必要准备一本专门的词典，免得我烦加解释(如何谓“右派”？“下放干部”？“知识青年”？“赤脚医生”？“革委会”？“武斗”？“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五七干校”？“造反派”？“走资派”？“红卫兵”？等等等等)。在任何一本词典里，你都可以查到“房屋”、“河流”、“田地”、“狗”和“太阳”，甚至你都不用去费神查对。但有些词你则必须借助于一本专门的词典，才能稍有了解。为了使本书能流传久远、易于翻译，本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删减工作，用普遍替代特殊，用永恒替代短暂，但仍有很多地方不能随人所愿。因为我所描绘的世界(或时代)毕竟是特殊和短暂的，是由附着其上或充斥其间的神秘无常的语言构成的。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年轻的或未来的或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读者朋友表示谨慎的歉意。
　　好在“五一六”一词有一个后缀，叫“反革命集团”。或者说“五一六”是“反革命集团”的定语，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简称。至于，为何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而不是“五一七反革命集团”或“五二六反革命集团”？对本书的叙述并无关紧要。那么，“反革命集团”又是什么意思呢？你大可望文生义。十一岁的小陶便是这样的。
　　侯继民一家和老陶家一样，从南京下放到农村。不同的是，下放后不久，侯继民就因五一六问题被捕入狱，又被押回了南京，在监狱里关了整整一年。这些，正是令小陶心驰神往的地方。以前，他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反动派拷打革命先烈，如今可是一个大活人，站在自己的面前，被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况且此人是老陶最要好的朋友，他的侯叔叔。
　　侯继民说，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他长年戴着手铐。为迫使他交代问题，工作组的人用脚拼命地在手铐上登踏。说着，侯继民亮出他的一双手。只见那手的十指犹如蜡烛般透明，手腕呈灰白色，看上去几乎比小陶的手腕还要细。这样的手腕没有被踩断真是一个奇迹。老陶证明说，侯继民的手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手以前和自己的手一样，十分的粗壮有力。
　　老陶告诉小陶，侯叔叔曾经自杀过。关押他的囚室里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连一根上吊的绳都找不着。后来侯继民发现了墙上的一张毛主席画像，是用几枚图钉钉上去的。他将图钉悉数取下，就着开水吞入腹中，然后坐等疼痛发作。过了一会儿，小腹果然疼了起来。侯继民去拉了一泡大便，之后就再无感觉了。大约是狱中的伙食粗糙，具有强烈的牵引作用，六七枚图钉大便时被带来了出来。
　　这以后侯继民就再也不想死了。就是想死，也没有任何可能。囚室里找不到上吊的绳子，就是系裤子的皮带也被没收了。他整天提着裤子，在囚室里或站或坐。站着的时候就伸胳膊动腿，锻炼身体。坐下来时就写交代材料，或者读毛选，这是囚室里惟一的读物。侯继民读了二三十遍毛选，几乎能倒背如流。这样做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掌握了一件有力的武器，可以和提审他的人针锋相对。
　　对方熟悉毛选的程度自然不及侯继民。开始的时候还很不服气，每次都要查对。查对的结果，证明侯继民正确无误。后来他们就比较谨慎了。因为，如果被侯继民抓住引用毛选的错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没准也会被捕入狱，成为侯继民的狱友呢。
　　再后来，侯继民引用毛选时，他们再也不费神查对了。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一信任，侯继民常常偷梁换柱，把自己的话说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说话的口气和方式自然和老人家一模一样，而编造的内容不免有利于自己。比如侯继民说：“毛主席说过，不要虐待俘虏，吃肉，至少每周一次，和平年代我们要这样做，战争年代也要这样做。至少每周一次。没有猪肉，其它的肉类也要尽量供应。”如果当时他们去查对毛选，侯继民就必死无疑了。
　　老陶十分称道侯继民的智慧和勇敢。他说：要说文斗，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侯叔叔的对手。文斗不行，他们只能采取武斗。理屈词穷后不免恼羞成怒，扑上来，踩侯继民的手铐，扇他的耳光。这只能说明他们的虚弱。
　　侯继民威武不能屈，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后来他们就威胁要枪毙他。一天晚上，侯继民被押上了一辆吉普车，身边坐着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月黑风高，吉普车一路向郊外的乱坟岗驶去。
　　车一面开，那些人一面抬起手来看手表，对侯继民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交代问题还来得及。”侯继民心想：这一天终于到了。实际上，在此以前他就做好了准备，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思想斗争得十分激烈。最后，侯继民还是决定拒绝认罪。
　　他专门为此行准备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是冤枉而死的，如果有好心人捡着这张条子，请转交给他的家人(下面写着他们家下放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以及他妻子的姓名)。如果找不着他的家人，请代为上诉，他侯继民在九泉之下谢过了。
　　字条此刻就攥在侯继民被镣铐紧锁的手上，他准备一有机会就抛出窗外。且不说，侯继民根本就没有机会。窄小的车厢内，他被两个战士和工作组的人紧紧地挤在中间。即使这张字条被抛了出去，它也将随风而去，飘得不知所踪。就算被人捡着了，那人也识字，并且是一个“好心人”，他当真会把字条交到侯继民家人的手上吗？或者挺身而出，为侯继民上诉？侯继民还是太书生意气了，至死不改。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绝望中的希望。但怎么听上去反倒更让人绝望了呢？
　　吉普车在郊外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牢房。他们根本就没有下车。原来，这不过是一次假枪毙。侯继民庆幸自己没有屈服，庆幸自己没有机会将字条抛出窗外。如果他没有死，字条反到了家人的手上，他们悲痛欲绝不说，闹将起来(上诉上访)那就麻烦了。
　　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侯继民真的被枪毙了，那字条一定到不了他家人的手中。如果侯继民没有死，但字条已经抛了出去，反倒可能辗转抵达。这出于我对世事无常的某种理解，没有任何道理可言。造化就是这么捉弄人的。假枪毙也是一次捉弄，但那是人为的，其魅力和深远效果比起造化弄人来只能算是大巫见小巫。因此可以这样说，一次人为的针对某人的小捉弄避免了一次命运使然的牵动全局的大捉弄。
　　这些小陶自然不懂，甚至老陶也不甚了然。侯继民身陷其间也稀里糊涂。但从此以后他再也无所畏惧了。死过一次的人，还怕什么呢？什么都不怕了。
　　小陶对侯叔叔英勇无畏的行为不禁肃然起敬、崇拜有加。看此情形，老陶不失时机地给小陶树立起了一个现实的榜样，用以教育后者。至于侯继民是否真是反革命？五一六是否真是反革命集团？已无关紧要，小陶也不关心。侯继民的狱中表现和电影里的那些革命先烈别无二致。也因此，老陶将侯继民提升到岳飞、文天祥、方志敏的行列小陶并无异议。
　　看到时机成熟，老陶拿出两件东西，交给小陶，让他保存好。
　　这两件东西是侯继民专门留下，给小陶作纪念的。老陶原来准备再过几年，等小陶长大后再给他。看到小陶对侯叔叔如此崇拜，老陶觉得没有必要再等了。
　　这两件东西都是用香烟壳做成的，其中的一件属于工艺品。将金红色的南京牌香烟的外壳裁成细细的窄条，之后在一张浅灰色的香烟衬纸上穿梭编织，那灰色的香烟纸上便出现了一些金红色的字迹。给小陶的香烟纸上有七个大字，“相信群众相信党”。
　　另一件东西也是香烟纸。侯继民在烟壳的背面办了一张小报，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钢笔字，一概为侯继民手书。报纸上写着年月日，摘录了毛主席语录(报头位置)，另有一段关于狱中生活的日记。再就是诗词，五言或七律，三首到两首，用以抒发愤懑或激昂的情绪。在这些体例之间，有许多侯继民手绘的小花边，穿梭往来，作为连接或分隔。整张小报，疏密有致，内容丰富，看上去十分的喜人。
　　给小陶的这张小报上，有一首七律，写的是侯继民半夜做梦，梦中他又回到了下放的那个地方。侯继民和他的儿子在小河里游泳嬉戏，醒来时发现自己仍身陷狱中，于是侯继民不禁泪水沾襟。可见，侯继民家下放的地方也有小河，他也经常带领儿子去河里游泳。不同的是侯继民的儿子学会了游泳，至少在侯继民的梦中是这样的。
　　据说，这样的小报和烟壳编织的标语有很多。侯继民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两包，而且只抽南京。入狱以前就抽得很凶，入狱以后，他的烟瘾有增无减。由于无事可干，也由于要收集那些难得的烟纸烟壳，弄得囚室里整天烟雾缭绕，就像着火了一样。写交代材料的纸张虽然很多，但那是每天要核对的。
　　侯继民技痒，需要写写画画，只能靠自己收集烟纸。因此他就拼命抽烟(烟是自己花钱买的，幸亏监狱里这方面没有限制)。出狱后，侯继民的身体完全垮了，这和狱中所受的折磨有关，大约也和他不加节制地吸烟有关。
　　前文说过，文革前，侯继民在报社工作，是办报纸的。他和报纸的渊源可谓深矣。解放前，还在读中学时，他就和老陶一起办报、写传单，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解放后，侯继民办报，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此刻他身陷狱中，想到的解脱办法仍然是办报。只不过这张报纸十分奇特，办在一张香烟纸上，日出一张(算是日报)，完全是办给自己看的。侯继民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口念手写，冒着被查抄的危险，处境甚至比当年还要艰难百倍。难怪老陶说，侯继民有办报癖了，就像自己有写作癖一样。
　　让老陶感到迷惑不解也深为感动的是，这张小报并没有读者，除了侯继民本人。当然，后来这些烟壳小报大部分都被查出来没收了，工作组人员成了该报的第一批读者。也许侯继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那些小报上并无什么对自己不利的内容，相反，倒有些鸣冤叫屈的意思。也就是说，侯继民潜意识里的读者正是那些工作组成员，小报正是办给他们看的。
　　侯继民的烟壳小报大部分都被没收了，去了它们该去的地方。侯继民出狱时带走了一些。于是，他的家人成了小报的第二批读者。第三批读者就是老陶一家。侯继民送给小陶一张小报一张烟壳编织物，或许也有转移的意思。在目前的处境下，侯继民家被抄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
　　老陶仔细地阅读了两张烟纸，觉得虽然这并非什么祥瑞之物，但深究起来也没有明显的反动内容。权衡再三以后，他慎重地把它们交给了小陶。
　　小陶感到了肩上的压力，保存这两张烟纸成了一项光荣而冒险的任务。在他看来，这粗糙的烟纸就像是革命先烈的遗物。夜深人静之际，从藏匿的地方取出，在煤油灯下端详良久，小陶每每心醉神迷。这两张烟纸，甚至连赵宁生都没有看见过。他只是依稀听说，再追问下去，小陶就不再作声了。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小花的时代行将结束。一天，苏群骑车去汪集邮局取包裹。
　　包裹是苏群的父亲，也就是小陶的外公从北京寄来的。老人家几乎每周都要给苏群写信，每个月要寄一次包裹。包裹里多半是食品(香肠、奶粉、糖果和香烟)以及一些书籍(科学种田类和常用医药类)，有时也夹带着几本小人书，是专门给小陶买的。
 
 
　　邮件抵达汪集邮局后，就再无邮路送抵三余。常常有顺路的人给老陶家捎信，说：“汪集邮局有你们家的东西。”闻讯后苏群便骑上自行车，专门跑一趟汪集。也有时她去汪集采购，顺便把邮件带回三余。每次去汪集，苏群都要去邮局的柜台上问一声：“有没有老陶、陶培毅家的邮件？”
　　这一天，苏群又蹬车去了汪集，专门去取包裹。她走得很早，上午十点不到就出门了。除了取包裹，并无其它的采购任务，估计下午三点左右就可返回三余了。
　　苏群走后不久，小花趁人不备，也跑出了桥口。它跟踪苏群，一直跑到严妈河堤上。苏群下车，驱赶小花。这前文已经说过了，不再罗嗦。赶走小花后，苏群继续前行，终于抵达了汪集，这是毋庸质疑的。但她是否去了汪集邮局，取了包裹？或者，那包裹是否真的存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苏群走后约一小时，老陶家人开始寻找小花。他们四处寻觅，一无所获。老陶和小陶分头去了村里、河堤上。陶文江和陶冯氏则留在家里，在房子里找开了。陶冯氏不惜翻箱倒柜，用一根竹竿伸进床肚里拨弄。陶文江说：“小花又不是一件东西，怎么可能在这些地方呢？”
　　没过多久，老陶和小陶回来了。他们自然没有找着小花。现在，老陶家人可以确定：小花跟苏群去了汪集。他们希望苏群回家时后面跟着摇头摆尾的小花，现在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转眼就到了下午三点，这是苏群回家的时间。但她没有按时回家。大约四点左右，还没等陶文江去路边守候，老陶率先出了门，去打听消息。
　　老陶手里捏着一本《科学实验》，一面读，一面向严妈河堤走去。在路上他碰见了一个人。那人让老陶还是回家吧，说苏群今天晚上是回不来了。
　　老陶碰见的是余队长。早上，就是他派人来通知老陶家汪集邮局里有包裹的。此刻他站在路边，似乎已等候了多时。看见老陶，一把抓住他，附耳低言一番后老陶的脸色陡变。老陶再也没有往前走，而是转身回去了。
　　到家后，老陶搬了一把椅子挡在堂屋门前。他坐上去，将双腿伸直，脚跷在一张小板凳上。就这么半躺半坐着，眉头紧锁，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腹部。老陶说，他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陶文江、陶冯氏和小陶都在屋子里。由于老陶挡在门口，他们便无法出去了。天色越来越暗，眼看着就到了陶文江出门守候的时间，他焦急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但又不便明说。
　　渐渐的，房子里也暗了下来，陶文江竟然忘记了点灯。在外面天光的映衬下，门前出现了老陶半躺着的黑影，最后只剩下脸上的两只镜片在隐约闪烁。陶文江也停止了踱步，伫立在堂屋的后窗前面，一动不动的，两只镜片也在闪烁。父子俩背对着背，一躺一站，默默无语，就这么相持着。整个房子里除了陶冯氏偶尔的叨唠，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小陶甚至能听见陶文江粗重的鼻息。过了一会儿，陶文江禁不住唉声叹气起来，并开始跺脚。
　　陶文江发作以前，老陶终于让出了大门。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临出门前说了句：“苏群今天不回来了。刚才我碰见余队长，他捎信来说，公社里有事，可能又要成立宣传队什么的。”
　　说完，老陶拿了一把铁锨，走出门去。他让小陶也拿了一把锨，跟他一起出去。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父子俩扛着铁锨来到自留地上，的确有些怪异。
　　直到远离了房子，来到河边，光线稍稍的明亮了一些。老陶将铁锨插入地里，用手扶着锨柄。小陶学老陶的样子，也将铁锨插入地里，扶着锨柄。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开始说话。
　　老陶告诉小陶：“你妈妈被隔离审查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说到此处，便不再说。他用眼睛盯着小陶，看他的反应。
　　小陶吓得不敢出气。过了一会儿，老陶又说：“你要做好准备。要是爸爸也被隔离了，家里只剩下你和爷爷奶奶，要是爷爷奶奶再有什么不测，那你怎么办呢？”
　　小陶说：“那我就去北京找外公。”
　　老陶叹了一口气，就不再说什么了。他拔出铁锨，在地里铲了几下。小陶听见草根被斩断的声音。地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干了几下之后，老陶就住手了。这时小陶问：“爸爸，你说小花还会回来吗？”
　　老陶没有回答。他对小陶说：“陶陶，你已经十一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懂事呢？”说完，不由地又长叹一声。小陶知道自己让爸爸失望了。
　　之后，父子俩沿着河边，在园子里转了一圈。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园子的轮廓依然依稀可见。经过两年的努力，幼小的树苗已经慢慢长大了。虽然现在是冬天，树叶落尽，但枝枝杈杈的树木看上去郁郁葱葱的。在黑黢黢的园子旁边，小河闪闪烁烁的，反射着天光。老陶父子转过来，看见了他们家的房子。这时，陶文江已经点亮了煤油灯。灯光射出窗口，看上去既远又近。
　　老陶扶着小陶的肩膀，对他说：“我们回去吧，爷爷奶奶要着急了。”
　　苏群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三余传开了。但三余人并不清楚何谓“隔离审查”，他们只知道苏群被抓起来了。
　　据说她被余队长叫到大队部去，说是有人找。苏群进去的时候闪出了两个穿军装的人，喀嚓一声给苏群戴上了手铐。这与传说中的靳先生被捕的情形如出一辙，被叫到大队部去，然后喀嚓一声戴上了手铐。
 
　　我们知道，苏群是自己骑车去的汪集。她准备去汪集邮局，去取一个包裹。苏群是否取到了包裹？我不得而知，总之后来她被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院里。当天晚上，苏群没有从那里出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从那里出来。苏群在公社革委会大院里，一住就是二三十天。
　　这二三十天里，苏群的生活极有规律：吃饭、睡觉、写交代材料、接受工作组成员的审查。她的行动从原则上说，被限制在一间平房里。这间房子既是她睡觉的地方，也是她写材料的地方，因此不可或缺地有一张板床和一张桌子。但苏群也可以在公社大院里活动，比如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
　　一日三餐，苏群都要去公社食堂里打饭。二十多天下来，和在大院里上班的人都很熟悉了。但他们不和她说话。苏群倒是很想和他们搭讪，但想到自己的身份，也只好作罢。所以，所谓的熟悉也只是面熟而已，但这一点不无重要。
　　在食堂里吃饭的有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公社秘书、干事、会计等重要人物。这些人，平时想认识还没有机会呢。现在，虽然没有说过话，但彼此都知道了对方是谁。苏群将他们的面孔一一牢记在心，心想：没准以后能用得上呢。书记、主任、秘书、干事一干人，后来见到苏群时也开始点头微笑了，算是打招呼。他们的笑容或招呼被苏群看作是此次隔离审查的重大收获。
　　苏群很自觉，二三十天来，从不走出公社大院大门一步。她在大院里面走动，也只是打饭和上厕所。每次，都有两个女知青跟着。
　　她们是从下面的大队专门调上来，监视苏群的。能混迹于公社大院里，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两个女知青和苏群一起打饭、上厕所，睡觉也在苏群住的那间平房里。因此苏群的房间里共有两张床铺。一张单人的，苏群睡，另一张是双人的，两个女知青合睡在上面。
　　女知青比苏群还要机灵。她们不仅结交大院里的重要人物(她们有和他们说话、打招呼的权利)，对身陷囹圄的苏群也很巴结。不仅因为女知青是从南京来的，和苏群有老乡的情分，也由于经过几年的锻炼，她们已日趋成熟，深知世事无常。
　　当然，与苏群亲近是有分寸的。首先得不违反规定，给自己增加麻烦。其次，一定得是私下里，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房间里只有她们三个人。届时，女知青的嘴会变得很甜，她们甚至管苏群叫大姐。有时候她们也会痛哭流涕，在苏群面前诉说各自的身世以及在下面插队锻炼的艰难。
　　但在工作组面前，两个女知青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她们表情严肃，说话的嗓门也提高了。这，苏群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时需要巴结的是工作组的人。工作组的人来自南京，和女知青有老乡的情分，况且大权在握，怎能不让她们又敬又爱呢？
　　工作组来自南京，和公社大院里的人并无关系。他们在一间专门的房子里“提审”苏群。那房子是一排办公平房中的一间，只是门框上没钉牌子。苏群除了打饭、上厕所，每天还要去这间房子。提审苏群时，两个女知青站在边上陪着，甚是无聊。
　　工作组一行共三人，他们千里迢迢地从南京赶来，完全是因为苏群。后者自觉待遇甚高，不免有些受宠若惊。后来(隔离审查以后)，苏群才知道工作组的全称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
　　这“五一六”三个字苏群还是听说过的，当年侯继民便是因此入狱的。虽说老陶一家和侯继民的关系亲密，相信他是无辜的，但到底有些疑惑。直到苏群因同样的问题被隔离审查，她这才完全相信了侯继民。不仅他不是一名五一六分子(像自己一样，蒙受不白之冤)，整个事情都可能子虚乌有，是一个骗局。想到这些，苏群既感安慰又非常惶恐。
　　感到安慰的是，这毕竟不是事实。像侯继民一样，苏群开始念叨“相信群众，相信党”来了。侯继民将这七字真言用烟壳织成图案，以安慰和激励自己。苏群不吸烟，只有在心里念叨，有时也说给两个女知青听。
　　让苏群惶恐的是，这事儿虽然荒唐，但却十分严重，其后果可达到被捕枪毙的程度。侯继民就是一个例子。与侯继民相比，苏群目前的处境简直就是天堂了。虽然三余人对隔离审查和被捕入狱的分别不甚清楚，但苏群心里却异常明白，二者有着天壤之别。当然，如果她坚持不低头认罪，从隔离审查到真正的坐牢也就是半步之遥了。
　　工作组正是这么开导苏群的。他们说：“你被捕入狱不要紧，但得为子女的前途想想。”
　　此言一出，苏群不免热泪盈眶。她想起了小陶、小陶的前途以及在三余扎根的理想。工作组很善于攻心，见苏群有所动摇，也不再紧逼，让她回去顺着这个思路好好地想一想。
　　第二天，他们把苏群叫到房间里，问她：“想好了没有？”
　　在他们身后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组成的标语。这是工作组的八字真言，此刻不禁熠熠生辉，放射出道道毫光。比起苏群、侯继民的七字真言来毕竟多了一个，因而更是法力无边。苏群顶不住了，琢磨：还是交代了吧！
　　虽说苏群下了决心，但真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因为，的确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所有内容都得现编现卖。工作组还特别的严谨，所有的交代都要和已掌握的材料进行核对，时间、地点、人物皆不能错。苏群连蒙带猜，使尽浑身解数，还是不能使他们满意。
　　在工作组看来，苏群当真是狡猾无比。他们哪里知道对方的苦衷？一个压根儿不知道五一六为何物的人(从工作组嘴里苏群是第二次听说这个词，第一次是听侯继民说的)，现在要编出整个事情，还得有具体的细节、场景、人物和对话，并且得与标准答案严丝合缝。真是比登天还难啊！就是让以编故事为生的老陶来，恐怕他也力不从心。何况苏群不过是老陶的妻子。也幸亏她是老陶的妻子，长期的耳濡目染，总算有一些虚构的能力，因此才可能与工作组周旋下去。
　　工作组的人坐在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大叠材料。每当苏群编不下去时，他们就会翻一下材料，然后说出一两个细节，以示提醒。也就是说，当苏群不能自圆其说时，他们就会提示她。但他们绝不多说。一个细节，一个名字，或者某人说过的一句话，并且掐头去尾，留下足够的余地让苏群发挥。
　　苏群想：要是能搞到那份材料该有多好？那样，她就不用乱猜了，直接将材料抄写一遍，交上去也就完了。省得花这么多的时间，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但搞到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虽说近在咫尺。除非她去偷。一来，苏群完全没有偷窃的经验和技巧。二来，对她而言，偷窃的罪行比起反革命来更不可思议，更无法想像。因此这事儿想都不用想。
　　二十三天为三周加两天。苏群被隔离审查的时间是这样度过的。前半个月为八字真言和七字真言的对抗、相持，直到在压力下苏群的防线彻底瓦解。余下的时间便是编材料。虽然有工作组的热心配合，预计也得花上两周时间。整个过程预计一个月。可后半段进行到一周时却出了一点意外。
　　这天，工作组的人拿来一封信，交给苏群。信是苏群的父亲从北京寄来的。这一次没有等苏群取回三余，他们从汪集邮局里拿来，直接交给了她。邮路自然是大大地缩短了。
　　这封信，与老人家以前的来信相比更加的厚重，所用的信封也略大。在工作组人员的注视下，苏群撕开信封，没想到里面还套着一个信封。在第二个信封上，苏群的父亲用毛笔写了四个小字“阅后付炳”。不看则已，一看之下，苏群不禁头皮发麻，惊出一身冷汗。
　　这时，苏群想停下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之所以将信亲自交给她，就是想让她当面拆的。而苏群当众拆信，也是想消除工作组的疑虑：这不过是一封普通的家信，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苏群硬着头皮拆开第二个信封，展开信纸，开始阅读。与此同时，工作组的人站在椅子后面(苏群坐在一把椅子上)，目光如炬地注视着，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苏群的父亲在信中告诉苏群，中央出了大事，林副主席叛逃苏联，已经摔死在蒙古的温都而汗了。老人家还说了些别的什么，苏群已经完全看不清了。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都要从椅子上滑下去。
　　当天的提审到此结束。椅子后面的那人走回桌子后面，没有说一句话。直到苏群在两个女知青的搀扶下离开房间，他们都没有说话。直到第二天、第三天，照例的提审被取消了。工作组方面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消息，苏群就像是被他们遗忘了。
　　整个被审查期间，最后两天是最难熬的。由于那封信，工作组的人已不再提审苏群。后者心想：接手他们工作的恐怕是真正的公安部门了。她将离开公社大院，住进带电网的监狱里。因此思想斗争十分的激烈。
　　首先是痛心疾首的埋怨。“爸爸啊，爸爸，”苏群在心里呼喊，“您这是怎么啦？为什么早不写，晚不写，恰恰是在这时候写来了这封信？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就像以前那样，而要传什么小道消息？您这不是置女儿于死地吗？爸爸啊，爸爸，您怎么这么糊涂呢！”
　　远在北京的苏群的父亲自然是沉默不语，毫无反应。苏群继续说道：“这下可好，女儿坐牢永世不得翻身不说，还得连累您老人家。您的外孙陶陶因为妈妈是个反革命关在大牢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可他今后的道路还很长啊！”说到此处，苏群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了。
　　哭也无用，苏群觉得得想点办法。她想还是死吧。这样虽然会落下个畏罪自杀的罪名，但今后小陶就不必惦记坐牢的妈妈，给她送牢饭了。计议已定，苏群开始寻找机会。
　　自从上次提审以后，两个女知青对她监视得更紧了，几乎寸步不离。但即使把她们支开，又能怎么样呢？环顾这间住了二十多天的房子，苏群第一次发现了屋顶上的那根房梁。上吊！想到此处，她不禁豁然开朗。
　　苏群想像自己像孙厂长一样地吊在房梁上，头歪向一边，嘴巴里吐出血红的舌头。她仿佛听见老陶痛心疾首地说：“阿群，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像个农妇一样，用裤带把自己吊在房梁上，样子真难看！要死也得换个方式啊！”
　　苏群辩驳道：“这间房子里又没有刀，我不能割腕自杀。也没有安眠药，吃了以后就像睡着了一样。也没有煤炉，把门窗关好，就可以让自己煤气中毒。房子里只有这根房梁，我你让我怎么办！”可是，如果苏群真的吊在房梁上，还能像现在这样开口说话吗？
　　在三余，村上人寻死无非几种办法，投河、上吊、喝农药。不像南京人，习惯于割腕、吃安眠药和用煤气。南京人还会跳楼，但三余根本就没有楼。就是在汪集，苏群目前住的也是平房。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以后，南京人还喜欢跳大桥。虽说也是往水里跳，但那是跳大桥，而不是投河。即便如此，老陶还是不赞成这种惨烈的死法。他以身作则，文革中老陶有一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就是服的安眠药，而且还跑到了郊区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即使是死，老陶也是很要面子的。
　　几年以后，老陶家发生狗食风波(详见“陶文江”一章)，苏群下意识地解开衣服口子，跑向河边。事后老陶十分不满。倒不是因为苏群的自杀冲动，而是她所采取的方式。在老陶看来，苏群就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妇。苏群解释说，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真的想死。老陶说：“那就更可怕了！”
　　而现在，苏群的意识十分清醒，她决定把自己吊死在一根结实的房梁上。
　　但想上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苏群没有三余农妇那样的布缝的裤带。就是有，她的腰也不够粗，因而裤带不够长。有限的裤带绕过碗口粗细的房梁再套在自己的脖子上，长度不够。苏群得找一根长度合适并且够结实的绳子，之后，还要将两个女知青支走。
　　就在苏群寻寻觅觅为一根上吊绳而烦恼时，林彪叛逃的消息已传遍了全国。七亿人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除了苏群。中央下发了有关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直到三余一队的村民。他们奔走相告，说是林秃子带了一群老婆坐飞机逃跑，周总理从小柜子里拿了一个“捣蛋”往天上一撂，飞机就爆炸了。林秃子摔下来，跌断了三叉骨。三余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虽说有些玄乎，但距事实真相也差不了多少。
　　林秃子自然是指林彪。他现在已经不是林副主席，而是林秃子。因为头上无毛，是个秃顶，所以是林秃子。一群老婆是老婆叶群的误传。他们乘坐的飞机机型是三叉戟，三余人听成了三叉骨。“捣蛋”即是导弹。老陶不无兴奋地说：“老百姓的语言就是生动！”为这些有趣的说法，老陶家人关起门来偷偷地乐了很久。
　　至于公社大院里的人，自然没有那么愚昧。他们有文件为依据，对事实真相了解得更加全面。他们没想到的是，有一个人由于孤陋寡闻，正寻死觅活，在找一根上吊的绳子。如果这时候有谁向苏群透露一点消息，就能够救她一命。可没有人想到这一点，苏群更加想不到。
　　在食堂里打饭遇见时，依然没有人和她说话。两个女知青也觉得没有必要和苏群谈论此事。既然工作组不谈，她们又何苦多事呢？于是苏群继续寻找着那根把自己吊死的绳子。
　　她找到了吗？
　　如果林彪叛逃的消息属于谣言，我想，苏群一定找不到上吊的绳子，以从她的罪行中解脱出来。但如果(像现在这样)消息属实，那她倒有可能找到那根绳子。这便是我是对世事无常、造化弄人的理解。在侯继民被假枪毙的故事中我已陈述过有关的理由，这里就不再说了。试想，蒙在鼓里的苏群就这么吊在了房梁上，那该是多么的可悲可叹，乃至可笑？走笔至此，我不禁起了怜悯之心，还是让苏群找不到那根命运的绳索吧！
　　她不但没有找到绳子，而且被意外地解禁了。隔离审查被解除，苏群获准返回三余。一辆顺路的拖拉机载着她，车斗里放着那辆骑往汪集的自行车。马达突突，一路颠簸，每一下震颤都使苏群浑身酸麻。她鼻子一酸，眼圈不禁有些红了。
　　在小墩口，拖拉机放下她。苏群骑着自行车，沿着严妈河堤，一路向三余村骑去。很远，她就看见了村子的轮廓。已经是春天了，沿河两岸的柳树已开始抽条，满目一片依稀的浅绿。很快，苏群看见了老陶家那青灰色的屋顶。放猪的孩子最先发现了她。他们前呼后拥，跟着自行车跑着，一面鬼喊乱叫：“小陶他妈来家了！小陶他妈来家了！”
　　苏群骑上了村道。陶文江没有站在路边守候，老陶家人并不知道她回来了。也不见小花摇头摆尾地跑来。在一群放猪孩子的簇拥下，苏群骑进了老陶家的桥口。
　　老陶一家站在房子前面迎接她。陶文江仍然穿着过冬的棉袄，乐得嘴都合不上了。陶冯氏忙着呵斥放猪的孩子，不让他们往屋子里钻。小陶似乎不认识苏群了，呆呆的愣在那里。放猪的孩子在他的耳边一个劲地喊：“你妈到家了！你妈到家了！”老陶接过苏群手上的自行车，靠在墙边。人群闪开一条路，苏群走进堂屋里。
　　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陶冯氏打来一盆热水，拧了一个毛巾把，递给苏群。苏群接过，拿在手上。这时她说：“陶陶呢？陶陶在哪里？”
　　看见小陶冒出来，苏群一把拉住他，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掉下来。
　　陶冯氏说：“帮你妈擦把脸。”小陶不动。看见苏群唏嘘不已，哭成了一个泪人儿，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放猪的孩子在一边叫道：“你妈哭了！你妈哭了！”
　　终于(大约三分钟后)，苏群拿开毛巾，露出了捂得通红发胀的脸。她的眼泡肿肿的，说：“我这是为陶陶的前途担心啊，将来他怎么生活呢？”说完，又哭开了。
　　现在，苏群已不必为林彪的事去坐牢或者上吊了，但五一六的问题并没有澄清。工作组离开时带走了所有的材料。他们对她说：“回去后你好好地反省吧，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看来，这个坎是怎么也迈不过去的。
　　苏群等待着，老陶一家等待着。可半年过去了，并没有任何动静。再没有人到他们家来，通知苏群去汪集取包裹。
　　苏群的父亲照常写信来，他根本不知道那封“阅后付炳”的信差点闯下大祸，要了女儿的命。苏群也从来都没有对他提起过这件事，甚至，连隔离审查的事也没有提过。
　　苏群按时去汪集采购、取邮件，生活渐渐地恢复了正常。继小花之后，老陶家养了小白。傍晚时分，苏群背着一只木头药箱，又开始挨家挨户地行医，给村上人换药。扎根的进程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继续。
　　三余人才不在乎苏群有没有结论呢，他们甚至都不明白五一六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感兴趣的不过是苏群被“喀嚓”一声戴上了手铐。后来苏群来家了。据说，公社崔书记派了一辆小汽车，把苏群一直送到了小墩口(事实是一辆拖拉机，也不是崔书记派的)。这样的荣耀足以抵消戴手铐带来的耻辱。苏群被隔离审查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渐渐的，似乎老陶家人也忘记了这件事。 
　　冬天来临的时候，老陶和苏群开始筹划，为村上人布置一间活动室。
　　老陶认为，三余之所以贫穷是当地人不善于科学种田，而不善于科学种田是因为没有文化。如果有一间活动室，苏群就能为乡亲们念念报纸书刊，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这样做，也能使老陶家人更好地联系群众。冬天夜长，村上人也有个地方好去，免得去牛屋里烤火，或者早早地上床睡觉，浪费了大好时光。
 
 
 
　　和余队长商量后，决定把活动室设在老陶家住过的那栋牛屋里。不用说，自从老陶家搬进新屋后，那牛屋更加的破败了。两年前老陶家人糊在墙上的报纸早被撕掉，村上人拿去烧火了。墙缝里塞的稻草也被掏空了。因此牛屋需要再糊一遍。
　　余队长又让人送来一担稻草。由于活动室只需要一间，一担稻草足够了。他们布置的是靠西的那间房子，也就是以前隔出的陶文江和陶冯氏的卧室，而堂屋和靠东的房子则没有布置。老陶家人用稻草将墙缝塞实，在墙上糊了两层报纸。之后，再糊一层画报。工序与以前完全相同，但如今已熟能生巧，不出半天工夫整个裱糊工作就完成了。
　　老陶和小陶从家里抬来一张桌子(老陶家的那张吃饭的桌子)。陶文江将两盏擦得锃亮的煤油灯也送了过来，并亲自点上。明亮的灯光下，苏群爬上一张凳子，往墙上贴毛主席画像。
　　她让小陶退到远处，看她是否贴正了。小陶站在门槛上，煞有介事地眯着眼睛，对苏群说：“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下来一点，行了，正正好。”
　　苏群跳下板凳，走到小陶身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和小陶一起欣赏着墙上的主席画像。的确，贴得很正，没有丝毫的歪斜。
　　老陶家人还搬来了几把椅子。余队长也从村上搜罗来几张条凳。苏群特意从汪集采购来的那支报夹，夹着几张当月的报纸。老陶有选择地拿来了一些书刊，放在方桌上。甚至，小陶也为活动室贡献了几本小人书。布置就绪，三余一队的活动室便开张了。
　　这天晚上，村上的人倾巢而出，拥到活动室里来。靠西的那间房子被挤满了，还有很多人待在没有裱糊的堂屋和靠东的房子里。苏群坐在方桌前，那儿还留了一张条凳，是留给余队长和其他可能到场的队干部的。
　　房子里虽然很挤，但方桌四周却空出很多地方。方桌上点着两盏煤油灯，照得桌面明晃晃的。村上人开始议论，说是老陶家吃得好，连桌子上面都是一层油。苏群孤零零地坐在桌边，四周是黑乎乎的人群，就像等待演出开场一样。男人们抽着烟袋，女人则抱着鞋底，闲话之余衲上几针。她们不时地在头发上摩摩针，或往鞋底上吐一口唾沫，好起润滑作用。小孩们跑来跑去，很不安分。整个房子里烟气弥漫。虽然屋外北风呼号，墙上的画报一鼓一吸的，但人们并不觉得冷。
　　终于，余队长到了。他刚一坐下，苏群就准备念报纸。余队长说：“不忙，等下子余书记。”直到此时，苏群才知道余书记也将前来，不禁深受鼓舞。
　　他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余书记驾到。而余书记不到，就不能念报。坐在桌前的苏群无事可干，不免无聊。余队长和村上的人倒不在意。他们磕着烟袋，唾沫星子乱飞，正说得起劲。渐渐的，他们几乎忘记了苏群的存在。村上的男女老少聚集一堂，谈天说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以前开社员大会，也只是一家派一个代表，往往是家里当家的男人，妇女孩子则很少参加。
　　余书记进来时，大伙儿闪开了一条道。他披着一件蓝大衣，头戴一顶三块瓦的帽子。虽然余书记也姓余，但不住在本村，他住在三余五队。
　　余书记也有一辆自行车，属于大队集体财产，但只有他一个人骑，式样为永久男式二八加重。他就是骑着这辆车穿村而来的。一到，就撩开大衣，一屁股坐在桌前的板凳上。余队长尽量往边上挪，整张条凳都让余书记给占据了。余队长只是在板凳头上搭了半边屁股。
　　见人已到齐，苏群清了清嗓子，开始念报。她刚念了两句，余书记嚯地站起来。余队长毫无防备，板凳一翘，便摔在了地上。村上人哈哈地笑起来。有人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他能玩得过余书记？”
　　这个“他”便是指余队长。余队长故意显得摔得很重，坐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以显示余书记的机智和威力。苏群也觉得这只是余书记即兴开的一个玩笑。没想到他一转身，将大衣一拢，便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九月子跑进来对余队长说：“余书记喊你哪。”余队长随即爬起来出去了。由于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离去，读报只好中断。
　　又过了一会儿，九月子再次进来，对苏群说：“余队长喊你哪。”
　　苏群离开桌子跟出去，只见余队长一个人站在桥口，并不见余书记。看来余队长刚把他送走。远处黑暗的村道上传来一阵狗吠以及一串清脆的车铃声。余队长走过来，讷讷地对苏群说：“余队长不叫你读报纸，说你的问题上头还没得结论呢。”
　　活动室是苏群一手搞起来的，老陶家其他人只是帮忙。这是她的工作，老陶觉得他们不应过多地插手。所以开张这天，他早早地就将小陶赶上床睡觉了。老陶和陶文江、陶冯氏站在这边的园子里，隔着沟边丛生的刺槐，注视着牛屋门前的空地和远处的桥口。村上人络绎不绝地拥进桥口，走进灯火通明的牛屋里。一时间人影憧憧，直到牛屋前的空地又空了出来。老陶他们也转身进了屋，插上门栓。
 
 
 
　　大约一小时后，陶文江和陶冯氏也已经上床了，老陶在灯下看书。突然，他听见有人敲门。老陶问：“谁呀？”
　　一个声音说：“是我。”已经完全听不出是苏群的声音了。
　　老陶开了门，看见苏群泪流满面地站在外面。进屋后，她仍止不住地抽泣着。老陶指了指顶上的望席，向苏群示意，意思是别惊动了老人和小陶。
　　老陶家的房间是用向日葵秆隔开的，上面是空的，彼此相通。老陶、苏群房间里的灯光通过望席的反射，映照在其它房间里。这时陶冯氏说话了，“是阿群吗？”她问。
　　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是阿群回来了吗？”陶文江也咳了起来。
　　老陶对着顶上的望席说：“没什么事情，你们睡吧。”
　　这以后，整栋房子里就再也没有人说话了。但老陶家人就此再没有睡踏实。甚至小陶也醒了，睁着眼睛看着顶上，看顶上的望席。老陶和苏群房间里射出的灯光，一圈圈地、很不均匀地映照在望席上。那黄黄的灯光亮了整整一夜。
　　这一夜，老陶一家睡得很不安稳。陶文江不住地咳嗽、翻身，将棕绷床弄得咯吱直响。陶冯氏叹着气，低声地嘟囔着。小陶在梦中错牙，有时候醒了，看见望顶还亮着。倒是老陶和苏群的房间里全无声息，安静得出奇。
　　小陶最后一次醒来时，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是苏群在小声地读报纸。这时，其它的声音都已经停止了，惟有这单调的读报声持续着。后来，小陶又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