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江是老陶家最年长的人，下放那年，已经虚龄七十了。他的身材也是全家最高的，一米七八左右。平时，陶文江的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仍然十分浓密，一丝不苟地向后梳起，加上沉默寡言、表情庄重，不免让人肃然起敬。解放前，陶文江做过南京武定门小学的校长，在一次集体仪式上加入了国民党，一度还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所以说，他是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的。
 
　　解放后，陶文江即退休在家。从此他便不再提笔写字，作为一个读书人，每天只是翻翻报纸而已。到后来，他竟然真的不会写字了。当然，读书看报还是不成问题的。
　　陶文江很少发火，但一旦发起火来却十分了得。他会将手边能抓到的随便什么东西(比如一只茶杯)扔出去，同时大声地吼叫，声势可谓惊人。过后，他平静下来，再将地上的杯子碎片扫进一只撮箕里。然后拿来拖把，仔细地把地板上的水迹拖去。
　　文革中，老陶家经历了不少危机，陶文江一如既往地不动声色，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当时，他的历史问题被翻出来重新审查。每周一次，陶文江要到当地居委会交代问题、汇报思想。回家后，他更加沉默了。具体情形陶文江拒绝向家里人透露。
　　只是有一次，他从居委会回来，扔了一只杯子。陶文江用脚拼命地跺着地板，一面跺一面大声地叫喊：“该死！该死！该死！”同时面孔涨得通红。
　　老陶家人不知道他在骂谁，说谁该死，是审查他的那些人？还是说他自己？总之感到非常可怕。事后问起发生了什么事？陶文江自然是无可奉告。
　　这是仅有的一次。其它的时间里，陶文江表现得十分顺从、配合。无论是老陶被打倒，造反派上门贴标语的时候，或是破四旧，家里被抄时，还是全家被批准光荣下放，他们又来贴标语。陶文江手托一只浆糊瓶，将门框上的标语一一粘好、抹平。他干得有条不紊，乐在其中，甚至可以说是宠辱不惊、一视同仁，就像他不认识标语上写的那些字似的。难怪老陶会说：“爸爸有洁癖！”
　　的确，陶文江爱干净，喜欢整洁，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不仅是自己家门上的标语。后来邻居老王被打倒了，门框上也贴上了火烧油煎之类的标语，陶文江也一如既往，手托一只浆糊瓶，去他们家门前忙活。老王的家属敢怒不敢言，对陶文江怒目而视。后者就像没看见一样。
　　除了粘贴标语，陶文江还喜欢扫地、拖地。自己家不用说了(红漆地板经过十来年的扫和拖，已是班驳不堪，露出了下面灰白色的木质。而邻居家的地板仍然是红通通的)，平时没事，陶文江还经常去共用的走廊上、楼梯上扫地、拖地。老陶家住在三楼，三楼的走廊和楼梯不用说了，有时候陶文江会一直扫到二楼去，甚至一楼去。
　　对陶文江此举，楼内的居民评价不一。有的认为他这是多管闲事，吃饱了撑的。有的则认为陶文江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并心存感激。也有的邻居以为这是居委会派给陶文江的任务，他是在劳动改造。陶文江还打扫楼内的厕所，这就更说明问题啦。这年头，有政治问题的人有很多都被罚去打扫厕所，或者去扫马路了。

　　下放以后，陶文江仍脾气不改，成天手里拿着个条把，扫个不停。
　　三余的地面没有砖石，也不是水泥的，陶文江一扫就是半撮箕的土，收获很是丰富。房子里的地面也是泥巴的，陶文江每天都要运几撮箕的灰土出去。天长日久，地面明显下陷，门槛外面要比里面高出许多，一下雨，水就会灌进来。于是只好将门槛加高。门前的空地，也被陶文江扫得锃光发亮，阳光一照，只见一块块踩实的圆疤。当然，在三余，拖把是用不着的，但陶文江舍不得丢弃，只是将它束之高阁了。
　　陶文江的另一项任务是擦灯罩。前文说到，三余人照明用的是一种自制的油灯，是墨水瓶做的，用一根棉线做灯心，点的是柴油。柴油便宜，加上灯火如豆，点这样的灯比较节省。老陶家都是近视眼，晚上还要看书，柴油灯自然不能满足要求。
　　他们家点的是从汪集供销社买回来的煤油灯。这种灯有一个玻璃灯罩，三余人称它为罩子灯。罩子灯点的是煤油，比柴油贵多了，但因为杂质少，灯焰不冒黑烟。灯心也是专门的，扁扁的，有一厘米宽。点燃后自然光明耀眼，读书写字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灯，三余村上只有老陶家里有，而且不止一盏，有三四盏之多。每天晚上，一齐点燃，老陶家人就置身于光明中了。三余人碰上重要的事情，就会来老陶家借灯，比如在牛屋里(现在的牛屋，而不是老陶家住过的牛屋)开社员会议，或者谁家办喜事结婚。当然，煤油还得老陶家出。
　　每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陶文江就开始擦灯罩。他将四盏煤油灯收集一处，放在堂屋里的桌子上，用一块专门的棉布伸进玻璃灯罩中，左旋右转。不一会儿，那灯罩就被擦得通体透明，就像没有了一样。由于每天都擦，加上煤油灯熏出的黑烟本就不多，所以一会儿就擦完了。陶文江意犹未尽，顺便将罩子灯的底座和装油的肚子也擦了一遍。他用剪刀细心地剪去灯心烧焦的部分，然后，将四盏煤油灯依次点燃。
　　陶文江还负责供应一家人的开水。这时，老陶家人烧饭已经用灶了，但从南京带下来的煤炉仍然在用，不干别的，专门烧水。
　　锅屋一角，煤炉上永远坐着一壶水，地上一溜放着四只热水瓶。水开后，陶文江将开水灌入热水瓶中。灌之前，他必然要把瓶子里剩的开水倒出来(将热水瓶瓶口朝下地提着，直到点点滴滴的剩水沥出)。据说，只要有一滴原先的开水没有沥出，灌进去的开水就会变凉，不那么热了。老陶家的开水永远供大于求，常常倒掉的开水不过是十几分种前刚灌进去的。老陶对陶文江的浪费行为颇为不满，但也不好说什么。
　　三余人没有热水瓶，平时自然不备开水，需要时也会来老陶家借。但他们主要是借热水瓶，而非开水。热水瓶可以装点门面，比如相亲的时候，红白喜事上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但借老陶家的热水瓶而不借开水，不啻是对陶文江的侮辱，所以他们每次都是满载而回的。热水瓶还回来的时候当然是空的。
　　除了扫地、擦灯罩和烧开水，陶文江还伺候一家人的大小便。老陶家每间房子的床下都放置着一个痰盂，是供夜间小便用的。这几只痰盂归陶文江管理。每天早上，他把痰盂里的小便倒进地里的粪缸，或就近倒入马桶，然后开始洗刷，用去污粉和一只废弃的锅铲对付痰盂里的尿碱。晚上，临睡以前，再将在阳光下晒了一天的痰盂分发到每张床下。
　　村上的人，倒是没有来借痰盂的。即使这样，陶文江也没有感到失望，无论干什么他都同样的一丝不苟。陶文江不觉得清洗痰盂和擦灯罩有何实质的不同。
　　他不仅清洗痰盂，也常常擦洗那只用来烧水的铁壶，用清除尿碱的方法清除水壶里的水碱。他不仅清洗了水壶的里面，也常常清洗水壶的外面。而清洗水壶的外面，就像擦灯罩。他将那只凹凸不平的老水壶擦得锃亮放光，能照见人影。不仅水壶，老陶家所有的钢精锅以及锅盖所有的脸盆搪瓷瓦罐都锃亮放光，能照见人影。当然，真正的镜子，无论是苏群大衣橱上的镜子还是放在桌上的小圆镜子就更是如此了。所有的玻璃，老陶写字台上的玻璃板或是墙上的玻璃窗，无一不被陶文江擦得纤尘不染。
　　由于陶文江的不懈努力，老陶家里里外外、白天晚上都比别人家里亮堂了许多。三余人家是没法比的，就是从南京下放的下放干部、知青和下放户的家里也没法比。
　　最后，陶文江的清洗对象发展到了各类农具。他清理铁锹上的泥巴、擦拭镰刀的锋刃。可没过多久，那铁锹上又粘满泥巴了，镰刀闪亮的锋刃也暗淡下去。陶文江并不以为意。
　　虽然陶文江有洁癖，但并不十分讲究个人卫生。他长年不洗澡，大约是三余这地方没有澡堂的缘故。虽说沟渠纵横，但由于年老，陶文江从不下河游泳。在家里用澡盆洗澡，冬天是不可能的。天热以后也不方便，得将一家人赶到门外。陶文江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夏天甚至都不打赤膊(像老陶和小陶)。
　　说来也怪，他虽然不爱洗澡，但身上却没有任何异味。陶文江也很少洗脚。他成天穿着一双解放鞋，由于没有脚汗，所以脚也不臭。由于不爱出汗这个生理特点，陶文江很少清洗自己。不过，他和陶冯氏盖的被褥上常有很多的鳞屑，将它们抱到阳光下晾晒时，透明的鳞屑就像雪花般漫天飞舞。陶文江和陶冯氏的确老了，皮肤干燥，起了鳞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尽管衰老的身体上常有鳞屑脱落，却也不妨碍过日子。但有一件事，却使陶文江异常的烦恼，就是便秘。他常常五六天拉不出大便来，有时候时间竟长达一周，甚至十天半个月。
　　陶文江每天坐在马桶上挣大便，虽然隔着一道布帘子，家里人还是能听见他用力的声音。帘子下面，陶文江的那双解放鞋被里面的脚趾撑满了，他正在用劲。对于在家洗澡都觉得不妥的陶文江而言，当着家人大便，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有。布帘子抖动着，陶文江挣大便的声音时有所闻。加上马桶里散发出的那股气味，自尊的陶文江简直要无地自容了。
　　陶文江便秘，在老陶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家里人从不提起。只是，有时候帘子后面的声音过于失常，老陶或苏群会问：“爸爸你没事吧？”
　　陶文江不答，痛苦的呻吟声同时也会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陶文江又会忍不住哼哼起来。
　　有时，老陶会撩开帘子，去后面查看。小陶也经常被老陶和苏群指使，去看看爷爷。只见陶文江裤子褪至膝弯，满头的大汗，面色血红，甚是怕人。
　　老陶对苏群说：“爸爸年纪大了，这样拼命地挣大便会出事的。”他想让苏群想点办法。但由于苏群处在儿媳的位置，不便插手。即使她能抛开习俗，帮陶文江一把，后者也是不会答应的。
　　治疗便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灌肠，而灌肠得去洪泽县医院。就算苏群能买到灌肠的工具，学会灌肠，她也不便亲自操作。无奈之下，只好想些其它的办法。
　　苏群从县医药公司买来甘油锭、开塞露，这些药物也必须塞入陶文江的肛门才能起作用。苏群认真地学习了有关的方法，再教会老陶。经过一番努力，陶文江终于可以大便了。
　　尽管如此，陶文江还是尽量不使用药物，他喜欢自己挣。倒不是挣大便挣出乐趣来了，使用开塞露的方式让陶文江感到耻辱。虽说是由老陶操作，但毕竟是一件东西往身体里插啊。所以除非万不得已，陶文江拒绝使用开塞露，或者甘油锭。考虑到老人的心情，也为了培养小陶日后的生活能力，后来，为陶文江通大便的任务就交给了小陶。
　　一段时间以来，老陶家人最高兴的事莫过于陶文江大便了。“爸爸今天大便了！”、“爷爷今天大便了！”或者“老头子大便了！”一家人传递着这个喜讯。多日来笼罩着全家的压抑气氛随着陶文江的一泡大便空嗵一声落入马桶而一扫而光。
　　真是难以想像，一个如此爱干净整洁的人，却无法清理自己的大便。当陶文江打扫房间、将锅盖脸盆擦得银光锃亮的时候，体内竟囤积着一泡积攒了多日的大便。也许，他如此地酷爱擦拭、清洗、打扫正是因为这泡大便，那样做不过暴露了他那强烈的排泄愿望。谁知道呢？
　　总之，除了患有便秘的毛病外，陶文江的身体还算硬朗。年过七十以后，他的脊背丝毫不弯，甚至更加挺直了。陶文江平时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咔叽中山装，衣服虽然很旧了，但穿在他身上还是那么的有模有样。
　　陶冯氏喜欢唠叨陶文江的那身呢子制服，据说是他们结婚时花四块大洋买的。呢子制服衬有垫肩，陶文江穿上后更是威风凛凛。解放后，呢子制服一直被压在箱底，后来文革抄家时被造反派搜走了。小陶虽然没有见过陶文江的呢子制服，但他相信陶冯氏说的话。即使是再普通的衣服陶文江穿起来都那么的一丝不苟(比如那件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当真是气度不凡。
　　反观老陶，风度则差远了，未老先衰，整天佝偻着个腰。再新的衣服到了他的身上，都变得皱巴巴的。他还特别爱打赤膊。夏天的时候喜欢赤脚，一双大脚丫子啪嗒啪嗒地走在河堤田埂上。老陶邋遢，不拘小节，他的这些脾气是哪儿学来的呢？
　　小陶也逐渐受到老陶的影响，仪表方面很不讲究。这还情有可原，因为老子是那样的。可老陶呢？看看陶文江严谨刻板的脾性，再瞧瞧老陶的自由散漫，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老陶早年就投身了共产党，而陶文江是国民党吧？但如今老陶已被开除了共产党。陶文江当年加入国民党也并非出于自愿，他是在一次集体仪式中糊里糊涂地加入的。陶文江后悔晚矣。我扯远了。
　　下放三年后，情形还是有了一些变化。陶文江的中山装上开始沾有烟灰、痰迹。由于三余天气寒冷，冬天得穿上两三斤重的棉袄。罩在外面的衣服鼓鼓囊囊的，也没有那么板正了。陶文江还养成了袖手的习惯，没事的时候两只手抄在袖筒里。他的白发被三余的风吹得有些凌乱，寿眉也开始垂挂下来。还有长出鼻孔的鼻毛以及未经修理的胡须，加上脸上日益深入蜿蜒的皱纹，陶文江的面孔开始有些不清不楚了。再就是牙齿也开始脱落，三余也没有牙医可以装上假牙。陶文江日夜抽个不停，没掉的一两颗门牙也被熏得黑黢黢的，张嘴一笑，完全是个瘪嘴的老大爷了。
　　老陶家养过四条狗，由于伙食太好，狗长得很肥，小花、小白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养小黑时，老陶家定下规矩，平时不专门给它喂食，只是在喂鸡时，顺便给一点稻糠、麦麸和烂菜叶子混合成的鸡食，以保证小黑不至长得过分肥壮。可时间一长，陶文江似乎忘了这些规矩，又开始喂小黑了。
　　开始的时候是残羹剩饭，后来开始喂专门的狗食。开始时小黑有一顿没一顿的，后来发展到一日三餐，和人一样。小黑拥有专门的食盆，专门用来煮狗食的铝锅。煮狗食的炉子是由陶文江掌管的烧开水的煤炉。擦洗铝锅和狗食盆的工作自然也属于陶文江。他将它们擦洗得比人用的锅碗瓢盆还要干净明亮(人吃饭洗碗刷锅的任务一般由陶冯氏或小陶完成)，一天三次，雷打不动。
　　小黑的嘴越吃越刁，常常剩饭。喂新食时陶文江把狗食盆里的剩饭通通倒掉，绝不与新鲜的狗食混合。此举一如他灌开水时要把热水瓶中的剩水倒掉、沥尽，绝不让鲜开的水与陈水混合。陶文江将狗食盆洗净擦干，再放入新鲜的狗食。
　　小黑不过四十几斤重，可陶文江喂它吃的东西之丰盛足以供应一两个一百多斤重的人。难怪小黑难以消受了。
　　老陶说：“这哪里是喂狗？简直是在喂猪！”陶文江却认为，小黑之所以没有狼吞虎咽，将东西吃个精光，乃是狗食不合它的口味。狗是狼变的，而狼是食肉动物，因此陶文江常常弄些排骨和棒子骨，熬骨头汤，给小黑吃肉喝汤啃骨头。小黑的待遇，渐渐地超过了当年的小花和小白。大约陶文江认为，长期以来他们亏待了它，现在该是弥补一下的时候了。
　　陶文江这样做，自然遭到了老陶的反对。他多次向陶文江提过意见。后者听而不闻，就像没听见一样。也许，陶文江年纪大了，耳背，的确没有听见。也许，他对老陶的说法完全不屑一顾。
　　老陶反对陶文江喂小黑的理由无非两条。一条是从小黑的生命安全考虑，等它喂肥了，村上人就要吃它的肉了。另一条是从他们家扎根三余考虑的。如此的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将来怎么过艰苦的日子？而铺张浪费、习惯于大手大脚的人自然只有陶文江。不仅喂狗，老陶还联系到烧开水、借钱给三余人以及收购鸡蛋等事情。特别是当他被开除党籍(这事下面再讲)后，已不比从前。老陶说，他们得做好准备，一旦停发工资，可就得靠挣工分吃饭了，就像那些下放户一样。趁现在手头宽裕，应该存点钱，以备万一。
　　老陶特地找陶文江谈了一次话。没想到陶文江大发雷霆，扔掉了手中的狗食盆，还差一点掀翻了煤炉。他跺着脚，大声地吼叫着：“该死！该死！该死！”面孔顿时涨得血红。
　　陶冯氏自然站在陶文江一边，大骂老陶是不孝之子。老陶嘟囔了句：“神经病！”就躲到门外去了。
　　这时苏群跑来看个究竟，老陶迁怒于她，说：“你也是的，把小陶惯得不成个样子，看他将来怎么在三余生活！”
　　苏群闻言哭了起来。老陶自知言重，忙对一边惊慌不已的小陶说：“去劝劝你妈！”
　　苏群正在解衣服口子，那架势是活不成了，要投河自尽。她一面解衣服口子，一面向河边跑去。小陶不顾一切地抱住苏群的大腿，连声喊道：“妈！妈！妈！”
　　他越是这么喊，苏群就越是坚决。老陶家人，谁也没有想到平素温良驯服的苏群会来这么一手，就是苏群本人也没有想到。到底是下放的时间长了，她的行为举止竟像是三余的妇女。到了关键时刻，不禁模仿起她们。
　　此举不禁震住了老陶一家。陶冯氏迈着小脚，跨出门槛，一路追来。一面追，一面喊小陶：“快拦住你妈！”堂屋里的陶文江也不再喊叫了。老陶呢？早已站在了河边，准备拦截苏群。实在不行，就下河救人。
　　不用说，苏群跳河未遂。实际上，她也的确没有想好要这么做，只是在情急之下，做出了一些动作。老陶家人都以为她要跳河，又是阻拦又是叫喊的，苏群自己这才明白过来。后来，完全是形势所迫，她不得不向河边跑去。事后，苏群否认自己有跳河的想法(为此她深感耻辱)。
　　老陶问：“那你为什么要解扣子呢？”
　　苏群说：“我也不知道。”
　　老陶叹息一声道：“到底是下放的时间长了，总得受一些影响，也罢，也罢。”似乎还有一点高兴。
　　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这是老陶家下放以来较大的两次家庭风波之一，差点没闹出人命来。后来的一次风波终于闹出了人命，但那仅局限于陶文江和陶冯氏之间，与旁人无关。我以后再说。
　　狗食引起的风波过去以后，陶文江自知有愧，以后，喂小黑时他收敛了许多。对家里其他成员的照顾，陶文江却更加地体贴入微了。
　　陶文江经常袖着手，站在路边守候外出的家人。无论是老陶、苏群，还是小陶，他都要守候。陶文江守候老陶下工归来、小陶放学回家，但最经常的，是守候苏群。后者去汪集采购，由于路途遥远，往往天黑后才能到家。陶文江站在路边守候苏群，有时候还迎出去，走得离老陶家的园子很远。
　　暮色中，三余人经常看见陶文江伫立在严妈河堤上，面朝小墩口的方向。他的脚边卧着一条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狗的毛色几经变化。开始的时候是一条花狗，后来是一条白狗，再后来是一条黑狗。惟有陶文江一成不变，袖着手，腰背挺得笔直。他的面孔微微抬起，以便看清前方，由于呼吸的缘故，稀疏的白胡须上挂着一些细小的水珠。
　　突然，身边的狗跃起来，向前蹿去。它比陶文江更早地察觉到苏群的到来。不一会儿，狗跑了回来，后面跟着苏群。她已经下了车，正推着哐啷作响的自行车走过来。苏群和陶文江打了个招呼：“爸爸，散步哪？”
　　陶文江点点头，表示答应。之后，苏群又骑上车，向村子的方向而去。小花(或小白、小黑)一路小跑着跟在后面，河堤上就又只剩下陶文江一个人了。
　　他不慌不忙地转身，向村子走去。一般来说，陶文江到家的时间比苏群要晚十几分钟。就像他不是特意在河堤上守候苏群，而是散步时碰巧遇上的。
　　陶冯氏足不出户，所以陶文江没有机会守候她。老陶上工和小陶放学都比较准时，因此守候只是守候而已。惟有苏群钟点不定，回家又往往很晚，陶文江这才会主动出击，迎出去。
　　苏群回来得越晚，他迎出去也就越远。最远一次，陶文江甚至上了洪汪公路，几乎走到了汪集。那次，他回家的时间比苏群整整晚了一个半小时，的确很过分。陶文江守候老陶和小陶自然没有那么夸张，只须站在自家的桥口或者村道边就可以了。
　　如果家里人同时外出，老陶上工、小陶上学、苏群去汪集办事，陶文江就站在路边，一个一个地迎接。迎到一个后，便尾随对方走上一截，直到看见他们的背影进了园子的桥口。陶文江再折回去，迎接下一个。迎到后，一如刚才，尾随其后，目送背影走进桥口，他再折回去。身边的狗，也来回跑个不停，忙着迎接主人。
　　干这活儿时，狗们无不兴奋异常，上蹿下跳、摇头摆尾的。陶文江则很安静、严肃，就像这激动人心的相逢场面与己无关似的。每迎到一个人，他就更安静、更严肃了。而在此之前，不免有些焦虑。
　　陶文江迎接家人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
　　下午五点一过，他便有些焦躁不安。在此之前陶文江一直坐在煤炉边，守着水壶读报纸。五点一到，他就坐不住了，开始在房间里走动。再过一会儿，便频频地来到堂屋的后窗前，向桥口和村道上了望。天色渐晚，窗外的景物逐渐模糊，陶文江于是跨出门槛，亲自来到桥口。这使他稍稍心安。但站立的时间一长，就又有些烦躁了。陶文江再次迈开脚步，来到村道上，并继续向前走去。至于走出去多远，得根据家人归来的时间而定。这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罗嗦了。总之，回来时陶文江已完全平静下来了，甚至脸上也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对于陶文江的这个习惯，老陶没少劝过。这都是为陶文江好。他上了年纪，大冷天的站在冷风里，是何苦来呢？况且，他的守候对家人的归来毫无作用。他们该回家时，即使陶文江不守，也回来了。若是因事拖延，就是再站上两个小时，也没有用。
　　好在老陶家的人一般都按时回家。但也有过几次差错，或者回来得太晚，或者根本就没有回来，陶文江的守候落空，吃的辛苦就大了。这样的事至少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小陶出走，追随苏群去了汪集。陶文江一路寻去，已经踏上了洪汪公路。路上碰见三余的农民，说是看见苏群用车驮着小陶，陶文江这才作罢。一次是苏群领小陶去洪泽看电影，因为没有日场的，临时决定住下。那一次陶文江在严妈河堤上一直站到半夜，老陶怎么劝说他也不肯回去。
　　后来小陶去葛庄上学，常常在赵宁生那儿过夜，陶文江的守候一再落空。回家后他唉声叹气，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鸡叫。
　　想到这一老一小，老陶只有无奈地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