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陶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生他的时候，老陶一家没有肉吃。去副食品商店里买肉要凭肉票。肉票每人每月一张，一张肉票可以买二两肉。老陶家当时四口人，也就是说每个月可以买八两肉。这些肉票都攒着，以待小陶的出生。
　　一天老陶在一家商店里发现了一种肉罐头，500克装，也就是一斤肉。每个罐头只需四张肉票(八两)，就是说买一个肉罐头他们就赚了二两肉。老陶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跑回家拿来积攒了一个月的肉票，买了一个罐头。到后来，老陶家已不再积攒肉票，改攒肉罐头了。到小陶出生时，他们已经攒下了五只肉罐头。
　　这些肉罐头是专门供应担任哺乳任务的苏群的。她将肉罐头转变成甘甜的乳汁，再供应给小陶。当然，仅仅靠五只肉罐头是远远不够的。
　　老陶于是来到当年搞土改的南京郊区，居然让他弄到了两条黄鳝。每条黄鳝拇指粗细，一尺来长。老陶自然兴奋不已。这两条荒年的黄鳝最终也变成了乳汁，被小陶贪婪地吸收了。
　　这次重逢使农民朋友回想起老陶待他们的种种好处。
　　一年冬天，互助组仅有的牛死了，老陶摘下手表，让他们卖了，去买一头牛。离开郊区时，老陶将带下去的所有的家当都留了下来，包括一张书桌、一件大衣和一只搪瓷脸盆。回南京后，老陶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一位当地青年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多年以来，老陶和他的农村朋友始终保持着往来。每次来南京看病他们都会来老陶家里借宿，打地铺睡在老陶家的地板上，有时一睡就是个把月。至于到底要住多长时间？那得看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治疗情况。
　　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老陶认为已有回报。他根据不多的农村生活经验，创作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后来在刊物上发表，使老陶名扬全国，终于吃上了文学这碗饭。对一个生长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很难能可贵的。和农民朋友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他们谈论农时墒情乡村野事自然十分的必要。
　　老陶买回两条黄鳝后的一天，从郊区来了一个农民。他走进洪武路九十六号，上了三楼，找到老陶家。不过这次没有耽搁很久，农民朋友不是来借宿的，放下一担大白菜后他就离开了。大白菜，整整的一担，而不是一棵，老陶一家激动得有些泪眼模糊了。
　　他们从箩筐中取出一棵白菜，这一棵还只切了一半，煮熟后关上门偷偷地享用。另外半棵白菜放在厨房里的砧板上。厨房是与邻居共用的。大约半小时后(老陶一家吃完白菜，去厨房收拾碗筷)，砧板上的大白菜便不翼而飞了。老陶家人不敢声张，谁让他们如此大意，将这么珍贵的东西随手乱放呢？现在的问题不是半棵白菜，而是一担，整整的一担，弄不好的话没准会招来杀身之祸。
　　剩下的白菜被小心地收藏起来。每次煮白菜时更是万分在意。老陶家人常常半夜三更地去厨房里捣鼓，屏声息气、轻手蹑脚的，生怕锅灶碗盏发出声响。至于煮白菜时的那股奇香，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难怪第二天起来，饥肠辘辘的邻居们会用狐疑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他们。
　　小陶在五只肉罐头、两条黄鳝和一担大白菜的养活下勉勉强强地长大了，过了周岁。
　　小陶三四岁的时候，一次苏群抱着他去电影院看电影。前方银幕深处，一颗星球旋转而来，上面布满了丑陋的裂隙和坑洼。小陶被吓得啼哭不止。由于惊扰了邻座，苏群不得不抱着他提前退场。回到家里，老陶看着眼泪汪汪的小陶说了句：“这孩子真没出息！”
　　那颗扑面而来的星球自然是我们的地球了。的确，还有什么比地球更恐怖的事物吗？它呼啸着，旋转着，不由分说地砸了过来。小陶大约回忆起来到人世的一瞬，难道还有什么比出生更令人绝望的吗？据我所知，没有了。
　　既已出生，就再无退路，只有在无可奈何中慢慢长大。渐渐的，当初的恐惧已开始淡忘，求生的意志变得明确起来。小陶六岁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史无前例的，也就是从未有过的。当然，年幼的小陶并不明白。对他而言，只是世界的细节变得空前明晰(相对于那颗作为某制片厂图标的模糊的星球)，也更加的丰富多采了。
　　炎热的夏天晚上，老陶一家搬了竹床在洪武路九十六号大门外的路边乘凉。一辆辆的三轮货车轰鸣着，疾驶而过，车斗上站满了戴着头盔、手持长矛的人。在街边路灯的映照下，矛尖闪着寒光。有的人还光着脊背，身上闪烁着一层油光。这些精壮的身体是前去武斗，也就是搏杀的。听说这些后，小陶的心里不由地一阵清凉，也不觉得那么热了。
　　第二天，由邻居家的一个大孩子率领，小陶和另一个孩子瞒着各自的父母，三个人去了武斗现场。
　　他们走过了好几条街，小陶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最后，他们来到一栋带草坪的三层楼前。那儿什么都没有，四周静悄悄的。三层楼上，只有一些窗户半开半闭。小陶发现，所有的窗户上面都没有玻璃。大孩子说，玻璃被武斗的人砸掉了。
　　没有玻璃的窗户黑洞洞的，让人害怕。大孩子对小陶和另一个孩子说：昨天某某某(其中一派的头头)肠子里的屎都被人家揍出来了。
　　在楼前的草丛中，他们发现了很多发亮的玻璃。有一团白花花的东西反射着下午的阳光。开始的时候，小陶还以为是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浴缸。
　　浴缸断成两截，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是那样的白和刺目，并且庞大无比。显然它是从楼上的窗口被扔下来的。把它扔下来的那个人定然力大无穷，在小陶看来他就像一个妖怪。
　　他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央求大孩子回去。大孩子执意要到楼里面去。他拉着另一个孩子进去时，小陶就站在草坪上等他们。小陶不敢朝大楼看，生怕大孩子他们被人从黑洞洞的窗户那儿扔出来。
　　恐惧以外更多的还是欢乐，是莫名的兴奋。
　　老陶和苏群去了五七干校以后，陶文江和陶冯氏由于年纪大了，精力不济，管束不住小陶。后者和邻居家的孩子成天在院子里、马路边乱窜，不禁看见了许多怪事奇景。
　　常常有头戴高帽、挂着牌子游街的人，站在高高的车斗上。也有的自己走在马路上，旁边是穿着绿衣服戴红袖标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手中的红宝书也是鲜红鲜红的。每一次游街都有喧闹的锣鼓伴随，像过节一样的热闹。那些被揪斗的人，有时自己手上也提着一面小铜锣，一面走一面当当地敲打。
　　如果说红和绿是时代的流行色，那么锣鼓家伙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了。只要一见红绿二色，听见锣鼓喧天，小陶就无比激动，忍不住要跑出家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后来那红绿二色和锣鼓喧哗终于逼近了洪武路九十六号大院，破四旧的熊熊火焰在院子里升起来了。无数的书籍、字画、账本、绸缎被投掷到火焰里，还有那些烧不着的坛坛罐罐、雕像、砚台、茶壶等等。一场大火之后一概变得黑乎乎的，不分彼此。对于这场光明耀眼的大火，老陶家亦有贡献。穿绿衣带袖标的人将他们家的几箱书籍以及老陶的大量笔记都搜罗一处，投进了火中。对此，最得意的莫过于小陶。
　　不久，那红绿二色和锣鼓家伙进入了大楼，上了三层，来到老陶家的门口。穿绿衣的人在他们家的门框上贴上鲜红的标语，振臂高呼口号。从这些口号中，而不是标语上小陶得知老陶被打倒了(小陶这时还不识字)。贴标语的人对小陶说，老陶之所以被打倒，因为他是一个坏蛋。
　　“你要和陶培毅划清界限，以后不能叫他爸爸，只能叫陶培毅！”他叮嘱小陶道，后者不禁深感荣幸。
　　让小陶兴奋不已的不仅是这送上门来的火热场面，此外还有一种惊喜，翻译成成人的语言就是：“我们家居然也出了坏蛋！我们家居然也有人被打倒了！”这样的荣耀小陶连做梦都不会想到。
　　从此以后，小陶就不再叫老陶爸爸了，而是直呼其名，叫陶培毅。老陶偶尔从干校回家，拿些换洗衣服和咸菜。他总是愁眉不展，低垂着头，很少说话。这个灰暗的形象在家里一晃，不一会儿就走了。小陶喊他陶培毅，老陶置若罔闻，或者含糊地嗯一声，算是答应。小陶觉得怪没趣的。
　　每天傍晚，陶文江从三楼的窗口探出身来，呼喊在院子里玩耍的小陶，晚汇报的时间到了。每次小陶总是飞快地蹿上楼，从不耽误，而吃饭的时候叫他就没有这么爽快了。后来陶文江也只是在晚汇报的时间叫他，吃饭则随他去了。楼道里被粉刷一新，早请示晚汇报时邻居们聚集一处，拿出预备好的毛主席画像往墙上一挂。红宝书则每人一本，由自己保管。小陶对参加晚汇报很积极，因为他又看见红宝书和绿衣服了(邻居的大哥哥大姐姐穿着绿衣服)。小陶也有一本红宝书，但没有绿衣服。他很想参加早请示，吵着让陶文江叫醒他，但每次陶文江都不照办，为此小陶很不满意。
　　一天，晚汇报刚结束，大家发现了从干校回来的老陶和苏群。他们一起回家，这还是第一次。以前，由于所在的干校不同，他们总是分别回家的。当时邻居们还站在楼道里，眼看着老陶和苏群就要走进了自己家的门，小陶大喊一声：“打倒陶培毅！”
　　小陶完全是灵机一动。以前，他喊“陶培毅”，老陶总是不为所动，而老陶不为所动，小陶就觉得很没趣。他要使家里的坏蛋有所触动。
　　听到小陶的喊叫，陶冯氏从房间里奔出来，一把逮住了小陶，连拖带拽地把他拉进家门。一面拉陶冯氏一面骂：“小炮子子，我看你是着死噢！”进门以后又给了他一巴掌。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就丢大了。为抗议老陶的沉默和陶冯氏的暴行，小陶哭得震天动地。
　　小陶边哭边骂，他骂陶冯氏是地主婆，骂老陶是反革命，骂陶文江是历史反革命，骂苏群是女特务。但任他怎么骂家里人都不再理睬他了。小陶被反锁在房间里，陶冯氏说：“霉他！”
　　小陶被霉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停止了哭闹。他看着白色的墙壁和四周丝纹不动的家具，不禁觉得很没趣，甚至感到了一丝空虚。
　　由于这次失败，小陶又开始叫老陶爸爸了。
　　去干校以前，老陶和苏群有临睡前阅读的习惯。他们倚靠在床头，各自捧着一本书。小陶则坐在他们中间。老陶和苏群读书时，他一会儿抬头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大约八点半左右，陶文江走进儿子的房间，把小陶抱出去，抱进他和陶冯氏的房间、小陶自己的小床上。每次小陶都很不情愿离开，表现得恋恋不舍。
　　这次老陶和苏群一起回来，没有像往常那样当天返回干校，他们在家里住了一夜才走。这一晚，老陶和苏群又开始读书，可小陶没有爬上床去，坐在他们中间。他在另一间房间里赌气。后来，气也消了，仍不见老陶苏群来招呼他，小陶觉得很难过。
　　第二天，老陶和苏群分别回干校去了。苏群临走，蹲下身去搂住小陶，眼睛不禁湿润了。苏群走后，老陶也走了，临出门前他摸了摸小陶的头，叮嘱他说：“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父子俩都没有提昨天的事。后来，老陶就真的走了。小陶站在楼梯口，能看见下面楼梯的扶手。他看见老陶的一只手搁在上面，一截一截地向前移去。然后再转过来，一截一截地向前移动。那只手越来越小，甚至比小陶的手都还要小了，然后就彻底消失了。自始至终，小陶都没有看见老陶的身体在楼梯口出现。
　　老陶和苏群再次一起回来时已过了很久，他们家门框上的标语都已褪色了，陶文江拿着浆糊瓶已经修补过很多次。小陶对晚汇报也不像以前那么热衷，他已经上学念书了。学校给了他新的天地，使他经历了许多新事情。这些事，由于小说进度的缘故，我就不一一地道来了。
　　老陶和苏群再次归来时，又靠在床头读书。小陶最后一次坐在他们中间，但感受已不再相同。是小陶长大了吗？的确，但不仅于此。实际上，老陶和苏群根本就没在读书，他们只是拿着书，装装样子而已。他们在讨论问题，神情认真而严肃，语调也十分的深沉凝重。
　　小陶不能完全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老陶和苏群彼此交换着一些词，什么“空袭”、“警报”、“三线”、“疏散”、“原子弹”、“防空洞”。这些词在小陶的上空，老陶、苏群的房间里飞来飞去，让小陶惊恐不已。
　　他像小时候那样，抬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但老陶和苏群并没有理睬他。小陶只有抬头去看灯泡，那里面的钨丝像一缕金线般熠熠生辉。看得时间久了再看床单就没有以前那么白了，甚至整个房间都暗淡下去。光影之间，老陶和苏群的面孔变了形，嘴巴翕动着，吐出一个个令人不安的词汇。小陶心想：要打仗了。他又想：这可怎么办呢？想了半天，没有答案。
　　恐惧再次来到小陶的心里，不过，时间不长。没过多久，老陶一家就被批准光荣下放了。那些敲锣打鼓穿绿衣服的人又来到老陶家门前，撕去门框上的旧标语，换上了新的。
　　老陶家人喜气洋洋，就像办喜事一样。小陶在学校里也出尽风头。班主任王老师问：“你们中有谁家被批准光荣下放的？请举手。”
　　小陶马上把手举起来。和他同时举手的还有另一个同学。王老师对那个同学说：“你不用举手，你们家是逃亡地主，是押送回乡的。”
　　那个同学于是灰溜溜地把手放下，只有小陶骄傲地把手举过了头顶。
　　学校还专门为即将下放的同学开了欢送大会。小陶和另外十几个要下放的学生被安排在主席台上。他们坐成一排，胸前戴着碗口大的大红花，学校赠送给他们每人一套毛选四卷，上面扎了红绸子。他们手捧毛选四卷，俯瞰着台下的全体师生。在这种场合下，锣鼓、标语和口号自然是少不了的。那天小陶激动得脸都红了。
　　从此，小陶就不用再上学了，不用再去学校。老陶和苏群也都被解放了，从干校回到家里。他们所在的单位也分别开了欢送大会，戴了大红花、发了毛选四卷。老陶家一共得到三套毛选，其中的一套是小陶拿回家的。
　　他们即将出发到农村去，最激动的当然是小陶。他逢人就说：“我们家要下放了，到洪泽湖去，去吃鱼！”一面说一面比划。
　　难道小陶长这么大没吃过鱼吗？当然不是。也许刚出生的时候吃得比较少，后来就不一样了。但这不是一般的鱼，而是洪泽湖的鱼。洪泽湖的鱼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是洪泽湖的鱼。再问下去，小陶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但他心里清楚，这不一样肯定是存在的。
　　小陶出生在南京，几乎没有见过农村。很小的时候(大约三岁不到)，一次老陶苏群带他去郊区。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他们是坐渡轮过江的。在江北的岸边，小陶第一次看见了绿色的庄稼，还有一头大水牛。由于他的年纪过于幼小，有关农村的印象十分模糊。
　　后来，大桥刚刚建成通车后，老陶和苏群又带着小陶，准备横跨大桥到长江对岸去。可走到一半，小陶要大便，长江大桥上没有厕所。小陶拉了拉苏群的衣角，怯生生地说：“它要出来了。”它，就是指那泡大便。于是老陶夹着小陶，返身向引桥的方向飞奔而去找厕所。
　　小陶看农村的愿望终于未遂。他只是看见了刚刚建成的披红挂绿的大桥，此外还多了一个外号，叫“出来了”，是老陶给他起的。
　　一年多以后，小陶又来到了大桥上。不同的是，这次他坐在装饰着彩带花朵的大客车上。这样的车，前后都有很多辆。小陶又看见了令他兴奋不已的红绿颜色，听见了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响。欢送他们的队伍很长，因而车行缓慢。小陶并没有陶醉在这热烈的气氛中，车行至此，他不禁想起了那件丢人的事。“出来了，出来了。”小陶想，觉得那长长的车队就像是一截长屎，终于从南京城里出来了。
　　他们吃饭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房子里黑乎乎的，只是小方桌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油灯。油灯如豆，照着前面的四只菜碗。小陶坐在床沿上，靠着一堆被子。后来那被子动了起来，并伴随着一阵咳嗽，他这才知道被子里躺着一个人。那人在被子下面调节了一下屈腿的姿势，以便让小陶靠得舒服一些。
　　从村上人的口中得知，那人是吕素英的丈夫，也姓余，有字辈，得了老胃病，已经卧床不起十几年了。十几年来，他就这么一直躺着，似乎专门在等小陶的到来，然后屈起腿，让他靠着吃饭。小陶很想看清他的脸，但身后的床上黑乎乎的一片，最后小陶还是没有看清。
　　这时桌下冒出一只狗头，由于黑暗，小陶看不清它的毛色。探进灯光里的狗头黑白相间，白多黑少，就像一个人的脸上长了一块大胎记。小陶伸手摸了摸狗头，感觉到上面的狗毛又密又厚，还有点湿。狗眼乞求地望着小陶。虽然它的头和桌面平齐，菜碗就在它的嘴边，但没得到允许狗还是不敢不把嘴伸进菜碗里。
　　看来这是一只很乖的狗，在小陶的腿边蹭来蹭去的。后者从菜碗里搛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大约是肉，扔在桌下，那狗便吧唧吧唧地吃起来。围观的三余人不禁发出一阵唏嘘。
　　小陶问：“它叫什么名字？”
　　十几个人几乎一条声地说：“狗，狗，它叫狗！”
　　他们的声音中含有明显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狗是不应该吃肉的。
　　由于小陶的缘故，那狗平生第一次吃到了人吃的猪肉，而且还是煮熟的，经过了精心烹调。当它第二次抬起头来，乞求地望着小陶，后者正准备搛第二块肉的时候，周围发出一片叫喊：“把给我吃吃！把给我吃吃！”
　　叫喊的自然是孩子。大人嘴馋，但还不至于如此不顾面子。孩子们一面喊，一面从黑暗中伸出十几只小手，有的几乎戳到了小陶的脸上。老陶及时地制止了小陶的行为。桌下的狗突然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小陶听见屋后发出一阵狗的哀鸣声，它被村上的人弄了出去，大概因为不懂规矩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孩子们大呼小叫，其中一个人叫得最起劲。他的特征很突出，头上没有头发，因此脸显得特别大。秃头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腰间扎了一条草绳。小陶兴奋地叫道：“秃子！秃子！”被老陶呵止住。小陶又叫：“大头！大头！”大头嘻嘻地笑着，露出了一口黄灿灿的大牙。
　　后来小陶要上厕所，老陶让大头把他带出去，跟出来的还有另外七八个孩子。
　　外面，月光如水，天寒地冻，大头领着小陶向屋后的粪缸走去。那儿围了一圈玉米秸的篱笆，里面黑黢黢的，一股臭味儿扑面而来。小陶不愿进去解手，大头就让他在外面的空地上蹲下。小陶踌躇着，大头于是解了自己的裤子蹲下，以作示范。见小陶还在犹豫，另外那七八个孩子也都脱了裤子蹲下来，露出了白生生的屁股。小陶学他们的样子，脱了裤子就地蹲下，可他怎么也拉不出屎来。
　　他们就这么蹲着，冷风把屁股吹得生疼。小陶越是着急，就越是拉不出来，最后，屁股都冻得麻木了。小陶抬头看见树杈间的一轮月亮，觉得它是那样的大，那样的圆，就像是一个大屁股。
　　第二天一早，老陶一家就起床了。小陶也不例外。被子里的热气已荡然无存，大人们已纷纷起身，再没有人挤挨着他了。
　　小陶虽然睡得不够踏实，起床后还是很兴奋。他从来没有这么早地起来过，而且还是在这么一个新鲜的地方。天气很寒冷，苏群让小陶穿了四件毛衣，一件套着一件，就这么鼓鼓囊囊地流着清水鼻涕出了门。
 
 
 
　　他看见老陶在牛屋前的空地上做扩胸运动，嘴巴里呼出阵阵白气。在老陶的身边，有一堆不知谁家堆放的山芋藤，上面覆盖着一层白霜，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盐粒般地闪烁着。山芋藤约有半人来高，堆得像座小山。小陶呼喊着冲上去，山芋藤立刻垮塌下来。小陶再次冲上去，小山比刚才又矮了许多。直到被夷为平地，山芋藤在空地上摊了一大片，他这才罢手。
　　不久，村上的人就来了。来得最早的是那个大头，小陶这时才知道他叫九月子。他领着九月子在牛屋前后转了一圈，参观那些拆了一半的家具。后来，九月子把小陶带出了桥口，到村上去了。
　　他们来到一块刚收完山芋的地里，那儿有十几个放猪的孩子。因为放猪，脱不开人，所以他们没有去老陶家门前围观。见小陶自己送上门来，放猪的孩子自然大喜过望。他们伸出黑黑的小手，摸小陶的衣服，一面摸，一面嘴巴里啧啧有声，表示希奇。那些伸过来的小手又黑又脏，有的上面还生了冻疮、裂了口子，混合着脓血。小陶生怕衣服被他们弄脏了，竭力地避让着。这时九月子走过来，挡在小陶和放猪的孩子之间，他们要摸小陶的衣服须经过他的同意。他在他们中间块头最大，长相也最凶，所以没有人敢于违抗，况且小陶是九月子领来的。
　　小陶从口袋里掏出一片桃酥，咕吱咕吱地嚼起来。九月子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把给我吃吃！”
　　与此同时，其他的孩子也都向小陶伸出一只手，说：“把给我吃吃！”
　　十几只小手同时伸向小陶。他停止了咀嚼，不知道该把桃酥放在哪只手上。
　　这时，身后传来一片呼哧呼哧的声音，那是孩子们放的猪。因为小陶的出现，它们被忽略了很久。这时呼哧呼哧地叫着，孩子们听而不闻，只有从未听过猪叫的小陶才有所察觉。
　　他看见那些大大小小的猪，在地里到处乱跑。有垂着一排乳头身躯庞大的母猪(那些乳头几乎要擦着地面了)，也有围绕着母猪跟在后面奔跑的小猪。无论母猪还是小猪或是半大的公猪，都是黑色的。它们用嘴拱着土块，寻找着地里残留的没有被挖出的山芋。这块地已经不知道被它们拱过多少遍了，起伏不平，到处都是土疙瘩，看不见一棵青草，甚至草根。整块地里灰褐一片，由于猪群的跑动，腾起了阵阵烟尘。
　　若在平时，猪要是拱到一块山芋，放猪的孩子立刻就能发现。如果来得及，他们就把猪赶跑，从土里捡起山芋在衣服上擦擦便大嚼起来。为和人争食，那些猪没少挨打。可今天，孩子们的注意力不在猪身上。他们围着小陶，伸出一只只小黑手，眼巴巴地看着他。甚至猪们也停止了奔跑，在孩子们的身后围成一圈，尽量抬起它们的脖子，肥厚的鼻子一嗅一嗅的。难道它们也想吃桃酥吗？也许是桃酥的奇香让它们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是猪了。
　　小陶尽数掏出口袋里的桃酥，递给放猪的孩子。他身上其它的零食，也都被掏了出来，分给他们。
　　这以后每次小陶出门，都要在衣服口袋里装满零食，这样才有资格站在放猪的孩子们中间，和他们一起玩。
　　十几天下来，老陶家从南京带来的点心、糖果、饼干之类已所剩无几。小陶寻觅了半天，才从一只搪瓷罐里找出了一袋做八宝饭的红绿丝。他将沾有白糖的红绿丝带上，在放猪的孩子中又引起了一阵惊奇。“把给我吃吃！把给我吃吃！”他们说，嘴角上还粘着红绿丝。
　　到后来，那“把给我吃吃”的呼喊已很机械，只要一见到小陶他们就这么说，这与小陶是否已经把给他们吃吃了无关。只是在把食物(红绿丝之类)递进口中的一瞬间，他们会停止说这句话，甚至还没等完全咽下肚他们又开始说了。
　　小陶最先学会的一句三余话就是：把给我吃吃！
　　小陶在三余结识的第一个朋友是九月子。他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不能算是孩子了。因为家里穷，又生着瘌痢头，至今没有说媳妇(定亲)，村上的人为此有些小瞧他。
　　九月子虽然不像一个孩子，但也没有资格和男子汉一块儿干活，挣十分工。他总是混在姑娘媳妇们中间，和她们一道下地劳动。但他毕竟已经懂事，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余队长无奈之下，让他离开了妇女队，一个人单干，给队上干点杂活，但记的还是妇女的六分工。因此九月子有很多的闲暇时间，走东串西，不仅给队上干活，也不时地为各家帮点小忙。除了他妈，村上的所有大人都能支使他。
　　老陶家刚来时，九月子理所当然地前来帮忙。他帮老陶家拆家具、抬衣橱、担来塞墙缝的稻草、下河拎水等等，同时领着小陶四处瞎逛，忙得不亦乐乎。他和老陶家的特殊关系就是这时建立起来的。自然，九月子也得到不少好处，除桃酥、红绿丝外，老陶家人还经常给他一些穿过的旧衣服。陶文江时不时地会塞给他两三块钱。最大的收获当然还是苏群从县城的医药公司里买来灰黄霉素，治好了他的瘌痢头。
　　如今，九月子顶着一头刚长出的簇新的黑发，穿着老陶以前的一件泛白的中山装，经常倒背着手，在村上走来走去。乍一看，还以为是公社里的干部。凭这副尊容，说上媳妇是早晚的事。九月子认为不可草率从事，得认真地挑选一番。
　　为促进各家的副业，队上兴起了养鸭子之风。小鸭子是队上出钱统一购买的，按人头分给每户。放鸭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九月子的身上。
　　他每天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将各家的鸭子收集一处，沿着村中的小河把鸭群赶来赶去。九月子去谁家干活，那些鸭子就泊在谁家园子旁边的小河里。当然，鸭子最常出现的地方还是老陶家园子后面的小河，因为九月子经常给老陶家帮忙。很长时间以来，老陶家后面的小河里总是充斥着一片鸭子的鸣叫声，显得生机盎然。哪里有鸭子的叫声，哪里就有九月子，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每天傍晚，九月子把鸭子赶上村道，自东向西而去。鸭子自己认识家，摇摇摆摆地进了各家的桥口。第二天一早，主人打开圈门，鸭子便自行走进园子前面的小河。这时，手持长竿身着中山装的九月子出现了。
　　鸭子下蛋一般是在清晨，下在各家的鸭圈里。也有来不及下蛋就被九月子赶出来的，那就只好把蛋下在河里了。九月子每天都要脱去中山装、扒下裤子，下到河里摸鸭蛋，每天都能摸到两三枚。这些遗漏的鸭蛋归九月子所有，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当然，其中绝大部分被送到了老陶家，陶文江一一将它们收下，付给九月子几毛钱。
　　后者放鸭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每天越起越早，赶鸭子下河。因而从河里摸起的鸭蛋也越来越多，陶文江收购的鸭蛋也越来越多，小陶吃到的鸭蛋也越来越多。每次，小陶吃鸭蛋的时候，陶文江都会说：“这可是九月子的鸭蛋啊！”
　　鸭蛋吃多了不免要倒胃口，小陶开始拒绝鸭蛋。陶文江再次提醒他说：“这可是九月子的鸭蛋啊！”
　　九月子何许人也？小陶的好朋友，因此，怎么能拒绝他的鸭蛋呢？
　　老陶觉得这事儿荒唐之至。养鸭子的方案是他提出来的，分配给各家的鸭苗也是他垫钱买的，现在，鸭蛋成灾，都卖到他家里来了。不仅有九月子白捡的鸭蛋，其他人家的鸭蛋也舍不得自己吃，拿到老陶家来卖，陶文江也都悉数收下。老陶自己家为起带头作用，也养了两只鸭子，由九月子代放。因此虽然老陶十分不满，但也不便说些什么。
　　转眼到了夏天。
　　一天九月子到老陶家，约小陶晚上去抓黄鳝，同来的还有细巴子。他也已经不小了，和九月子同岁，但个头比九月子小了很多。细巴子有病，背上有个驼峰，人瘦得像根竹竿子。由于身体原因，他从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整天待在家里，不像九月子那么招摇。苏群的医术再高明，也治不好下细巴子的驼背，因此他与老陶家的关系很一般。
 
　　他们来约小陶抓黄鳝，是看中了老陶家的手电筒。灌水后的麦茬地，黄鳝从田埂边的洞穴里游出来，用手电筒一照，顿时呆若木鸡，再用手去抓它们，简直易如反掌。
　　老陶家没来的时候，每逢这个季节，村上的大人孩子都涌到水田里抓黄鳝。不过他们没有手电筒，每人手上捧着一盏墨水瓶做的柴油灯。那灯即使在屋里，也照不出三尺远，何况是在这没有遮拦的水田里？对黄鳝的震慑作用自然不及手电筒。当然，老陶家来了以后，有幸能用手电筒抓黄鳝的在三余也只有九月子一人。由于他和老陶家的交情，借用手电筒是不成问题的。
　　九月子和细巴子各自背着一个肚大口小的鱼篓，小陶手持电筒，三人同行，明明灭灭地向村外走去。
　　还没有到地方，就听见哗啦哗啦的趟水声。水田里油灯闪烁，犹如萤火虫一般，到处飘舞。他们来到田边，脱了鞋，挽了裤腿下去。小陶把手电筒交给九月子，而他的手上则多出了九月子的一双臭鞋。小陶提着两双鞋子(他和九月子的)，跟在九月子和细巴子身后。
　　他的脚很娇嫩，脚底没有老茧，一脚踩上粗硬的麦茬，便会疼得钻心。因此小陶走得十分小心，不敢把腿抬得过高。如果碰上被河水泡软的泥巴，粗糙的颗粒按摩着脚心，倒也非常的舒服。小陶趋利避害，举步维艰，因此落在了后面。他让九月子细巴子走慢一些，他们听而不闻。最后，那明晃晃的手电光移到前面去了，只留下小陶一个人在黑暗的水田里摸索。
　　九月子他们很快就抓到了很多黄鳝，装满了两只鱼篓。他们没有折回来接小陶，而是走向对面的田埂，上去歇息了。一面歇息，一面等小陶。九月子摆弄着手电筒，到处乱照一气。小陶不知道在水田里趟了多久，眼看那手电光越来越暗，几乎混同于油灯了。他总算来到田埂上，找到了九月子和细巴子。
　　九月子将电池耗尽的手电筒交给小陶，换回他的的鞋子。小陶很生气，说他要回家了。九月子和细巴子正聊得兴起，不想马上回去。小陶要一个人走，他们就恐吓他说，坟茔滩里有鬼，专门抓小孩，特别是像小陶这样城里的小孩，细皮嫩肉的，好吃得很，一吃咕吱咕吱的直响，喷香。
　　九月子和细巴子聊什么聊得兴起？他们在谈女人。
　　他们谈的女人是村西第一家耕庆的闺女桂兰，她已经十八岁了，还经常尿床。耕庆家门前的草垛上每天都要晾被子，他们家的稻草烧锅时一股尿臊味儿。因为这个毛病，桂兰十八岁了，还没有找到婆家。还有一种说法，桂兰出过一次门，婆家是三里地外大张大队的，因为尿床的毛病桂兰被人退亲，又回到了村上。这一回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九月子和细巴子争论的焦点是桂兰到底有没有出过门？两人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
　　九月子说，夏天的时候，桂兰喜欢在严妈河堤上乘凉，她在小凉车上一睡就睡到天亮。小凉车是三余的一种卧具，由树棍钉成框子，中间穿编几条草绳而成。桂兰睡在小凉车上，下面不垫席子。尿床时小便通过草绳之间的空隙滴落到严妈河堤上，被清晨的风一吹，臊味儿便无影无踪了，桂兰最多会弄湿几根草绳。当然这是在夏天。天冷以后就不行了，桂兰得搬回房子里睡，于是耕庆家每天都要在草垛上晾被子。
　　九月子说一天后半夜，他抓黄鳝回来，看见桂兰一个人睡在河堤上。他于是走过去，将桂兰的裤头往下捋。这时桂兰翻了一个身，吓了他一跳。九月子赶忙蹲下身去，桂兰的大屁股就耸立在他的前面。
　　九月子对细巴子说：“桂兰是个白板子。”
　　“白板子？”细巴子说，“怪不道她长这么大还尿床呢！”
　　他们呼哧呼哧地笑起来。小陶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是白板子，只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九月子和细巴子还呸呸地吐了几口唾沫，连说：“晦气！晦气！”吐完之后九月子又说，他把桂兰推下河去了。
　　桂兰的确是落水而死的，在三余，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然后两个人有开始议论桂兰长得多漂亮，皮肤有多白，说是连苏群也比不上。九月子打了个比方，说桂兰掉进面缸里都找不着。又说她的大屁股(这点上只有他有发言权，细巴子只有听的份)，就像镜子一样能照见人。
　　小陶见他们联系到苏群，不想再听了，吵着要回家。九月子和细巴子就吓唬他，说桂兰变成了落水鬼，每天夜里从严妈河里爬出来，一丝不挂，舌头伸出来有尺把长。他们越是这么说，小陶就越是要回家了。
　　小陶独自一人，历经千辛万苦(手电筒没电了，还要经过水鬼出没的严妈河堤)回到家里，就生病了，发了一夜的烧。第二天九月子来老陶家，小陶拒绝和他讲话。在苏群的追究下，小陶这才说了九月子推桂兰下河的事。老陶对三余的历史现状了如指掌，他掐指一算，对小陶说：“九月子在吹牛，余桂兰死的时候才九岁，像你这么大。”
　　小陶和九月子绝交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一次，他在村口碰见九月子，后者正站在一棵树下和村上的几个男人说话。见小陶来，他们说得更起劲了。一面说，一面还拿还眼睛看小陶。
　　九月子说，一次苏群对他说：“天气真热啊！”九月子说：“热哪，白天不热，晚上热。”苏群说：“晚上热，白天也热。”
　　在三余话里，热与日同音。听九月子说话的人嘿嘿地笑起来，他们对小陶说：“晚上日，白天也日。”
　　他们重复了很多遍，并且不怀好意地笑着，感到很满足。最满足的当然是九月子，因为这件事是他说出来的。苏群说：“晚上日，白天也日。”也是对他说的。
　　回到家，小陶声称九月子是坏蛋，让家里人不要再收他的鸭蛋，也不要再借手电筒给他了。苏群追究了半天，问小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陶就是不肯说。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