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陶写了一辈子的小说，只出过一本书，叫《陶培毅作品集》。这本黑色封面左上角上有一个火焰图案的书，甚至老陶本人也没有见过，是老陶死后，由组织上(作家协会)整理出版的。
　　这本书，约三十来万字。后面的附录部分，收入了老陶亲友的一些回忆和悼念文章，占去了很大篇幅。另有一篇老陶与别人合作的话剧剧本，篇幅也不小。刨去这两项(附录和剧本)，剩下的才是老陶独立完成的小说。共十六篇，约二十五万字。
　　老陶写作的年代，从解放初期开始，直到七七年病逝，约二十五年。也就是说，老陶平均每年写一万来字的小说，属于非常少产的作家。老陶不仅少产，而且短寿，因而弥补这一不足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其二，这本书是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我阅读它时，大有阅读共和国编年史的感觉。如第一篇小说写土地改革，第二篇写互助组，第三篇写农村基层普选，接着是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之后有两三年的中断，是因为老陶与另外几个写小说的办了个同仁刊物《探索者》。此刊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刊物。“探索者”们自然也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或被流放回乡，或戴上了右派帽子。比较而言，老陶所受处罚算是轻的，不过留党察看而已。为此他不免惴惴不安，歇几年不写也是正常的。
　　这次中断只是小中断。大的中断是文革以后，也就是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期间，他差不多有十年没有摸过笔杆子。当然，这只是形象的说法。下放期间，老陶仍笔耕不已，但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总之不是小说。即使是小说，写了之后也不曾发表。
　　这样算起来，老陶写小说的时间不过十年。十年写了二十五万字，平均每年两万字还多。但老陶仍然少产，这是改变不了的了。
　　直到老陶重新执笔，他一连写了三篇小说。一篇写洪泽湖渔民栽草养鱼的故事，一篇写某科学工作者遭受“四人帮”的迫害，最后一篇写遭迫害的民主人士最终得以平反昭雪。虽然只有三篇，但篇幅几乎是前十三篇之和。可见多年的压抑使老陶的创作热情高涨。眼看着那产量不足的遗憾就要得到弥补，可老陶却得了癌症。
　　还是回到老陶的这本书。我读它，犹如读共和国的编年史。为政治服务是老陶这代作家的信条，同时也是这一行当(文艺创作)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原则。既是行规式的原则，在特定的领域里就是法律，是法律本身。只有在其规定的范围内工作才谈得上自由。在其之外的乱说乱动、乱写乱画，自然是违法行为了。
　　这里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不从事写作，如果从事，就必须遵纪守法。可怜那些酷爱文学写作的人们，岂能不信奉为政治服务？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来自外部的律令变成、尽量变成自己内心的渴求。一旦这一转变完成，自由，或者自由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了。因此，“为政治服务”这五字要诀，在内或在外并无意义。有意义的、重大意义的只是：它是惟一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读者朋友可能厌烦了，我为何要在这一问题上喋喋不休呢？是在为老陶的写作辩护吗？或者，目的是为了抹杀老陶的那些同辈沾沾自喜的文学成就？是的，我承认。但倒过来说也一样。我在为老陶的同代人辩护，我不想让老陶沾沾自喜。作为一个死人，他就更没有这样的权利了。
　　还是让我回到老陶的书。通读之下，我发现老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家，只写农村(那篇科学工作者遭迫害的小说是惟一的例外)。还有老陶的语言特点，即所谓的“群众语言”，也是极为鲜明的。
　　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以及民间谚语。比如，“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狗咬烫芋头，甩不掉，舍不得”、“人冷披袄，鱼冷钻草”等等(我是随意摘录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这么说话，作为作者的老陶也这么说话。考虑到老陶出身于城市，这么做，显然是费了一番工夫的。这便是所谓的“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作为流行一时的创作前提，虽不具有为政治服务那样的法规意义，但却是老陶和他的同代人追求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农业人口。因而一提到深入生活就意味着深入农村，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些出身于乡村的作家自然得天独厚，因而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反倒不那么积极。因为他们已经先于“深入”而在“生活”中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在于为政治服务。那些出身于城市的作家则情况不同。虽然，他们活着，但没有生活。他们的生活不能算是生活，或者说，那是不算数的。
　　于是乎，这些人纷纷来到农村，与贫下中农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一面，在小本子上记个不停。深入生活的结果，就是写出了那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是那些出身于农村的作家看了也会自愧弗如，也会脸红的。老陶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老陶之所以少产，与他自觉深入生活得不够有关。他的一生，都在积极地深入生活。青年时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并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回城后，仍然你来我往。老陶到郊区农村去，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文革开始后，老陶去了五七干校。虽然是被迫的，但毕竟是来到农村务农。再后来，他率领全家下放三余，具体情形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尽管如此，老陶至死都觉得生活深入得不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说老陶的少产，与这方面的认识有关，那么他的手勤，就更说明问题了。老陶总是写个不停，在生活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虽然最终也没能著作等身，但那些笔记本，如果叠摞起来，肯定会超过老陶的身高。只是，老陶做笔记的本子有的是布面的，有的是纸面的，有的套着塑料皮，规格大小都十分的不统一，将它们叠放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老陶已经把自己放平了，笔记本经过简单的排列，与他的身长做个比较还是可行的。
　　这些笔记，还只是笔记中的一部分，仅仅包括下放三余后做的那些。老陶以前的笔记，通通在文革抄家时被没收了。那些笔记本如果集中起来，也相当于老陶的一两个身高。因此说，老陶不仅是笔记等身，而且是等两个身、三个身。
　　我仿佛看见，在田边地头、煤油灯下，老陶总是不停地写着。但他到底在写了些什么呢？翻开老陶遗留的笔记本，我发现，无非是些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以及三余一队的农业大事、田亩和人口状况。此外，老陶的笔记中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上级传达的文件精神及其概要。当然最多的还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老陶不厌其烦地整理编目。比如，以拼音A开头的歇后语和谚语，以拼音B开头的谚语和歇后语，等等。也就是将平时记录的零星材料加以归纳编辑，把一个笔记本中的内容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上。考虑到老陶的职业和所处地位(城市出身的农村题材作家)，他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可有一点，却让我十分的迷惑。
　　在老陶的所有笔记中，没有丝毫的个人感受，既无情绪宣泄，也无冷静的思考。总之，没有一点一滴的“主观”色彩。老陶一家在三余的生活竟也没有一点踪迹。因此，翻看这些笔记，对我目前写作的这本《扎根》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在老陶空缺的地方任意驰骋。如果老陶在他的笔记中记录了个人的信息和他一家的生活，我写《扎根》就纯属多余。老陶从没打算以那些材料写出一本鸿篇巨制。如果他那样做了(积累素材)，我的小说也仅仅是剽窃而已。在我的理解中，剽窃素材是比剽窃原著更可耻的事。因为剽窃素材就是剽窃别人的生活本身。
　　总之，我得了个便宜。老陶若地下有知，对我的做法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一钱不值。反过来也一样，我所以为的珍宝他也觉得完全无用。这也许就是两代写书人的不同吧？
　　老陶的一生都在深入生活，到死都觉得深入得不够。他哪里知道，他的生活和遭遇在我看来就已经是一本寓意深刻的好书了。所以说，我们并不存在矛盾。就算老陶现在仍然活着，也是一样的。
　　老陶重新执笔后，写了一篇渔民栽草养鱼的小说。这是他在水上公社生活数月的成果。这篇小说两万字不到，但草稿加上笔记竟然有二十万字之多。按照惯例，老陶每完成一篇小说，便会将草稿销毁。但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老陶心血来潮，在二十万字的草稿之上另加了一页，作为封面。上面用毛笔写下如下两行字：
　　留给那些倚马千言的“才子”们参考，文学创作是一项多么艰苦的劳动！
　　这倚马千言的才子，自然是指小陶了。此时，他正在洪泽县中学读初中二年级，作文在学校里写得颇有些名气。小陶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
　　有一篇作文的题目叫《记一件难忘的事》，小陶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夏忙季节，生产队的一头水牛拉着石磙在晒场上轧麦子，中途休息时忘了卸下石磙。水牛卧在晒场上，突然站起来，向河边走去。它大概想去水里凉快凉快。水牛的前腿已经走进了河里，眼看身后的石磙就要从岸上落下。如果砸在水牛后腿上，后果不堪设想(水牛受伤后势必要耽误队上的生产)。说时迟，那时快，余队长一个箭步冲上去，用一只脚挡住了石磙。牛腿没有受伤，余队长的腿却被砸坏了。
　　我们知道，余队长确有其人。大热天，水牛去河沟里的树荫下泡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还有它拖着石磙轧麦子也是常见的劳动景象。但把这些事儿凑到一块儿，却是小陶的独创。
　　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被老师在班上当众朗读。事后，小陶把作文本带回三余，交给老陶看了。后者批评了小陶的胡编乱造，同时也发现了儿子讲故事的才华。
　　对于这件事，老陶的感受是比较复杂的。最终还是忍不住，用一支红笔在小陶的作文本上批改起来。老陶的批语写得密密麻麻的，占据了作文本上几乎所有的空白。他的字又很小(做笔记养成的习惯)，因而那些批语加起来比小陶的作文本身字还要多。这以后，小陶的作文老陶每篇必批。在这些批语里，老陶首先是挑小陶的毛病，意在打击他的骄傲自满和浮夸的习惯，当然，也包含了某种期望。
　　现在，老陶除了一如既往地记着他的那些笔记，还多了一件事，就是批改小陶的作文。他甚至也要求小陶做笔记。这些笔记，一如小陶的作文，老陶都要过目、批改。批改的字数自然也多于小陶做的笔记。夏天的时候，老陶赤膊搭一块毛巾，冬天则手捧一杯热茶，用以暖手。他不停地写着记着，工作量空前增大。然而这一时期，老陶却没有一篇小说问世。
　　这时，下放干部的子女都在练就一技之长。有的在画素描，有的学拉二胡，有的拆装自行车和半导体不止。也有的在练毛笔字。对孩子将来能回南京，家长们已不抱指望。但在洪泽县城里就业，也许还是可能的。洪泽不行，那就去汪集镇上，好歹也是城镇户口，总比在下面的生产队里务农要强啊。一时间，大家都瞄准了洪泽县城(和汪集相比，自然是首选)。那里有文化馆、淮剧团、机械厂以及车轮滚滚(自行车轮)的大街。那练二胡的可以去淮剧团，画素描的可以进文化馆，捣鼓半导体和自行车的没准能进机械厂，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
　　但练习这些技艺，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家长以前是干这行的，或者多少能沾点边。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自己的子女，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并且由于自己与这一行当的关系，多少能有一些熟人，到时候兴许能走个后门什么的。有这两项条件(技术和熟人关系)的保证，家长们不禁信心倍增。
　　再说老陶，除了写作，便一无所长了。在风气的影响下，他不免有些想入非非。加上小陶的作文在学校里连获好评，老陶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也许，小陶也能子承父业，靠写作吃饭。那样的话就不必在三余扎根，娶亲生子、终身务农了。但老陶深知，写作这一行当非比寻常。弄不好的话，饭吃不成，还会家破人亡。风险的确太大了。是让小陶做一个本分的农民，度过安贫乐道的一生？还是培养他当一个声名远播的作家，但有可能身遭不测？老陶一时举棋不定。
　　他不禁想起那个拎着剃头箱子，站在他们家门前的剃头匠的儿子，也算是子承父业。老陶恨不得自己也是一个剃头匠，那样的话就无须多想了。他还想起帮队上购买手扶拖拉机的计划，如果能如愿以偿，小陶就可以当一名拖拉机手了。可惜老陶被开除了党籍，再不能过问生产队的事。还有小陶学医，跟着苏群在一块猪肉皮上练习针刺。要知道苏群也是半路出家，何况三余大队的赤脚医生现在已经有人。还有当兵、进汪集农具厂、去三余小学教书，等等等等。一时间，关于小陶前途的种种设想纷至沓来，不禁让老陶思绪万千。最后他得出结论：自己能帮上忙的，用得上力的，也只有写文章了。
　　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此时此地，老陶的思虑未免低俗。但我却以为，这是他关于写作的思考最为真实的一次。在老陶的时代里，只有降至生存和吃饭的水平，文学才是切实可行的。在此之外，并无任何自由的余地。剩下的，只是在“行规”之内技艺的磨练及其比较，也就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的相互较量。我觉得，实在不用为小陶的未来担忧或感到悲哀。真正悲哀的是老陶自己。
　　老陶一面批改小陶的作文，一面，对其他的下放干部说：“将来，我是不会让陶陶写东西的。”
　　后来，小陶正式开始写一篇小说，老陶忍不住提出了一大堆修改意见。但在外人面前，老陶仍不肯松口。他说：“我们家的陶陶将来绝对不会去写作，走我这条路。”
 
　　直到这篇题为《小莲放鸭记》的小说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下放干部们前往老陶家道喜，说：“子承父业，可喜可贺，小陶这孩子前途无量！”
　　老陶就像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拿起他们带来的那张《新华日报》，略略扫了一眼，就扔在一边了。老陶说：“是孩子瞎闹，写东西顶多算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走这条路的！”
　　下放干部们本以为，小陶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发表，是靠了老陶的关系。但看情形又不像，于是便觉得小陶这孩子是一个神童了。
　　自然，小陶的小说能够发表，是老陶走了后门。他的一个老朋友，在《新华日报》担任副总编。不仅如此，《小莲放鸭记》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经过了父子俩的讨论。那段时间里，老陶家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父子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各不相让，看得苏群捏着一把汗。当然，老陶是写作方面的权威，他的意见最后总是占了上风。写成的稿子，老陶一一批改，字里行间写满了评语和修改方案。然后，让小陶拿回去重写。如此反复再三，小陶不胜其烦，最后都想放弃了。愤怒的老陶几乎要拳脚相加。
　　《小莲放鸭记》一共写了七稿，最后终于通过了(在老陶那里)。誊清以后小陶带到洪泽县城的邮局里邮寄。在稿件里老陶附了一封给副总编的亲笔信。于是六一儿童节这天，《小莲放鸭记》终于见报了。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叫小莲的小姑娘与富裕中农作斗争的故事。
　　暑假期间，小莲回到生产队，帮助一个富裕中农放鸭子。那富裕中农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把队上的鸭子赶到了河里。小莲原以为富裕中农吃苦耐劳，劳动积极，自己不免有些惭愧。渐渐的，她发现有些不对劲。鸭子一般是天亮时分，将蛋下在鸭圈里，过早地把它们赶出来，蛋就来不及下了，只好下在河里。于是富裕中农下河摸鸭蛋，又是蹚水，有时扎猛子的，把衣服弄得精湿。开始的时候小莲很是纳闷。后来，她起了个大早，比富裕中农还要早，躲在河边的树丛后面偷偷观察，终于发现了富裕中农的秘密。小莲与富裕中农损害集体的行为展开了斗争。在社员群众的帮助下，她终于揭露了富裕中农。后者不仅退回了所有的鸭蛋，还做了检讨。小莲也因此受到了队上的表扬。
　　不难看出，这篇小说取材于九月子放鸭子的事。不同的是，九月子放鸭子是一个人放，而在《小莲放鸭记》中是两个人放。九月子放的鸭子属于村上的各家各户，乃私人所有。小莲放的鸭子则是生产队的，属集体财产(包括鸭蛋)。九月子从河里摸鸭蛋送到老陶家换钱，富裕中农摸了鸭蛋便偷偷地拿到集上去卖。
　　老陶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九月子这个生活中的原型。下放干部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这一创作原则但凡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哪怕他们根本不写小说，哪怕他们的专业只是画画、拉琴、机械制造或者在机关里当干部(下放以前)。
　　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目的和标准自然是为政治服务了。这下可好，整个体系便可以首尾相接、圆满无隙了。一条狗，终于咬着了自己的尾巴。
　　一九七六年，老陶一家终于离开了三余，进了城。当然，不是回南京，而是进了洪泽县城。老陶去洪泽县文化馆工作。苏群去了洪泽县商业局。老陶家搬进了县食品公司(商业局下属单位)的院子里。
　　下来时，老陶家是五口人，如今进城，只余四口。陶文江被埋在三余村西的坟地里。关于是否将他的骨灰盒起出来带走，老陶家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还是不带。小陶中学毕业后，没准还得来三余扎根。即使他发表了《小莲放鸭记》，有望成为一个作家，那也得深入生活。甚至比以前更需要了。按老陶的话说，就是要为小陶保留一块生活基地。我认为，说坟地恐怕更确切一些。总之，陶文江(准确地说是他的骨灰盒)没有跟回去。他的坟头已经长出了令人欣慰的寸把长的青草。
　　老陶家人临走以前，开始疏远小黑。没有了陶文江的保护，这事儿很容易做到。他们特地请九月子过来，培养与小黑之间的感情。老陶家人准备把小黑托付给九月子，惟一的要求是不要剥皮吃肉，让它老死三余。
　　那些从南京带下乡的家具，又被绑上了草帘子、箍上草绳，由队上的人抬到小墩口，从那儿抬上卡车，一路向洪泽县城而去。此次搬迁路途较短，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老陶家人是乘坐班车前往洪泽的，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
　　后来，九月子将小黑带来过食品公司一次，给老陶家人看看。小黑摇头摆尾，但从眼神看，已经不认识老陶家人了。它的这副巴结相，不过是出于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老陶家人喂了它一堆肉骨头，在它的癞疮上撒了一包消炎粉。然后，小黑便跟着挎着篮子的九月子一瘸一拐地回去了。那篮子里装着老陶家人送给九月子的一些药品和旧衣服，以报答他喂养小黑的劳苦。
　　继《小莲放鸭记》之后，小陶又发表一篇小说。写的是一户下放干部离开了生产队回城，乡亲们如何地哭天抹泪、难舍难分。他们家养的一条黑狗，如何地尾随汽车，在公路上奔跑。小陶写道：“那狗像黑色的箭头一样射出去，一直跑到了我的稿纸上……”
　　我保证，这事儿绝对没有，乃是小陶的虚构。这恐怕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的体现吧？
　　小陶发表《小莲放鸭记》之前，老陶亦发表了他的那篇渔民载草养鱼的小说。这篇小说，与《小莲放鸭记》相比，尽管情境人物各异，但我怎么觉得结构十分雷同？一个赤胆忠诚的贫下中渔，坚信“人冷披袄，鱼冷钻草”，坚持为集体栽草，以获鱼。一个又刁又滑私心很重的富裕中渔从中作梗。最后，在支部书记和社员群众的支持下，栽草终于成功。富裕中渔惨遭失败，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教育，并得以转变。我试着写出如下等式：
 
　　《小莲放鸭记》中的小莲=老陶小说中的贫下中渔。
　　《小莲放鸭记》中的富裕中农=老陶小说中的富裕中渔。
　　《小莲放鸭记》中的社员群众=老陶小说中的社员群众。
　　小说围绕某一特定事件(在《小莲放鸭记》中是鸭子生蛋，在老陶的小说中是栽草获鱼)展开。最后的结局都是“正面人物”(在《小莲放鸭记》中是小莲，在老陶的小说中贫下中渔)获胜，而“中间人物”(在《小莲放鸭记》中是富裕中农，在老陶的小说中是富裕中渔)必败，但一概深受教育，并得以转变。
　　当然，如果是“反面人物”，则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他们是不可能得以转变的。他们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那么，什么样的人物才是反面人物呢？自然是天生的，像地主、富农或者渔霸，由成份所决定。而中间人物则一定是富裕中农或者富裕中渔，也由成份所决定。这些人，没有私心是不可能的。经过事实的教育和社员群众以及党员干部的帮助，不转变也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中间会有曲折、波澜，这正是小说情节得以展开的天地。
　　老陶的这篇小说，是他在水上公社生活数月，广泛搜集素材的成果。两万来字的小说，笔记加上草稿写了二十万字。他将草稿留下，送给“倚马千言的才子”小陶。因为，作文屡屡获得表扬使后者不免有些轻狂。除此原因外，我也不能排除老陶很看中这篇小说。这毕竟是他辍笔十年后第一次发表小说啊。且不论小陶的轻狂或老陶的沾沾自喜，通读《陶培毅作品集》后，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为这篇小说感到难过。老陶的沾沾自喜就更加剧了这种难言的心情。
　　老陶的这篇小说，与《小莲放鸭记》明显的雷同，与这一时期的其它小说也颇为相似(小陶的语文课本中，就有两篇与自私自利的中农作斗争的故事)，惟一不像的是老陶自己的小说。
　　我说过，读老陶的小说犹如读共和国的编年史。老陶写土改，写互助组，写农村基层普选，写粮食统购统销，写合作社。尽管如此，老陶的小说还是尽量地别出心裁，并也能做到面貌各异。为政治服务和深入生活的创作原则老陶须臾不忘，但毕竟没有简化到公式的地步。从原则到公式是老陶的堕落吗？抑或是时代的作家们的必由之路？
　　当然，二者是有稍许不同的。原则即是指在规定的区域内活动，不得越雷池一步。而公式，直接导出结果，并且是确定无疑的结果。当原则规定的区域进一步缩减，乃至彻底取消活动的余地，公式便是惟一可行的了。所以说，它们又是一回事，至少存在着严格的逻辑关系。相反的例子也有。
　　在那本《陶培毅作品集》中有一篇小说(我不想提它的名字，就像我不提老陶其它小说的名字一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我猜想，老陶写它时一定喝醉了，醉得忘乎所以，将原则抛在了一边。
　　那篇小说里，有“政治”，但没有“服务”，有“生活”，但不“深入”，“源于生活”，但绝不“高于生活”。请原谅我用这些并非形容词的词来形容这篇小说，而不涉及它的内容。
　　老陶一定是喝醉了，或者他真的喝了酒，或者被自己所写的故事所陶醉。总之，我感到了其中的醉意，感到了老陶写作时的快乐。我甚至听见了老陶那“嘎嘎嘎嘎”不甚优雅的笑声。
　　这篇小说和那篇写栽草养鱼的小说一样，在老陶的作品中是一个例外。它从未给老陶赢得任何声誉，分析老陶作品的评论家们也从没有提及。即使是在编入《陶培毅作品集》的时候，似乎也很羞涩，是被作为一篇“人物素描”而悄悄地插入其间的。正是这篇混进来充数的东西，又让我开始难过了。
　　我为那篇栽草养鱼的故事感到难过，是因为老陶终于意识到他那个行当的现实。他清醒过来，不再为自己青年时代的抱负烦忧。老陶将写作定义为生存和吃饭，这就对了。所以，我在难过之余也为老陶感到高兴。从此他便可以一心一意，不会再吃苦遭罪了。
　　我为老陶那篇发出嘎嘎嘎笑声的小说感到难过，是因为他生不逢时、英雄末路以及诸如此类的感慨。我在难过之余只是难过，并无任何高兴之意。
　　老陶的其它小说皆在这两篇小说之间的区域展开，即公式和忘乎所以之间。从中我既可以看见来自原则的重压或支撑，也能瞥见些许轻盈飞翔的东西。在字里行间，某一段落、某一句式。他那特有的“嘎嘎嘎”的笑声被抑制为“嘎”，便戛然而止了。
　　老陶重获写作的权利后，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科学工作者遭“四人帮”迫害)中完全没有笑声，有的只是愤怒。第三篇小说(受迫害的民主人士得以平反昭雪)中，老陶又开始笑了，“嘎嘎嘎”，但不是“嘎嘎嘎嘎嘎嘎嘎……”，级别是三个“嘎”。老陶总算笑了三笑。正当我期待老陶忘情地笑下去的时候(在下一篇小说中)，他却沉默了。因为，死人是不会发笑的，也不会愤怒，更不会写小说。
　　老陶经常去水上公社深入生活，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回来的时候，只待一两天。稍事休息，拿上一些换洗衣服又走。
　　老陶家不是已经进城了吗？老陶怎么还要往下面的公社跑？这说明了老陶的职业特点(作家)。如今，他可不是去扎根的。再说，浩淼起伏的洪泽湖面上也扎不了根，最多能种点捕鱼的水草。老陶就此泛舟湖上，四处漂泊，洪泽湖水面上于是响起了那嘎嘎嘎的笑声，呼应着野鸭子的鸣叫。
　　老陶家仍保留着夏天在屋外吃饭的习惯。饭桌仍然是那张旧竹床。一家人绕桌(竹床)而坐，由于高瘦笔直的陶文江缺席，看上去更加的和谐了(竹床很矮，吃饭时需要坐在比竹床还高的椅子上)。身后，自然已不再是那栋泥墙瓦顶的房子，而是真正的青砖大瓦房。房子也并非老陶家私有，而是食品公司的宿舍。老陶家住在其中靠西的两间房子里。所以吃饭的时候，分属各家的小桌子会在门前一字排开，有三四张之多。每家人每天吃些什么，彼此看得清清楚楚。
　　老陶家的饭菜一如在三余时那么丰富。自然，蔬菜变少了，或者不那么新鲜了(不比从自家园子里拔的)。但肉类却异常丰盛，尤其是猪肉。家住食品公司，岂能食无肉？不同的是，老陶家的饭桌上常有野味。什么野鸭子、獐鸡子，甚至还有大雁，都是老陶从湖上带回来的。他每次回家，总是提着一只麻袋，口朝下一抖，一些水禽怪鸟的尸体便落在了地上。于是苏群烧开水(陶文江的这项工作由她继承了)，之后，小陶开始挦毛。老陶不断地提醒小陶，注意清洗野味体内的铁砂。这些野味并非是小陶亲手宰杀的，乃是被铁砂击中毙命，因此来不及放血。煮出来的野鸭汤就像洪泽湖水一样的浑浊，但味道还算鲜美。
　　绕着竹床，喝着野鸭汤，老陶开始讲述湖区的生活、水上公社的见闻。
　　渔民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将小船悄悄地推出芦苇荡。船头架着霰弹枪，俗称喷砂枪。那喷砂枪可不是拿在手上的那种，既大又沉，犹如一门小炮，其威力也和一门炮差不多。一枪(炮)下去，射杀野鸭子无数。往往是好几条船，从不同的方向齐射。如此一来，一群野鸭子就都在劫难逃了。
　　老陶还说到海东青，一种湖上特有的猛禽，个头虽然不大，连老鹰都怕它。海东青的颜色自然是青色的，煞是悦目好看。老陶说：“我们的陶陶要学习海东青！”
　　于是继岳飞、方志敏、侯叔叔之后，小陶又有了一个榜样。不过这回不是人，而是一种鸟，小陶也从未见过，学习起来就更不好办了。
　　老陶对小陶说：“嗄嗄叫的是公鸭，嘎嘎叫的是母鸭。猪游——猪游——，是猪游子叫。黄脚三就像不会拉二胡的拉明子，最不好听了。”
　　说起湖上的景色，老陶更是眉飞色舞。他告诉小陶，冬夏两季是不同的。秋风一过，湖水就如竹叶般的青绿，细浪密波，洪泽湖的脾气也变得温柔可爱。且蟹黄藕白，芦苇飞缨。沿岸的滩涂上，条柳落叶了，芦苇放花了，芦苇棵里没准能捡到一窝花白青幽的野鸭蛋。夏天则完全不同。黄水拍击着两岸，芦苇和条柳被围在湖水中央，只露出一点点的梢头。风高浪急，小汽艇和拖帮船队都得靠岸行驶。
　　说着老陶转向苏群，对她说：“你不知道，住在小船上，清晨黄昏，湖上的景色有多美，你是根本想像不出来的。有一天，我睡在舱里，清晨醒来向外一看，夜雾还弥漫在草滩上，像梦一般的轻柔。远远传来了欵乃声，接着出现了一只船头，是渔民下湖去拿簖。船头轻轻地滑过，几乎是无声地驶入梦境。后来鸟雀醒来了，在芦苇里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这样的描写，从未在老陶的小说里出现过，在他的那些笔记中更是无迹可寻。如果我不在此记录下来，就将永远地不为人知。
　　是啊，老陶一趟趟地往湖上跑，就是为了写他的那些小说吗？就是为了写栽草养鱼以及和富裕中渔斗争的故事吗？倘若这样，那真是没有必要。也许，深入生活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一趟趟地往湖上跑，吃住在小渔船上，就是为了追寻这难得一见的良辰美景。这一问题，恐怕连老陶本人也回答不了。
　　由于老陶声色俱佳的描绘，苏群和小陶对湖上的生活很是向往。老陶许愿，一定要把他们带到湖上去，体验一番。但因为苏群上班，小陶上学，始终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况且，就算他们有了时间，家里也不能脱人啊。搬来洪泽以后，陶冯氏衰老得更快了，生活已基本上不能自理。她整天靠在床上，嘟囔着那些陈年往事。
　　“唉，要是爸爸活着就好了。”老陶说。他的意思当然不是率领全家去湖上，居住在小渔船上，那不就又成下放了？老陶的意思，是说如果陶文江健在，就可以照顾陶冯氏。那样的话，苏群和小陶就可以跟他一起去湖上住上一阵。他要让他们见识一些从没有见识过的东西。可惜，这一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
　　老陶越来越频繁地回到食品公司。倒不是他觉得水上公社的生活已经深入够了，或者湖上的美景看厌了，而是因为生病。老陶的气管炎越来越经常地发作，湖区缺医少药，只好回县城治疗。
　　现在，老陶回来时，再也不提着麻袋。一个人摇摇晃晃地步入家门，脸色苍白得让人害怕。归来时的欢声笑语已不复存在，代之以骚扰四邻的通夜猛咳。听见这咳嗽声，邻居们就知道老陶回来了。
　　归来期间，老陶卧病床上，很少下地。床前，竖立着一根悬挂盐水瓶的吊杆。一般几十万单位的青霉素挂下去，老陶的面色就会好转，哮喘声也逐渐减弱了。他仍然不下地，在床上静养一两天后就又动身去了湖上。
　　开始的时候，老陶还能一个人回家。后来，就不行了，必须有人搀扶着。先是一个人，后来是两个人，一边一个地架着老陶。老陶几乎是脚不沾地地被人担了回来。最后，担架进了门。抬他的人仍然是两个，没有增加。他们从县城的码头上岸，一路小跑地直奔老陶家。居然能够跑得起来，因为现在的老陶实在是太轻了。同时也说明情况危急，他们担心老陶没准会死在半路上。
　　老陶被他的渔民朋友抬进家门。说来也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他，几瓶盐水挂下去，立马药到病除，活转过来，精神甚至比去湖上以前还要好。当然，现在的用药量已不比当初。以前几十万单位的青霉素达到的效果，现在需要上百万单位。有时盐水瓶里还注射了链霉素。青链霉素混合使用，双管齐下，老陶的病岂有不好之理？
　　医疗方案是县医院的医生制定的，苏群只是执行而已，老陶被获准在家里挂水。当青霉素增加到八百单位时，苏群不禁有些害怕了。县医院的医生说：“不碍事的，出了意外我负责。青霉素是很难得的药，一般人想用还没有呢！”
　　医治的结果证明医生的话是正确的。看着看着，老陶的脸色就红润起来了。他自然站在医生一边。按老陶的话说，八百万单位的青霉素挂下去，就像夏天喝凉水那么的舒坦。他恨不得再多挂一些。医生说：“下次吧，下次还有机会。”
　　至于这青霉素的难得，老陶家人还是略知一二的。当年他们家下放三余，村上的人对青霉素就很迷信。当然，他们需要它不是为了人(人舍不得)，而是为了猪。据说一针下去猪马上活蹦乱跳，说是能起死回生也不为过。老陶当真命贱，就像三余的猪一样，几百万单位的青霉素下去马上就活了过来。当初，老陶家人还嘲笑三余人愚昧呢，现在他们对青霉素的崇拜比起三余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可是老陶的性命所系啊。
　　这期间老陶瘦得很厉害，体重大约只有九十来斤。脸上还不大看得出来。老陶的脸一贯消瘦，颧骨高耸，嘴巴前突，鼻梁上有一个突出的骨节。他光突的额头也很富于骨感。总之，老陶的脸给人以骨骼嶙峋的印象。
　　老陶的头发一向很黑，向后梳起。两道浓眉，眉心有一道长年不解的皱纹。他的这副尊容，家里人见惯了，因此也不以为意。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老陶光洁的两腮深陷下去，眼窝发黑，远远看去就像一个骷髅，不禁吓了一跳。老陶家的人不由地想起了侯继民。不同的是，侯继民的脸色苍白，而老陶面皮青黄。
　　老陶个子不高，但以前身体很结实。在三余的时候，夏天他每天都要游泳。老陶赤着膊，肩膀上搭一块毛巾，能清楚地看见胸前的两块饱满的胸大肌。小陶一路跟在后面，看见老陶的小腿肚子随着行走的节奏一鼓一鼓的，很是羡慕。老陶的体重，那时大约有一百四十斤。考虑到老陶的身高(一米六七)，可谓是五短身材。这样的身板儿特别适合于干农活。
　　现在，老陶的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这大概和他成天咳嗽有关。老陶手捧一只硕大的玻璃瓶子，里面盛了半瓶清水，清水上浮着寸把厚的浓痰。他猛咳一阵之后，就会把玻璃瓶盖拧开，咯痰，然后再把瓶盖子旋上。这只用于吐痰的玻璃瓶后来成了老陶的必备之物，就像以前的保温杯一样，老陶总是把它捧在手上，去湖上时也带着。
　　现在的老陶，佝偻着腰，手捧一只巨大的玻璃瓶(与他瘦小的身材相比)，整天咳个不停。即使是五月天里，他仍然穿着一件丝棉袄。别人早就换上毛衣或者单衣了。在棉袄的掩护下，老陶家人一时还无法瞥见里面可怕的现实。夏天又来的时候，老陶终于脱下棉袄，当真把他们吓了一跳。如今，他再也不会搭着毛巾去水渠里游泳了。即使是在辽阔无际的洪泽湖上，老陶也从来没有下去游过。
　　变化虽然剧烈，但有一个过程。由于朝夕相处，老陶家人的感觉未免迟钝。两三年的工夫，老陶就由一个壮实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驼背病弱的老汉了，不能不说太快了一点。但老陶家人却以为此事正常，没有感觉到很大的意外。只是由于老陶长期待在湖上，偶尔回来一次，相隔的时间长了，他们才觉出了某些变化。因此，当奄奄一息的老陶被抬进家门的时候，他们总是很震惊。一两天以后，也就适应了。那时，在青霉素的帮助下，老陶已经转危为安。所以他们始终认为，老陶不过是病了，气管炎发作，导致哮喘。有病治病，这很正常。后来老陶被诊断为肺气肿，那也是气管炎顺理成章的发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老陶家人对老陶的病不重视。恰恰相反，他们过于重视了，以致于忽略了老陶的身体变化和衰老。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老陶的咳嗽以及对症下药所吸引，而对他的急遽消瘦(体重减轻了五十斤)没有深究。
　　他们总认为湖上的生活艰苦，风高浪急，老陶受了风寒。随着老陶病情的加剧，苏群和小陶对湖上生活的向往之情已经减退，甚至，有了某种程度的恐惧。因为，每次老陶总是身轻体健地出门，然后，奄奄一息地回来。他们不得不把老陶生病和湖上的生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如果劝说老陶不去湖上，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老陶之所以愿意回来疗养，其目的就是为了返回湖上，然后，再把自己折腾得只剩一口气。这件事，的确令人费解。
　　那湖上到底有什么呢？除了野鸭、獐鸡、清晨的日出，不就是破旧的小渔船和一望无际缈无人迹的水面吗？
　　老陶虽然弯腰驼背、两腮下陷，但一直到死，身上都不见老人斑之类的东西。脸上也没有眼袋。他的头上没有一根白发，略微拔顶，但绝不秃。牙齿也很坚固，只是由于不断抽烟，被熏得很黑。老陶一笑，便露出一副龇牙咧嘴的模样。身上自然是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但即使是在老陶最滋润的岁月，他也绝无啤酒肚子、槽头肉或者其它之类的赘肉。因此老陶是病了，而非衰老。这年他不过四十六岁，走在洪泽县城的大街上，人们尊敬地称呼他为“老爹”。切莫怪这些人眼大无光，从死亡这头看，病和老实在是一回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假如老陶的病被治好，并活到了今天，牙齿落尽(想必装上了一口洁白整齐的假牙)，眉须皆白，满面红光，在那婴儿般粉红的肤色之上点缀着几粒幸福的老人斑，老脸上垂下两只松弛而慈祥的眼袋，并腆着一个极具权威的大肚子，这副形象之于老陶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老陶坚持着他的瘦骨嶙峋，就像坚持不断“深入生活”一样，一直到死。这又是何苦呢？
　　八十斤是一个极限，瘦到这个程度老陶便不再瘦了。他的咳喘也减轻了很多。老陶家人认为，这是青霉素起了作用。
　　这时，苏群已开始限制老陶去湖上。为此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考虑到他们一起生活了多年，几乎从没有红过脸，这是很不寻常的。
　　每次苏群都挡在门口，不让老陶出门。凭老陶现在的体力，已无法将她推开了，何况还有小陶的帮助(他坚定地站在苏群一边)。老陶大喊大叫，同时伴随着阵阵猛烈的咳嗽。他说：“你们无权把我软禁起来！”又说：“如果我去了湖上，就再也不回来了！”
　　听他这么说，苏群就越发地不敢放老陶出门了。
　　老陶咳得惊天动地。为咯出一块积痰，脸憋成了猪肝色，差一点没背过气去。这时苏群已无须拦着老陶了，他就是想走也没有了力气。事后，老陶喘息稍定(不像刚才那么猛咳了)，他又会向苏群道歉。说预感自己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要写的几个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心里不免焦急。苏群听后不禁垂泪。
　　碰见老陶文化馆的同事，或是和老陶家相熟的下放干部(他们多半已调来洪泽县城)，问起老陶的情况，苏群总是说：“你们去劝劝他吧！老陶变了。”她指的显然不是老陶的身体，而是他的性情。的确，现在的老陶已经性情大变。
　　他骂苏群，因为她阻止他去湖上。骂小陶，因为他“倚马千言”。骂文化馆的领导，因为他们不学无术。骂医生，因为他不肯加大青霉素的用量。骂四人帮，因为他们迫害总理和小平。有关的小道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县城，但在公开场合，人们不免三缄其口。老陶不管这一套，指名道姓地骂不绝口。因为这件事，苏群和老陶也常常发生争执。
　　一天来了一个人，就是发表《小莲放鸭记》的《新华日报》的那位副总编。他路过洪泽，特地来看望老陶。此人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几粒并不明显的麻子。连日来，老陶看他编的报纸，正没好气(“和当前群众的觉悟相比，这报纸的内容也太左了！”老陶如是说)。见副总编来到床前，俯下一张关切的麻脸，老陶不禁来了灵感，破口骂道：“看看你办的这张报纸，就像你脸上的麻子！”副总编不由地涨红了脸。几粒浅淡的麻子依然浅淡，衬着那张红脸，立刻粒粒可数。
　　所以，老陶还骂朋友，骂有恩于自己、帮助过他以及关心他的朋友。
　　天气晴好的时候，老陶会去外面的街上走走。有时他会拐进菜场，顺便买一点蔬菜(蒜苗什么的)。但只要一语不和，老陶就会和卖菜的农民吵起来，骂他们缺斤少两，坑害群众。幸亏苏群或小陶跟踪在后，急忙上前劝解，这才使老陶免于被揍。现在，他们监视老陶已不是怕他去湖上了，而是怕他惹是生非。老陶的身体已经不堪一击，需要家人的随时保护了。(至于去湖上的事，老陶已经屈服。当然不是屈服于苏群的管制，而是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老陶上街一次，回来后都要喘上半天，更别说徜徉于波涛起伏的洪泽湖上了。)
　　所以，老陶还骂陌生人，骂老百姓。
　　这一时期的老陶，身体虽然瘦弱，但似乎精力无限。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骂人和愤怒上。虽说只有八十斤的体重，但老陶的精神状态中没有丝毫的委顿之相，甚至更加的亢奋了。除了躺在床上养病，他总是倒背着双手，在不大的小县城里四处走动，多管闲事，找机会骂人。后面，总是悄悄地跟着苏群，或者小陶。老陶以一阵猛烈的咳嗽开道。听见这咳嗽声，人们便说：“陶老爹来了！”惟恐避之不及。
　　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小陶是洪泽县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他读的是文科班。整个班上就他和一个女生(也是下放干部的子女)过了录取分数线。
　　体检地点设在一所小学里。这天，小陶混在一伙胡子拉碴的成年人中，进入教室的平房接受体检。他除了眼睛近视，身体基本健康。戴上眼镜后，视力可恢复到1.5。因此，很顺利地就过关了。
 
　　只是在量体重身高时，所有的人都被要求脱得一丝不挂，在房子里站成一排。穿白大褂的医生指挥他们齐步走，一面喊着“一二一”的口令。顺便还操练了一番立定、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以及向右看齐和报数。然后，一位医生走过来，用冰凉的手指挨个拨弄了几下他们的睾丸。完了转到身后，掰开屁股看了看。当医生检查一个人时，其他人的目光不由地都转了过去。小陶悲哀地发现，除他之外，所有人的那儿都很黑，并且“戴着钢盔”。小陶为自己稀稀拉拉的几根阴毛感到很是羞愧。
　　也难怪，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人才积压了这么多年。他们中有知青、回乡知青，有这个小学里的老师，甚至也有小陶读书的洪泽县中里的老师。平时，老师们都不愿意和学生上同一个厕所，没想到在这儿却“赤诚”相见。不仅小陶不好意思，那些戴钢盔的成年人也很不好意思。他们的年龄平均比小陶大了十岁以上。
　　后来小陶想起他们班上的那个女生。她也要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吗？由于男女检查是分开的，因此小陶并不能亲眼看见。
　　据说，医生按压了一番她的肚子，收起听筒说：“把你妈妈叫来吧。”医生对这位闻讯而来的母亲说：“你女儿怀孕了。”
　　怀孕了自然就不能再上大学。因此小陶成了整个文科班上惟一考上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关于小陶的这位女同学，我还想罗嗦几句。
　　当年，他们家也下放在汪集公社，和老陶家不在一个大队。他们家和老陶家素无往来。不单和老陶家，和其他的下放干部也没有往来。不仅如此，女孩的父母也分别下放在两个大队里。他们离了婚，女孩随母亲。离婚的原因想必是为了女孩的前途，因为女孩的父亲是右派分子。女孩的父母虽然表面上离了婚，但暗中仍来往频繁，否则也不会选择相邻的大队下放了。因此，这仍然是一个三口之家，只是比较奇怪而已。
　　一天，女孩在村口和生产队长的三个儿子(老大十八岁，老二十五岁，最小的老三十三岁。女孩和当年的小陶一样，十一周岁)玩耍，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女孩说：“再讲，我就把你们不要脸的事情说出来！”恰在此时一个女知青路过此地，听见女孩这么说，不禁觉得奇怪。她蹲下身去，拉住女孩，问她什么是“不要脸的事情”？经过一番劝诱，在那杨柳依依的小河边上，女孩终于说出了生产队长的三个儿子和她“睡觉”的事。
　　女知青深知此事关系重大，马上跑到女孩家，告诉了女孩的母亲。这件事的结果，是生产队长的大儿子被捕入狱，二儿子和三儿子因年纪尚小，免于刑罚。生产队长仍然干他的生产队长。母女俩自然在队里待不下去了。
　　后来女孩的母亲经过一番努力，调来洪泽县城。女孩也转到了县城里的小学，毕业后进了洪泽县中，与小陶同学。关于她的事，在汪集无人不知，尤其是在下放干部和知青的圈子里。但在县城的环境里，并没有人知道他们家的底细。老陶和苏群也从没有向小陶说起过。直到高考体检事发，苏群这才讲起这番缘由。老陶自是骂不绝口。
　　当然，女孩肚子里怀的，不可能是当年生产队长儿子的骨肉。时间不对。那件事，已经过去四五年了。但如果没有那番经历，女孩也不会轻易就受到引诱的。所以，老陶骂得不无道理。
　　后来经过调查，肇事的是小陶他们的物理老师。高考前夕，全国都在闹地震，洪泽县中也成立了一个地震预测小组，由物理老师牵头。女孩是该地震小组的成员。在那间充斥着瓶瓶罐罐(检测地震的“仪器”)的房子里，物理老师多次和女孩交媾。洪泽湖上水面平静，波澜不兴，四周沿岸，大地坚固，良田千顷，并无地震发生。倒是在这间房子里，小震频频，经常将倒置的酒瓶震落在地。
　　物理老师后来被捕入狱，女孩则进了县医院打胎。关于她的事，也传遍了县城，包括她在汪集的经历。现在，他们不可能再往县城里调了，因为已经在县城里了。惟一的出路是回南京。但这件事谈何容易？老陶的愤怒又有了新的对象。他骂生产队长的儿子，骂物理老师，骂地震。但总体说来，这一时期老陶还是比较平静的，甚至说高兴也不为过。因为毕竟小陶考上了大学，不必在三余扎根了，也不必待在县城这个鬼地方了。
　　小陶考上了大学，这件事实在是出乎老陶的意料。老陶家人为小陶设想的种种前途，也都没有必要了。他不必去开拖拉机，不必去当赤脚医生，更不必在三余娶妻生子种地了。甚至也不必子承父业，写什么《小莲放鸭记》。小陶考上了大学，意味着从此他就是城市户口，毕业后是国家干部。这样的好事老陶连做梦都不会梦到。反观那些下乡知青，苦熬了那么多年，才有了考大学的机会，有的还名落孙山。小陶一步登天，是否太容易了？太凑巧了？老陶的心里不踏实啊。因此他坚持认为，小陶考上大学与他自己的努力无关，乃是赶上了好时光。同时，也为小陶的“一帆风顺”捏着一把汗。
　　他和苏群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帆风顺的。苏群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那真是一帆风顺啊！”可后来呢？
　　这时，下放干部开始有了回南京的动向。作为知名作家的老陶，有望第一批回去。但他不禁犹豫了。经过多次和苏群商量，老陶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以后，小陶若是碰上什么事，也有个去的地方啊。再不用像他们当年那样，仅凭一张地图，就来了这里。看来，扎根还得继续下去。不同之处在于，不是让小陶在三余娶妻生子，而是他和苏群老死洪泽。落叶归根，总得有根可落。老陶和苏群将作为树根，深深地扎下去，有一天小陶就满头银丝，落叶归来了。
　　况且，陶文江的骨灰还在三余。这也是他们滞留不去的一个原因。陶文江作为一条老根牵制着老陶的动向，老陶和苏群又将作为小陶的根。这就叫作盘根错节。从洪泽到汪集到三余，小陶从此便有了实实在在的故土，有祖坟、石碑和老屋为证。
　　思路理清以后，老陶顿时心平气和，甚至也不怎么咳喘了。他坚持要把小陶送到南京，苏群劝阻无效，于是，父子俩登上了去南京的长途汽车。
　　汽车一天一班，从洪泽县汽车站始发。去南京的人很多，车厢被挤得满满的。老陶父子没有座位，一路站着。这是老陶生病以来，第一次和人群挨得那么近，小陶不免担心。果不其然，车开后没多久，老陶就和一个乘客吵了起来。
　　他的身边站着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老陶和小伙子商量，让他给老头让个座。小伙子听而不闻，老陶便咒骂起来。他一面骂一面咳个不停，将唾沫星子喷了那小伙子一头一脸(很难说老陶不是故意的)。小伙子嚯地站起来，并非给老头让座，而是要和老陶打架。老陶说：“你敢打人！”
　　也许小伙子并没有真的要打老陶，只是想吓唬他。听他这么说，就没有退路了。小伙子一把抓住老陶的领口，几乎将老陶的双脚提离了地面。
　　小伙子身高一米八几，老陶本来就矮，体重此刻也就八十多斤。他一面在小伙子的怀里挣扎，一面仍骂不绝口，情形十分的滑稽可笑。小陶挤过人群奔过来。他虽然年轻，身体健康，但看样子也不是小伙子的对手。小陶紧紧地攥住小伙子的手腕，拼命地下压，惟一的目的是迫使小伙子的手抬低一些，以便老陶能踩着车厢下面。除此之外他就无能为力了。
　　好在老陶得道多助，周围的乘客纷纷指责小伙子的不是，一场纠纷才告结束。白头发的老头终于坐到小伙子的座位上去了。那老头除了头发白点，看上去十分的健康，说健壮也不为过。至少，比老陶是强多了。小陶看着他那红光满面的气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让他最气愤的不是那个小伙子，甚至也不是鹤发童颜的老头，而是老陶。小陶觉得他真是丢人现眼啊。
　　老陶仍然气愤难平，嘟嘟囔囔地咒骂着。车上的人说：“这个老爹也是的，人家都不说话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小陶也说：“爸爸，你就不能不说吗？”
　　老陶不吭气了。过了一会儿，他把脸转向小陶。小陶以为老陶又要教训他了，可是没有。老陶的语调变得十分柔和，开始对小陶问长问短。小陶哼哼着，表示答应，眼睛却始终看着窗外。老陶的态度因此变得更加谦卑起来。一路上，他都在试图和小陶搭话。老陶没有再提刚才争吵的事，只是没话找话。小陶的姿势始终没变，一只手握着车顶上的扶手，眼望窗外。
　　宽阔的洪泽湖面现在变成了窄窄的一条，闪烁着向后退去，渐渐被河堤上的树木遮挡住了。树丛中偶尔闪过湖水的片段，目光似的一闪，随后熄灭了。最后，洪泽湖被茂盛的树木完全遮挡住了。到后来路边没有树木也看不见它了。
　　整个车程四小时左右。到后来，老陶也停止了絮叨。他自觉无趣，紧紧地闭上了前突的嘴巴。一种类似于北风穿过墙缝的呼啸声传来，是老陶在呼吸。除了这一种声音外，就只有马达振动发发出的嗡嗡声了。 
　　老陶家的一个亲戚骑着一辆三轮货车来接站。他和小陶把行李抬上车，亲戚骑着，去火车站托运。老陶父子乘公共汽车，随后赶来。汇合后去行李托运处办理了有关手续。然后老陶父子坐在空车后面，亲戚带着他们去他家里吃晚饭。
　　一切都很顺利。小陶将坐晚上十点多钟的火车离开南京，去千里以外的济南大学报到。老陶将在亲戚家借宿一宿，第二天回洪泽。
 
　　饭桌上的气氛不无热烈。亲戚一家连夸小陶聪明，有出息。又说老陶一家总算熬出头了。老陶乘兴喝了两小杯白酒，面孔马上涨得通红。还好，他没有骂亲戚。小陶很是担心这点，所以他始终紧绷着脸，一言不发。
　　亲戚一家很知趣，八点一过就催他们去赶汽车了。车站就在前面的街上，到达火车站不过二十来分钟的路。他们的意思是让父子俩多待一会儿，分手在即，想必他们有很多的话要说。亲戚自然是恕不远送。男亲戚对老陶说：“等你送完陶陶回来，我们再喝，好好地庆祝一下。”女亲戚说：“菜我先不收，等你回来。”
　　就这样，老陶父子来到了街上。小陶仍然一言不发。站在站牌下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小陶的这种态度从洪泽来的汽车上一直保持到现在，看来一时很难改变。
　　他发现，这倒是控制老陶发火的一个好办法。自从他不和老陶说话以来，后者就再也没有发过火。不仅没有发火，甚至变得非常温和。站在站牌处的树影里，老陶几乎是央求着要把小陶送到火车站。小陶摇摇头，坚定地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老陶站在这里，和他一起等公共汽车。他让老陶回亲戚家里去，说：“有什么好送的？这又不是生死离别！”
　　在小陶的呵斥下，老陶听话地走开了。
　　他走出梧桐树的影子，来到被路灯照亮的马路上。老陶佝偻着腰，瘦小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他懵懵懂懂地穿过马路，险些被一辆疾驶而过的卡车撞倒。雪亮的车灯闪过之后，就又看见了老陶瘦弱的身影，慢腾腾的，终于挪到马路那边去了。直到走入对面的树影里，完全看不见了。老陶始终没有回过头来。这时车来了，小陶提着一只装着面包水果的网兜，随其他等车的人挤上去。
　　这是老陶父子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