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陶的确已经懂事了，已经知道体察父母的心情。他再也不和村上放猪的孩子一起玩耍，就是九月子、细巴子等人，也只是见面打个招呼。即便小陶想和他们玩，也没有机会。每天一早，他就背起书包，去葛庄上学，天快黑才能到家。小陶新交的朋友是赵宁生，葛庄小学的语文老师。
　　赵宁生和小李一样，也是从南京下放的知青。只不过他没有下放到三余，而是去了葛庄，后来被抽到葛庄小学当语文老师。
　　在葛庄，赵宁生可是个著名人物，因为他已经谈恋爱了。对方也是知识青年，也下放在葛庄，但和赵宁生不在一个生产队。他俩恋爱的事很公开，在葛庄闹得沸沸扬扬。
　　每天傍晚，夏小洁都要挽着赵宁生的手臂在大寨河堤上散步。那大寨河堤临高，赵宁生和夏小洁于其上徘徊不已。如果天气晴朗，必有满天的晚霞，映衬着这对恋人偎依在一起的身影。葛庄村上的人算是开了眼界，他们扶老携幼地走出自家的桥口，向西眺望。届时，葛庄村上的狗也必对着西面狂吠不已。
　　赵宁生抽到葛庄小学当老师后，学校给了他一间宿舍，夏小洁也搬来同居。这件事，不像散步那么公开，但葛庄人几乎无人不知。
　　夏小洁仍在知青户里留着一个铺位，每天早上，仍然是从那里出门的，扛着锄头去地里劳动。但据同住的女知青反映，夏小洁常常彻夜不归。住在赵宁生隔壁的于先生也说，经常睡到半夜，赵宁生那边的门嘎吱一响，就有脚步声向学校的桥口走去。与此同时，葛庄村上的狗都吠叫起来。
　　关于这一点，葛庄村上的人可以证实。他们家的狗每天天亮前必叫一遍，就像公鸡啼鸣似的，比公鸡叫得还早。两下的情况一对，夏小洁在赵宁生那里过夜的事就确凿无疑了。
　　关于夏小洁是否在赵宁生那里过夜，小陶不得而知，因为他不是葛庄村上的人。他能证明的是，每次，他住在赵宁生那里的时候夏小洁都是回去住的。
　　小陶去赵宁生的宿舍聊天常常会聊到很晚，有时甚至忘了回三余。夏小洁倒是一副不想走的样子，每次赵宁生都会对提醒她说：“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夏小洁很听话，为他们又烧了一锅开水后便一声不响地走了。
　　赵宁生的宿舍就像小陶的家，他随时可以去玩。赵宁生的书籍、东西他也可以随便乱翻。小陶特别喜欢听赵宁生吹牛。经常是，事先约好了，放学以后去宿舍吹牛。有时候说着说着天就黑了。如果是事先约好的，小陶就让一个三余同学带信回家，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即使没有人带信，后来老陶家人也知道了：小陶准是又在赵宁生那里。
　　小陶自然不叫赵宁生赵先生或者赵老师，而是直呼其名赵宁生，有时也随夏小洁叫他宁生。赵宁生也不叫小陶小陶，像老陶家人一样，叫他陶陶。提到老陶时，赵宁生口称陶叔叔。这样一来，小陶和他就是同辈人了。赵宁生是小陶的好朋友，师生关系倒在其次。
　　开始的时候，老陶并不反对小陶和赵宁生交往。在学校里总算有一个人可以照顾小陶了。赵宁生不仅对小陶平等相待，视为知己，同时也利用职务之便，给了小陶很多的方便。比如老陶站在大寨河堤上喊小陶那次，虽然没到下课时间小陶马上便获准离开了教室，跟老陶回家了。现在考试时小陶也不用再担心了。尤其是语文课，小陶的成绩每次都是第一名。如果有谁提出疑问，赵宁生便说：“陶陶的爸爸是全国知名作家，有家学渊源，语文不考第一才奇怪呢！”
　　后来，小陶甚至不用去上赵宁生的课。当赵宁生站在课堂上讲课时，小陶就躺在他宿舍里的床上，一面看小说，一面吃零食。
　　零食是夏小洁的父母特地从南京寄给女儿的。夏小洁自己舍不得吃，全部拿给了赵宁生。赵宁生让小陶随意取用。这些零食包括奶糖、果脯、苏打饼干等等，都是小陶打小吃惯了的，下放以来却很少问津，很合他的口味。
　　赵宁生如此巴结小陶，惟一的原因，大约是小陶是下放干部的孩子，也是从南京下放来的。整个班级只有小陶的父母是下放干部。别说整个班级，就是葛庄小学像小陶这样的情况也只有一个。尤其是小陶戴上眼镜之后，赵宁生更是兴奋不已。这件让小陶与众不同备感孤独甚至自卑的多余之物，赵宁生却赞赏备至。
　　赵宁生也有一副眼镜，但是平光的。平时，他总是戴着这副眼镜。就像对暗号似的，两人突然就对上了。赵宁生和小陶是葛庄小学里仅有的两个戴眼镜的人，不同的只是，赵宁生的眼镜纯属装饰品。赵宁生很欣赏小陶镜片后面的一圈圈的波纹，并且大有自愧弗如之感。
　　听说老陶一家都戴眼镜后，赵宁生去老陶家探望的愿望更强烈了。
　　一个星期天，夏小洁骑车带着赵宁生直奔老陶家。车是赵宁生的，但由于夏小洁常年在生产队劳动，体格健壮，所以是她带赵宁生，而不是赵宁生带她。一路脚不沾地地来到老陶家的园子。老陶一家自然是热情欢迎。小陶倒水，陶文江递烟，老陶领着赵宁生、夏小洁在园子里四处游览一番，然后回到堂屋里，由苏群陪着说话。
 
　　苏群这年四十一岁，看上去就像三十来岁的人。而老陶面容苍老，就像一个半老头子。难怪三余人会说：苏群就像老陶的闺女、小陶他姐。实际上老陶只比苏群大了两岁。赵宁生是见过世面的人，见到苏群的样子也不禁意外。他连夸苏阿姨长得年轻、气色如何之好。虽说赵宁生一向能说会道，但也不完全是在阿谀奉承。
　　他们来的时候，苏群正在河边洗床单。见他们来，放下手上的活儿，来到桌边陪赵宁生、夏小洁说话。这会儿坐定了，苏群让小陶好好招待赵老师和小夏姐姐，自己准备返回河边继续洗床单。赵宁生拦住苏群，他让夏小洁去帮苏群洗床单。
　　赵宁生说：“这么冷的天气，水又那么凉，苏阿姨的手会吃不消的。”他指了指夏小洁说：“她干活干惯了，比当地人还来司呢，保证把床单洗得干干净净。你们家还有什么要洗的东西，都找出来给她。”
　　苏群说：“这怎么行呢？你们是客人，怎么能一来就干活呢。”
　　赵宁生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和小夏是你和陶叔叔的晚辈，干点活也是应该的，况且小夏也闲不住。”
　　正争执不下，夏小洁已经悄悄地去了河边，洗起床单来。苏群无奈，只好留在桌边，和赵宁生天南地北地聊开了。
　　夏小洁果然不同凡响，不一会儿床单就洗好了，晾在门前的尼龙绳上，阳光一照，白得耀眼。从洗、清到晾，所用时间只有苏群的一半。完了她又去锅屋里帮着做饭，抱柴、烧火、拉风箱，甚至择菜、切肉全都包了。然后开饭了，赵宁生像主人一样，招呼老陶一家：“吃啊，吃啊，看看小夏的手艺。”
　　而此时夏小洁尚未入席。她围着陶冯氏的围裙，在锅屋和堂屋之间来回跑着，忙着上菜。老陶、苏群坚持让她也来吃。赵宁生说：“她忙惯了，别管她，我们吃我们的。”说着率先夹起一筷蒸咸肉，放进嘴巴里，连说：“好吃！好吃！陶叔叔家腌的咸肉就是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南京人腌的咸肉了！”
　　老陶家人也不再坚持，随着赵宁生大吃起来。这一顿饭有如风卷残云，不一会儿桌上就只剩下了几只空盘子，等夏小洁上桌的时候已经没有菜了。大家打着饱嗝，眼睁睁地看着她干掉了三大碗白饭。
　　事后老陶总结说：这叫隔锅香。锅虽然仍是老陶家的锅，菜也是从老陶家的园子里刚拔的，咸肉是从他们家的房梁上割下来的，甚至油盐作料也是平时做菜时用的，但手艺却是夏小洁的。
　　这次见面后，老陶对夏小洁的印象很好，评价甚高，远远超过了对赵宁生的评价。
　　那孩子虽然只有二十来岁，由于终日在田间劳动，风吹日晒，长相甚至比苏群还老。她的那双手，骨节粗大，开了许多的裂口，完全和三余村上的妇女一样。干活的麻利和勤快也一点不亚于她们。尤其是夏小洁不善言辞、只知埋头干活的作风更是让老陶佩服。夏小洁着装朴素，穿着当地妇女那样的大襟棉袄，不施脂粉，两边的颧骨上各有一块她们那样的褪不去的红晕。如果不是说话时带有南京口音，就和当地妇女别无两样了。显然，这是夏小洁扎根农村、坚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遗憾的是，她没有选择当地农民谈恋爱。夏小洁选择了赵宁生。那赵宁生的风格则完全不同。
　　据小陶说，赵宁生讲课时完全不用当地方言，也不讲普通话。他坚持讲南京话，不管学生们是否可以听懂。赵宁生和小陶交朋友的一个理由是：终于可以和一个人讲讲南京话了。来到老陶家，也是为了感受一番讲南京话的气氛，因此他才如此的滔滔不绝，显得很韶。
　　自从抽到葛庄小学当老师后，赵宁生就再也没有下过农田，甚至，连以前置办的农具也都从宿舍里清理出去，通通给了夏小洁。他发誓不再踏上当地的土地，鞋底上不沾当地的泥巴。
　　然而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葛庄小学，还是在葛庄，并不在南京。又比如老陶家的园子在三余，也不是在南京。赵宁生自欺欺人地认为，葛庄小学是学校，和农村不可同日而语，老陶家的园子因为是下放干部家的园子，所以也不能算是当地的园子。他觉得去老陶家拜访并不能算破例。
　　但赵宁生总得走着去啊。经过大寨河堤，经过严妈河堤，过了严妈河上的木桥，穿越三余全村，这才能抵达老陶家。别忘了，赵宁生有一辆自行车。他骑在自行车上，脚不点地，就不会踩着经过的地方了。所以说，这辆车对赵宁生重要之极，去老陶家做客，或者去汪集赶集，都得骑着它。
　　也只是在老陶家的园子里，赵宁生才会从车上下来。赶集时，往返于葛庄和汪集街上，他是从不下车的。要买什么东西，赵宁生便将自行车定住，一只脚踏在街边的一棵树干上，或者一面墙上。无论是树或墙，都有赖于下面的土地，这些我就不去深究了。总之，赵宁生有高超的车技和定车术，甚至连专门表演定车的杂技演员也有所不及。
　　有一次赵宁生和小陶谈心，说他很想进地区杂技团当一名定车演员。由于没有后门可走，这事只好作罢。他用自行车带上小陶，驰出葛庄小学的桥口，然后双手脱把，拉开一把弹弓射下了树上的两只麻雀。
　　一粒沙礓就射下了两只麻雀，赵宁生想证明的不是他一石二鸟的绝技，而是他的定车术。为能去杂技团当一名定车演员，这一招已经练了很久了，而现在，惟一的观众只是小陶。两只麻雀垂直落下，不仅证明了赵宁生所言不虚，自己是一个难得的杂技人才，同时也发泄了心中的愤懑。两只麻雀毕竟是葛庄的麻雀，死有余辜。
　　上文说到，赵宁生和夏小洁有每天傍晚散步的习惯。难道他们在大寨河上散步时不会踩着葛庄的土地吗？这是不可能的。自从赵宁生当了老师以后，散步的习惯还在坚持，但他们再也不去大寨河堤了。
　　赵宁生和夏小洁手挽着手，绝不迈出葛庄小学的桥口，只是在操场上、教室和宿舍前后转上几个圈。葛庄村上的人再也看不见他们映衬在西天晚霞之上的剪影了。葛庄的狗仍然狂吠不已，它们觉得这情形十分的蹊跷，很是费解。
　　听了小陶的讲述，老陶感到很震惊。小陶将来是要在三余扎根的，而赵宁生一心想离开葛庄，把自己连根拔起。这样的榜样是很可怕的。老陶开始限制小陶和赵宁生的交往，让他疏远对方。他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个人得了肺炎，和他靠得太近，是会被传染的。”
　　赵宁生自然并不知情，他和夏小洁来老陶家拜访比以前更频繁了。后来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把老陶家几乎当成了自己家。

　　每次他们一来，老陶冷淡地打个招呼，便拿着工具去自留地上干活了。苏群依然留在桌边和赵宁生说话，态度远没有以前亲热。夏小洁呢？一如既往地帮老陶家干活，洗衣、做饭，甚至去自留地上锄草、浇粪。老陶一家的疏远赵宁生并未察觉到，依然在饭桌上高谈阔论，声若洪钟。
　　既然连老陶都无法疏远赵宁生，小陶就更无能为力了。他仍然会留在葛庄小学里和赵宁生彻夜长谈。当然主要是赵宁生说，小陶在听。这些谈话的内容小陶会有所删节地向老陶汇报。即便如此，仍让老陶感到心惊肉跳。比如赵宁生谈到男女问题，说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谈几次恋爱便虚度了青春年华。他还向小陶谈起美国，说：“实际上人家比我们发达多了。”
　　赵宁生有一台陶文江那样的收音机，每天深夜他都要收听美国之音。小陶留在那儿过夜时，赵宁生也不避讳。他拔出收音机的天线，慢慢地转动旋钮，不一会儿，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就出现了。那语调，小陶只是在看《南征北战》等电影时才听见过，一般是国民党播音员发出的。难怪一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敌台了。其间，还伴随着嗞嗞啦啦时断时续的干扰，收听美国之音这件事就变得更加神秘了。
　　刚开始听的时候，小陶如芒在背，听得多了便觉得受用无比。说实话，小陶对美国之音说了些什么倒印象不深(所有的内容事后赵宁生都会向小陶转述，当然，用的是南京话)，让他如痴如醉的是那与众不同的软绵绵的声音。
　　每次赵宁生收听美国之音都十分的谨慎。事先，要把门关好、插上，甚至还得去外面转上一圈，看看房子前后是否有人。赵宁生尤其注意隔壁于先生的动静。一切准备就绪，他这才打开收音机，尽量调小声音，小到将脑袋挨在收音机上才能听见。收音机放在桌子上，一边一个脑袋，分别是赵宁生和小陶的。两只耳朵贴在收音机的外壳上，直到外壳发烫。后来他们干脆把收音机带到床上，蒙上被子，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如此谨慎小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经常有知青因收听敌台被捕入狱的事发生。一旦听说这样的事，赵宁生就会暂停收听几天。最多不过三天，他就又忍不住了。
　　赵宁生收听美国之音的事，只有小陶一个人知道，甚至对夏小洁赵宁生也没有透露过。赵宁生对小陶说：“女人是最靠不住的。”又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狼与狼一样。”
　　小陶对赵宁生的话不甚理解，但他对自己的信任还是感觉到了。
　　小陶并没有对老陶说起在赵宁生那里听美国之音的事。他避重就轻，问老陶：“爸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像狼与狼一样啊？”
　　老陶马上问：“是不是赵宁生对你说的？”小陶点头承认。老陶觉得问题严重了。
　　一天晚上乘凉的时候，望着满天的星斗，老陶对小陶进行了爱国主义和人生意义的教育。他谈到了岳飞、文天祥、方志敏，谈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甚至还谈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侯继民。最后，话题回到小陶提出的问题上来。老陶说：“想想这些人，怎么能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呢？”
　　小陶是否被老陶说服了？我不得而知。但老陶觉得再也不能这样听之任之下去了。下次，赵宁生和夏小洁再来时，老陶没有拿着锄头去自留地上锄地，而是留在桌边，和赵宁生说起话来。苏群则离开堂屋，去别处忙活了。
　　赵宁生虽然能说会道，但毕竟年轻，在老陶的旁征博引下被驳得体无完肤。赵宁生是否被老陶说服了？我仍然不得而知，在至少在表面上他已经认输了。老陶这样有见识的人能挤出时间，与自己讨论问题，帮着释疑解惑，赵宁生已经感激不尽。至于，是否真能按照老陶说的去做，那就说不一定了。
　　每次，老陶和赵宁生讨论问题时，都要让小陶留下来旁听。小陶看着老陶凯旋而归，看着赵宁生俯首称臣。老陶觉得，对小陶而言这不啻是一次生动的教育。
　　“歪理总是说不过正理！”事后，老陶不无得意地说。他意识到，这样做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仅仅让小陶疏远赵宁生是很不够的。
　　现在，老陶已经禁止小陶留在赵宁生那里过夜，但赵宁生和夏小洁还是常来。更深人静，赵宁生对小陶的说教已经停止，可老陶家堂屋里的问题讨论正方兴未艾。专业作家老陶、陶培毅，一贯善于玩弄语言文字，借古喻今、旁敲侧击，这会儿派上了用场。很多对赵宁生说的话实际上是针对小陶的。老陶又多了一种教育儿子的手段、方法，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一年多以后，小陶去洪泽上中学了，赵宁生仍然留在葛庄小学当他的老师。小陶住校，大约每个月回一趟三余。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去葛庄看望赵宁生。赵宁生仍然会来老陶家，打听小陶的消息，但他从来都没有碰见过小陶。赵宁生来老陶家的次数也比以前少多了。由于没有了小陶的牵连，老陶家人对他的态度明显的冷淡。堂屋里的高谈阔论基本停止了。
　　夏小洁因劳动表现好，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上了大学。赵宁生再来老陶家时，自己骑着自行车，形单影只的，甚是可怜。
　　实际上，在夏小洁被推荐上大学前半年，他们就分手了。分手的原因，自然是他们的恋爱关系常常招来非议。
　　夏小洁哪里都好，惟一授人以柄的就是和赵宁生的关系。她主动提出和赵宁生分手，马上便变得白玉无暇了。这样的知识青年不上大学谁上？况且，夏小洁与赵宁生分手的行为需要大大地加以鼓励。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知青的劳动表现和夏小洁一样好，成份也过得硬，但没有与赵宁生恋爱而后再分手的经历，被推荐上大学的肯定是夏小洁而不是那个女知青。难怪有人说，夏小洁利用了赵宁生。别看她平时老实巴脚的，其实阴得很。说这些话的当然是那些没能上成大学又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可以理解。
　　现在，赵宁生来老陶家时，独自骑着自行车，再也没有人带着他了。坐在老陶家的堂屋里也不再夸夸其谈，而是一个劲地唉声叹气。
　　有一阵他又来了精神，因为南京某化工系统来当地招工。赵宁生自忖：自己出身不好，在当地名声也差，当一名正儿八经的工人是没什么指望了。但进厂当一名厨师，给工人们做做饭还是可以争取的。据说这次招工量大，工种也很齐全，甚至包括了食堂里做饭的师傅。在老陶家堂屋里，他絮絮叨叨说的就是这件事。
　　随着来访次数的增多，赵宁生的情绪也越来越好，甚至有些亢奋。看来，希望是越来越大了。直到有一天，他徒步而来，让老陶家人感到十分的惊奇：赵宁生居然没有骑着他的自行车！一来之后，他就坐在老陶家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动弹过。也不说话，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刷地流淌下来。赵宁生一面抽泣，一面摇晃着一只手臂。那只手臂担在椅子背上，并从那里垂挂下来，晃晃悠悠的就像一只空袖管。
　　事后，老陶家人才知道，赵宁生的厨师名额被别的知青挤了，招工的事黄了。问起他的自行车，才知道由于闻讯后慌不择路，他连人带车掉进了一条干沟里。幸亏是冬天，沟里没有水。但自行车摔得很厉害，已经不能骑了。赵宁生的两只手上满是擦伤，裤子的膝盖也撕破了，他本人竟然一无所知。
　　赵宁生一面哭，一面用流血的手抹着眼泪。他哽咽着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又踩到这里的烂泥巴了！”
　　这以后赵宁生再也没有去过老陶家。后来，听说他办病退回了南京。赵宁生是葛庄人用凉车子抬到小墩口的，从那儿上了去洪泽的班车。他终于没再踏上葛庄的土地，并且，从今往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了。
　　知青下乡，无非有如下几种出路。
 
 
 
　　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离开农村。这是最佳选择，但机会少之又少，一百个知青中恐怕轮不到一个。这样的好事，却让夏小洁摊上了。第二条出路是当兵，如老江的女儿。这也是上上之选，其困难程度几乎和上大学一样。最常见的回城途径是通过招工。但名额有限，供大于求，因此竞争得十分激烈，比如赵宁生就惨遭失败。反之，像上大学或者当兵竞争倒不是那么厉害的，因为一般的知青不敢有那样的奢望。上大学或当兵非人力可为的事，乃是天意(和家庭出身以及后门紧密挂钩，二者缺一不可)。最后剩下的知青，如果还想回城，只有苦熬着。不结婚、不恋爱，尤其是不能和当地的姑娘或小伙结婚恋爱。
　　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这是他们下放时的平均年龄)熬到了二十六七岁，这十来年来他们的性欲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请别忙责怪我撇开感情问题不谈，再热烈的感情最终还得服从于生存(如赵宁生和夏小洁的故事)。青春热血的他们如何解决性欲问题？这很实际，也很必要。但对此我和读者朋友们一样，一无所知。
　　在三余、在葛庄、在汪集、在整个洪泽县，常有类似的故事流传。一个女知青养了一条公狗，每天晚上搂着睡觉。或者，某个男知青搬了一张小板凳，站上去，从后面干一条生产队的耕牛。这样的事我宁信其无。但有一件轰动全县的案件，却是小陶亲眼所见(布告)。
　　那时，他已经在洪泽县中读初中了，一天，在街上看见了一张人武部张贴的布告。被宣判者是插队于某公社某大队某生产队的一名知青某某某，性别男，罪名是破坏春耕生产。小陶仔细阅读完全文，才知道那知青是如何破坏春耕生产的。原来，他奸污了生产队的一头母牛。母牛被奸污后犁起地来有气无力的，此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于是便破坏了春耕生产。
　　回到上文，熬得住的，还得努力劳动和表现，因为总有一线希望。这倒是一件好事，省得精力无处发泄。直到有一天终于累垮了，生病了或者残废了。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如此一来就可以办病退回城了。所以，病退也是继上大学、当兵、招工之后的另一条回城的途径。赵宁生最后走的就是这条路。
　　也许，我说得过于惨烈了一些。既然病退是一条回城的途径，想办法诈病的人自然不少，不必要真的累垮了、生病了或者残废了。以此方式回城的知青自然工作没有着落，二十七八了，还得靠父母养着。但他们宁愿如此。
　　再说那些熬不住的，就在当地结婚生孩子了。无论对方是农村的姑娘小伙，或者也是知青，都再也没有回城之日了。一家三口或者四口五口(得看生了多少)都是农村户口，和当地农民一样，得下田种地靠挣工分度日。这才是老陶说的扎根、打万年桩的意思。作为一名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至此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功德圆满。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知青的种种出路，是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小陶的明天。关于这一点，老陶的心里再清楚不过。别看小陶现在小学毕业了，上了洪泽县中，成了三余惟一的中学生，但他早晚还得回到三余，就像靳先生的儿子一样。
　　关于小陶的前途，当兵已无可能。不说别的，就说那副眼镜。上大学，就更无这样的奢望了。因为老陶、苏群以及陶文江都有政治问题。病退，往哪里退？老陶一家已经在三余了。仅有的两种可能就是进厂当工人，或者和当地的姑娘结婚，在三余扎根。二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