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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陶家养小花的时代，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苏群被抽调到公社宣传队(就是工作组)，和另一个下放干部一起进驻汪集农具厂。她骑着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往返于三余和汪集之间。每次，从汪集回三余时捎带着在街上买的一些生活用品，回去时则带上家里自制的菜肴(装在几只罐头瓶子里)和换洗衣服。
每次回三余，苏群都会讲上很多公社上的事。
那儿有一条街(汪集街)，虽然不长，但应有尽有。有邮局、饭店、供销社、农具厂、农机站、粮站、学校、卫生院、文化馆、兽医站，还有银行。最主要的建筑当然是公社革委会的大院，里面有好几十间青砖瓦房，围墙也是砖砌的，大门两侧的门楼十分的气派。其它单位的房子也都是砖墙瓦顶的。路仍然是一条土路，下雨时泥泞不堪。每到逢五逢十赶集时，两边挤满了做买卖的农民。赶集的人川流不息，摩肩接踵，走完一条街得花上半小时。
老陶家虽然下放三余的时间不长(大半年)，但小陶差不多已经是一个乡下孩子了。他现在满口的三余方言，对南京的记忆也日渐模糊。说起汪集街上的盛况，小陶自是无限的神往。他也曾坐在苏群自行车后面的背包架子上，去公社赶过两回集。但这次苏群是住进了公社，在那里生活，与走马观花显然是两回事。
且说苏群再次回三余时，说起农具厂运动开展的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该厂厂长贪污的事实逐渐浮出了水面。由于顶不住压力，一天厂长自杀了，吊死在木工车间里。谈到这件事时，苏群惊魂未定。进驻农具厂的宣传队只有她和另一个下放干部(也是女同志)。而厂子里的工人有百十来号，都姓孙，和自杀的厂长同姓，是一个庄子上出来的，和厂长沾亲带故(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厂长的不正派)。当孙厂长被从房梁上解下来时，所有的工人都在场。他们默默无语地看着苏群和老江(另一个下放干部)，那奇怪的目光让苏群久久无法忘怀。
老陶很是为苏群的安危担忧。他看了看小陶，说：“要是陶陶再大一点，就可以去保护妈妈了。”
小陶听后不禁一阵欣喜，说道：“我现在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老陶夸奖了小陶的勇敢、有孝心，但对于他跟随苏群去汪集的要求老陶却置之不理。
第二天，苏群就骑车走了。苏群走后约半分钟，小陶装模作样地拿了一把三股叉去屋后挖地。挖着挖着，他把叉子往地里一撂，撒腿便跑。
小陶跑出了桥口，穿过全村，过了严妈河上的木桥，在严妈河堤上狂奔而去。一直跑到小墩口他也没有看见苏群的影子。
一番狂奔使小陶气喘吁吁。他越跑越慢，越跑越慢，几乎打算放弃了。之所以仍继续跑着，已不是在追赶苏群，完全是因为惯性作用。就这样，小陶跑上了洪汪公路。
这条路连接着洪泽和汪集，因此得名。小墩口是途中的一站。向西二十里便是洪泽县城，当年下放，老陶一家就是从这条路上来到三余的。向东十里是汪集，也就是公社所在地。
小陶向东折去。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大桥。桥面向上拱起，挡住了前方的公路。这时，小陶已经是在上坡了，他累得筋疲力尽，眼看着就要栽倒。突然，桥的另一端苏群的背影渐渐地升起来了。小陶激动地大叫一声：“妈——”
苏群回过头来，看见了桥上摇摇晃晃的儿子。她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得知一切平安，这才放了心。
苏群既没有责备小陶，也没有赶他回去。她让小陶坐在自行车后面的背包架上，母子俩一路向汪集骑去。
一面骑，苏群还一面回头和小陶说话，告诉他，这辆车还是生他的时候买的，为了从单位回家喂奶方便。她学会骑车也是在那个时候。快到汪集时，看见路边有一条很宽的河已近干涸了。整条河变成了两条狭长的小河，围绕着一块菱形的河滩。苏群问小陶：“它像不像珍宝岛？以后，我们就把这儿叫珍宝岛吧！”
对于小陶擅自离家，苏群只字未提。至于小陶会不会因此耽误上学？苏群似乎并不在意。
就这样，小陶开始了历时一个月的汪集生活。苏群仍每周回三余一次，有时带着小陶，有时就把他一个人撂在农具厂(苏群每次都是当天赶回来的)。如果带小陶一起回去，就在家住上一晚，第二天再带小陶回汪集。
现在，小陶跟苏群去汪集是正大光明的事，没有必要再偷偷摸摸的了。至于小陶第一次不告而辞，老陶也没有批评他，甚至还去学校帮小陶请了事假。只是陶文江对小陶逃学有
些不满。老陶则说：“三余的先生能教些什么？纯粹是误人子弟！还不如让陶陶去见见世面呢。”
一日三餐苏群和小陶在农具厂的食堂里吃饭。午饭还可以，有豆腐、青菜、猪血，三天吃一次肉。早晚两顿则都是吃稀的，只有咸菜。咸菜还不是老陶家腌的那种。是三余人切碎了一百斤菜放十斤盐的那种，装在一只杯口大的小碟子里，一分钱一碟，工人们称“一分钱咸”。
小陶回家时老陶会开玩笑地问小陶：“一分钱咸好不好吃？”走的时候他又说：“陶陶跟他妈去吃一分钱咸了。”陶文江、陶冯氏怕苦了孙子，如今，给苏群准备的罐头瓶越来越多了，基本上装的都是荤菜。老陶认为大可不必。他说：“让陶陶吃点苦，锻炼锻炼也是好事情。”
那么，小陶是如何锻炼的呢？除了吃一分钱咸，他每天在汪集街上乱逛，很快，对每个地方都很熟悉了。当然，最熟悉的还是农具厂。
他去铁匠车间里看铁匠打铁。那儿有五六座炉子。生铁在火焰中被烧得通红，然后铁匠师傅用火钳将其钳出，放在铁砧上。师傅用小锤轻点，徒弟使大锤猛砸，每一下都砸在师傅轻点的地方。一把镰刀头成形以后，放入附近的一只水桶中，哧的一声，水气顿时弥漫开去。整个车间里，锤声叮当作响，火星四处飞溅，小陶不禁看入了神。当他来到木工车间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所谓的木工车间不过是芦席围成的一个草棚子，里面堆满了刨花、木块。放眼望去，一派金黄。木工干活时动静也小，几乎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蹲在刨花堆里斧凿刀削，非常的有耐心，就像在雕刻一样。
有时小陶也会跑到门市部去，从货架上拿起铁皮话筒，套在嘴巴上大喊：“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就像每天早上余队长站在村头喊工那样。小陶乱喊一气，自然无人答应。他不禁想起三余人描绘妇女出工的顺口溜，于是便大声念了出来：
头一声，不着声，
第二声，头一伸，
第三声，才动身，
走在路上还要衲几针。
卖货的老孙闻言哈哈大笑，连夸小陶真是聪明。
小陶来农具厂的任务是保护苏群，但若真有人想为难他们，就是十个小陶也无济于事。但小陶在农具厂四处乱走，和姓孙的工人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无形之中，小陶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因而宣传队和工人们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
可运动还得继续开展下去。
小陶来汪集的当天，农具厂就召开了批判孙厂长的大会。人死了还怎么批判呢？照批不误。主席台前的旗杆上挂着一幅孙厂长的遗像，自然是倒着挂的，上面用红颜料画了一个叉。横幅上写着“批判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贪污分子孙福全！”。孙福全就是那位小陶没有见过的孙厂长，他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主持大会的是新来的张厂长。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仍然穿着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而已。除张厂长外，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公社的崔书记，以及苏群、老江，还有小陶。所有的工人都站在台下。
这是小陶第二次登上主席台，因此他感到十分的光荣。公社到底不比下面的大队，那种热烈的斗争气氛不禁让小陶回忆起了久违的南京生活。
老江因为女儿突然病危，请假到外地探望女儿去了。宣传队的宿舍里现在只剩下了苏群和小陶。
由于小陶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加上经过几次批判大会，孙厂长亲戚们的气焰得到了压制，苏群不禁轻松了许多。尤其是来了张厂长，全面主持工作。张厂长是个大个子，满脸的麻子，相貌凶恶，工人们看见他无不畏惧三分。但对小陶，张厂长倒是显得很亲热，总是把
他当成一个小娃娃那样地抱起来(实际上，小陶早已过了被大人抱在怀里的年纪)，用粗硬的胡茬扎小陶的脸蛋。小陶被他扎得疼痛难忍，见着就跑。但他对张厂长的畏惧和工人们的畏惧性质显然不同。
接下来是没完没了地开会，不同的范围，不同的人群。
全体职工参加的大会倒没有开过几次，但小会几乎每天都有，在一盏煤油灯下一直开到深夜。每次开会都有张厂长、苏群和小陶，其他的人则变换不定。有党员会议、团员会议、干部会议、积极分子会议以及被审查对象会议。有的会苏群只有列席的资格(比如党员会议)，小陶则是列席的列席。
每次开会，都是张厂长主持(他同时兼任农具厂革委会主任和宣传队负责人)，苏群则在桌子上摊开一本小本子，不停地记录。小陶左顾右盼，在油灯下察言观色，但时间一长不免觉得无聊。
开会时苏群让小陶坐在身边，不得乱动。小陶也明白会议的严肃性，努力使自己正襟危坐。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开会的训练，坐着坐着就会感到浑身酸麻难忍，于是便在椅子上扭捏起来。
比较而言，小陶还是喜欢苏群找人单独谈话(这不算开会)。谈话的地点，一般是在宣传队的宿舍里。小陶可以满屋子乱跑，甚至跑出门去，只要不跑得太远就行。遇到感兴趣的内容，小陶也可以在一边旁听，当然不可以胡乱插嘴。
有一个姓孙的锁匠，据说有破坏军婚的问题。苏群找锁匠谈话时，小陶就在一边偷听。他觉得这事儿很神秘，因为无论锁匠还是苏群说话时都十分的谨慎。这种谨慎和开会时又有不同。说话时双方都不苟言笑，交谈的内容却很琐碎和具体，就像在拉家常一样。
事后小陶问苏群：“什么是破坏军婚？”
苏群回答说：“就是破坏军人的家庭。”
这个答案显然不能让小陶满意。
后来卖货的老孙告诉小陶：“破坏军婚就是和当兵的老婆搞腐化。”小陶总算明白一些了。
老孙又说：“和当兵的老婆搞腐化罪加一等，是要枪毙的！”小陶就又不明白了。
他依稀知道什么是搞腐化，但为什么和当兵的老婆搞就要枪毙呢？难道说当兵的老婆比不当兵的老婆要长得漂亮？顺着这个思路小陶不禁浮想联翩起来。
姓孙的锁匠既不在铁匠车间里干活，也不在木工车间里干活，他有一间单独的小屋。锁匠在里面捣鼓各种铜锁、铁锁以及自行车锁。房子的一角堆满了废铜烂铁，都是收购来的，供打造农具之用。锁匠还负责收购废铁的工作。此外，他吃住也在这间房子里。
小陶常常站在小屋门边，看锁匠配锁。他想：锁匠和当兵的老婆搞腐化肯定也是在这间房子里。一想到当兵的，小陶就会想到张厂长，想到锁匠和张厂长的老婆搞腐化小陶就很激动。在小陶的年龄上这已经具体得不能再具体了，具体的锁匠，具体的张厂长，具体的锁匠小屋。只是张厂长的老婆小陶没有见过，她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卖货的老孙说得对，小陶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常常会触景生情。站在锁匠的小屋前，小陶想像锁匠怎样搞腐化，来到木工车间里，他的眼前就浮现出孙厂长上吊的情景。木工们告诉小陶，孙厂长是吊在哪根房梁上的，又是踩着哪张板凳上去的，解下来后又躺在哪里。一切都很具体。虽然小陶没有见过孙厂长，但仿佛看见了他垂死挣扎的模样。孙厂长的舌头吐出来，一直拖到了下巴颏。
锁匠对小陶的来访总是很热情。他一面忙活，一面教小陶如何配锁。锁匠把一把永固牌铁锁拆开，再装上，仔仔细细地演示给小陶看。小陶也有求于锁匠，他想弄清楚搞腐化是怎么一回事。之所以没有问出口，是因为觉得和锁匠的交情还不够深。
为讨好锁匠，小陶把苏群自行车的铃铛盖子旋下来拿去卖废铁。锁匠收下铃铛盖，给了小陶五毛钱(远远高出收购的市价)。苏群再次找锁匠谈话时，后者看见放在宿舍里的自行车缺了铃铛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将铃铛盖拿来送还苏群，小陶卖废铁的事就暴露了。
苏群要将五毛钱退回去，锁匠死活不收。苏群不禁变色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拉拢宣传队吗？”
锁匠只得收下钱，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苏群严厉地批评了小陶，并禁止他再和锁匠来往。以后找锁匠谈话时，也不让小陶在场了。再后来，锁匠那间小屋的门就永远地关上了，在农具厂其它地方也见不到锁匠的影子。小陶不知道他是被开除工职回乡了，或者是被捕入狱拉去枪毙了？
老江比苏群大十来岁，所以她的女儿也比小陶大了十来岁，已经去部队当兵了。这件事，苏群羡慕得不得了。这年头，当兵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下放干部的子女。况且，老江家当兵的是女儿，当的是女兵，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非得有过硬的后门不可。
老江的丈夫老宋是个老干部，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在部队有很多老战友。老江许愿说：以后小陶要当兵，他们家老宋可以帮忙。感激之余，苏群不无遗憾。她说：“我们一家都是近视眼，近视眼会遗传，陶陶的眼睛现在就已经不行了。”
可不是吗，小陶现在看东西，眼睛总是眯虚眯虚的，皱着眉头。话虽这么说，苏群还是心存侥幸。她鼓励小陶多看远方，看田野、树木，看绿颜色的东西。多活动，少看书。这正合小陶的心愿。现在，他更有理由在汪集街上四处闲逛，而不回三余读书了。
让小陶在三余扎根，当一辈子农民，是万不得已的事，是最后和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前途——当兵，老陶家人是不敢有这样的奢望的。但如果能在汪集农具厂当一个工人，那也不错。至少也是城镇户口，每月能拿二十多块钱，并且不必种地了。这也是老陶鼓励小陶在农具厂待下去的原因之一，除了给苏群做伴，还可以熟悉工厂生活。
苏群进宣传队也它的好处，可以结识像张厂长、崔书记这样实权人物，没准以后就能用得上。至于认识老江，她表示可以帮助小陶当兵，虽然希望不大，但终究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老陶一家倍感振奋。老陶觉得，他们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老江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十分自豪，经常向苏群说起女儿是如何的懂事，在部队上如何的努力。苏群总是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老江的女儿不是自己的女儿，但老江女儿的今天也许就是小陶的明天。由于对儿女前途的共同关注，两个女人有说不完的话，彼此间的关系也越处越好。
一天老江把女儿从部队寄来的照片拿给苏群看，苏群说：“你女儿真神气，真漂亮！像你！”
老江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苏群于是向老江索要一张她女儿的照片，说是要留着作一个纪念。老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她说：“你就先把这张拿走吧，我让女儿再洗一张寄来。”
这张照片，从此就压在宿舍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事没事的时候，老江和苏群就会对着它欣赏一番。
小陶自然见过这张照片。不仅小陶，所有到过宣传队宿舍的人都看见过。照片上，老江的女儿头戴军帽，身着军装，两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就像李铁梅一样。帽檐后面伸出两只小刷子似的小辫子，威武之极。见到照片的人，包括姓孙的锁匠，无不大加夸赞。
后来老江的女儿突然生病，老江请假前去探望。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姓孙的锁匠从农具厂消失后不久，一天老江的丈夫老宋来了。他推着一辆自行车，是来取老江的衣物行李的。老宋说，老江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她在医院里伺候女儿。他们的女儿如今瘫痪在床，已经成了植物人了。
问起原因，老宋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病，开始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可孩子要强，高烧四十二度，还轻伤不下火线，后来就把脑子烧坏了。现在吃东西和大小便都要人伺候，也不会说话，但是有感觉，会流眼泪。”
老宋无奈地叹息一番，收拾了老江的东西就驮上走了。临走时他从玻璃板下取出女儿的照片。苏群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说，这张照片老江已经送给她了。苏群拉着小陶，目送老宋衰老的背影骑出农具厂的大门，眼眶不禁湿润了。
农具厂的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苏群回到三余，继续当她的下放干部。小陶自然也回了三余，继续上学。汪集的游历，使小陶增长了见识，不免在同学中有了某种优越之感。
说到优越感，实际上小陶早就该有了。别忘了老陶一家来自省会南京，那可是一个比汪集大了许多的地方，下放以前小陶一直生活在那里。然而三余的同学，完全不买南京的账。当他们用小麦韭菜之类的问题为难小陶时，后者也曾试图反击。他向他们说起南京的街道，说起洪武路九十六号的院子。小陶说，下放以前他们家住在三层楼上，可他的同学无法想像。小陶就解释说，就是房子摞房子，一共摞了三层。他的同学就更不信了。
“老奶奶这么大年纪，怎么爬梯子呢？”他们问小陶。
老奶奶是指陶冯氏，下放的时候已经六十三岁了。她体态臃肿，年轻时裹过小脚，平时连门都不太出。小陶的同学反驳得很有道理。至于如何向他们解释楼梯，小陶就无能为力了。
汪集就不同了，小陶的同学中有很多人去那儿赶过集，对汪集街的情形还是有所了解的。但他们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小陶却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会儿小陶唾沫横飞地说起汪集的种种见闻，他的同学听得如痴如醉，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上文我曾说过，以小墩口为一站，向东十里是汪集镇，向西二十里是洪泽县城。说起县城，小陶的同学大多没有去过。别说小陶的同学，就是三余村的大人去过的人也寥寥可数。小陶也不例外，下放快两年了，还没有去过洪泽。老陶家的人，只是老陶和苏群分别去过一次。老陶去洪泽是购买泡桐树苗，苏群则是去县医药公司采购治疗九月子瘌痢头的灰黄霉素和练习针灸用的假耳朵。倒是洪泽电影院的放映队每年会下到三余来放电影。
他们来的时候，整个三余大队都轰动了，村上人倾巢而出，涌向大队部所在空场上。电影要等天黑后才能放映。下午三四点钟，天还大亮的时候，空场上就放上了条凳，或是一块块的土坯，甚至一截树枝、一把稻草。无论土坯、树枝或者稻草都不是用来坐人的，只是占位子。虽然土坯之类的东西难以辨认，但放置的人自己清楚，从不会因此发生争执。
大白天占地方的自然是三余人，附近大队的人天黑后才能赶到，就只有站在后面，或者幕布反面看了。
第二天放映队流动到其它大队放电影，三余人就再无抢占座位的便利了。晚饭后，他们呼儿唤女，夹着小板凳，到三里路外的大张或五里路外的葛庄看电影，穿村过桥，行走在河堤田埂上则别有一番乐趣。
电影还是在三余放过的那几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等。三余人百看不厌，能追随放映队转上十天半个月。当然，坚持到最后的总是年轻人和孩子们。
第二年，冬闲季节开始时放映队再次下乡，带的还是那几部片子。但由于时隔一年，三余人还是感到很新鲜。于是再次倾巢而出，去大队部看电影。
偶尔也有没看过的新片子。当然，在洪泽电影院里肯定是已经放过了。为此，小陶很是羡慕县城里的人，羡慕那里的电影院。他想去洪泽的愿望更强烈了。
终于有一天，苏群决定带小陶去洪泽看电影。由于路途遥远，并考虑到体力原因，行程做了周密安排。
天没亮，他们就动身了。苏群骑车带着小陶，穿过全村，过了严妈河上的木桥，在河堤上颠簸一番后，到达小墩口。由小墩口向西，苏群带着小陶骑了约十里(相当于去汪集的路程)。之后苏群下了车，推着自行车和小陶向洪泽方向走去，前面还有十里路需要步行。回三余时，他们也打算这样。也就是说，往返洪泽共四十里路，小陶只需步行二十里，另外二十里则可以坐在苏群的自行车后面。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没有其它的交通工具(洪汪公路这时还没有通班车)，除了苏群的那辆飞鸽牌自行车。苏群一向体质单薄，虽然经过这几年的劳动锻炼，体力毕竟还是有限。小陶也已经长大了，体重已达七十多斤。虽说如此，让他一天之内步行四十里也还是够呛。再三权衡之下，老陶制定下了如下方案：母子俩一半路骑车一半路步行。当然，在他的计划中，他们是要当天返回的。
苏群和小陶没有当天返回三余。原因并非体力不支，也不是县城的街景眼花缭乱，让小陶流连忘返，而是电影没有日场。
街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广告，上面说朝鲜故事片《战友》将于当晚七时在洪泽电影院上映，下午两点起开始售票。在小陶的强烈要求下，苏群寄存了自行车，并在电影院附近的旅社里订了一个房间。他们准时来到电影院的售票窗口，看见挂出的小黑板上竟写着两个粉笔字“客满”。
苏群看了看手表，他们并没有迟到，甚至离两点还差两分钟呢。她于是开始敲打窗口。敲了半天，窗口终于被敲开了。苏群将一张两元的钱递进去，但马上就被一只肥胖的手推了回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没好气地说：“敲什么敲啊，没看见黑板上字？已经客满了！”
苏群说：“你们不是两点开始卖票吗？现在正好两点。”
女人说：“你明天再来嘛，敲什么敲啊！”说着就要关上窗口。
见女人无法理论，苏群说：“你们领导在哪里？我找你们领导！”
街上的人纷纷聚集过来。他们不是来买电影票，而是看见苏群和卖票的吵架，过来看热闹的。现在，就是小陶想打退堂鼓也已经来不及了。苏群气愤得满脸通红，执意要找电影院的领导。
于是他们被带到了一个院子里，围观的人也跟了进去。可院子里空空的，除了几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哪里来的什么领导啊？突然，空中传出一个声音：“什么事啊？嘈嘈嚷嚷的。”
苏群和小陶不禁抬起头来，举目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正藏身在枝叶间。一架竹梯子搭在树干上，院子里满地都是散落的树枝，原来此人正在给梧桐树剪枝。说话间并不停歇，喀嚓喀嚓地摆弄着大剪刀。一些树枝掉落下来，差一点没砸着苏群。
苏群只得抬着头，一手拉着小陶，和枝叶间的那人说话。自然，他便是电影院的领导了。胖女人也抬着头，结结巴巴地讲述了事情的起因。围观的人也都抬着头，看树上的那个人。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从上面飘落下来，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苏群站在树下，不由地提高了嗓门，她得把声音送上去，加上愤怒，声音都有些变形了。
事后，说起这件事，老陶不无幽默地说：“你妈就像一个造反派。”而在当时，小陶却觉得苏群的劲头就像三余村上的妇女骂架。她一手牵着小陶，一手叉腰，仰着脖子，满脸通红，声音奇高。上面的那位却轻飘飘地说：“不就是两张电影票吗？给他们解决了就是了。”说完，又去剪他的树枝。
胖女人气鼓鼓地回到售票处，撕了两张电影票给苏群。苏群付了钱，这才拉着小陶回到旅社。
胖女人撕票时虽然很激动，但也没忘了把最差的票撕给苏群。苏群也很激动，所以看都没看，拿上票就走了。直到晚上进电影院的时候，她才发现是最后一排，而且是右手最靠边的两个座位。
这时小陶的眼睛已经很近视了，所以整场电影他什么都没有看清。只看见幕布上面人影晃动，黑白交织，耳边不时地响起莫名其妙的对话，夹杂着枪声、爆炸声以及音乐声。
电影散场后，苏群牵着小陶走回旅社。她问小陶：“电影好看吗？”
小陶说：“好看，好看得不得了。”
老陶一家五口，除陶冯氏和小陶外都戴眼镜。老陶和苏群戴的近视眼镜，陶文江戴的是老花镜。陶冯氏虽然不戴眼镜，但眼睛也不好，患有白内障。小陶的眼睛也越来越差，读小学四年级时已经看不清前面的黑板了。
先生安排小陶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他眯虚着眼睛，勉强可以看见黑板上的字。但如果任课老师的字写得比较小，小陶就得连看带猜。不碰上考试则已，碰上考试就麻烦了。虽说
是开卷考试，答题时可以看书、讲话，但如果连黑板上的试题都抄不下来，还是没有用。小陶的成绩日趋下降，不禁引起了老陶家人的注意。他们决定，带小陶去配一副眼镜。
小陶第二次跟苏群去洪泽，是专程配眼镜去的。这时，洪泽到汪集的公路已通班车，在小墩口设了一块站牌。因此他们只需提前赶到小墩口就行了，不用像上次那么麻烦。可到达洪泽后，县城那条惟一的街上并没有配眼镜的地方。苏群临时决定去长途汽车站，带着小陶坐上了去淮阴的汽车。这次长途旅行完全在小陶的意料之外，况且淮阴是一个比洪泽大了许多的城市，行政等级上仅仅次于南京。
他们坐了一个来小时的车，一路颠簸来到淮阴。在小陶模模糊糊的视野里，淮阴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马路比洪泽县城稍宽一些，来往的车辆更多一些，腾起的灰尘也更大一些。据说这样的大马路还有好几条，不像洪泽县城只有一条街道。
他们照例在一家旅社登记了房间。然后，苏群便领着小陶去了一家眼镜店。只是在试镜时，小陶才看清了周围的景象，觉得偌大的淮阴的确非同一般，尽管尘土遍地。突然之间他变得明察秋毫。一道阳光此时倾泻在店堂里的地砖上，飘浮着丝丝缕缕的灰尘，直看得小陶头晕目眩。正当他试图克服不适看个究竟时，试戴的眼镜被取走了，世界又恢复了原先灰暗的面目。
试戴的眼镜结构复杂，边框很沉，可以随时更换镜片。既可以一片一片地更换，也可以几块镜片叠放在一起。叠放起来的镜片既厚又沉，向前凸出，与正常的眼镜很不相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小陶觉得就像看见了一个小妖怪。试戴的眼镜完全改变了小陶幼稚的面容，使他看上去十分的丑陋，又有些滑稽可笑。
第二天一早，苏群就领着小陶回了三余。后来苏群又来过一次淮阴，取为小陶配的眼镜。这一次，她是一个人去的，没有带小陶。从此以后，小陶便有了一副眼镜，装在一只咖啡色灯心绒面子的眼镜盒里，里面垫着一块擦眼镜用的绒布。眼镜盒放在小陶的书包里，他每天带着它去上学，但却很少将眼镜拿出来戴上。
眼看着又要考试了，小陶不免担心起来。总不至于考试那天他才将眼镜戴上，那样不免太突然了。因此需要一段时间的过度，直到考试那天。届时，同学们已经认同了戴眼镜的小陶，见惯不惊了。于是小陶时不时地将眼镜拿出来戴上。先是上课的时候戴，后来，不上课的时候也戴了。
直到考试前夕，小陶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戴着眼镜的。当然放学回家，他就将眼镜取下，放进书包里。因此，三余人从未见过戴眼镜的小陶。不仅三余人，就是老陶家人除苏群外也都没有见过小陶戴眼镜的模样。
一天下午正在上课，突然外面有人大叫“陶陶——”小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老陶。他从教室的窗户看出去，只见一个人站在大寨河堤上，正冲着教室的方向喊叫。这时小陶的视力锐利无比，确认那人是他的父亲无疑。征得赵宁生(小陶的语文老师，下放在葛庄的知青)的同意，小陶跑出教室，向大寨河堤上飞奔而去。
可跑到一半，他意识到自己还戴着眼镜。这时，取下眼镜已经来不及了，老陶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于是小陶放慢了脚步，迟疑地走向老陶，刚才的那股兴奋劲儿已经完全没有了。
老陶去葛庄大队联系换稻种，回来时恰好路过葛庄小学。他看了看天色，估计也快到放学时间了，于是就站在大寨河堤上大喊小陶，想带儿子一起回三余。见小陶戴着眼镜，他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问。只是摸了摸小陶的脑袋，就领着他一起回去了。
一路上，小陶心惊胆战地跟着老陶。马上，三余村上的人就要看见他戴眼镜的样子了。爷儿俩一人戴着一副眼镜，何其的相似？而且老陶的反应，也过于的平静了，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就像小陶一直戴着眼镜一样。这就更让小陶不安了。
老陶希望小陶在三余扎根，当一个农民，娶一个三余的姑娘，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靠挣工分吃饭(这是老陶经常向小陶灌输的东西)。可戴着一副眼镜在大田里劳动，不仅三余绝无仅有，甚至也无法想像(老陶和苏群不同，他们是下放干部，下来的时候就戴着眼镜)。小陶知道自己让老陶失望了。
他努力想从老陶的脸上看出失望的表情，但一无所获。后者的嘴巴前突，眉头紧锁，但这是老陶一贯的表情，并不能表示他已经失望了，但也不说明他没有失望。虽然，小陶此刻的视力足以明察秋毫，但从老陶的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出来。相反，老陶的语调尤其的柔和。他问小陶冷不冷？又问起学校的情况，何时考试？和赵宁生又聊了些什么？这些内容老陶一向是不怎么关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