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老陶一家(现在只剩下老陶、苏群和陶冯氏)返城回了南京。
　　老陶不是要在洪泽扎根吗？但现在已由不得他作主。老陶的身体极度衰弱，苏群考虑到南京的医疗条件总归要好一些，所以不顾老陶的反对，还是决定搬家。老陶从洪泽县医院的病房直接搬进了南京省中医院的病房。苏群和陶冯氏则借了亲戚家的一间房子，暂住。
 
　　一入省中医院，老陶就被诊断为晚期肝癌。这件事，老陶家里只有苏群一个人知道。陶冯氏已经老糊涂了，即使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对小陶，苏群则报喜不报忧。在信中她告诉儿子，他们已经搬回南京了，她和老陶都回到原单位工作。老陶甚至还恢复了党籍，可谓是喜上加喜。老陶的身体依然不好，住在省中医院里(这一点苏群没有隐瞒)。但，“这里的条件比洪泽县医院好多了。”小陶认为老陶不过是肺气肿发作，这样的事他早就见惯不惊。
　　对老陶本人，苏群更是守口如瓶。她和前去探望老陶的亲友、领导打了招呼，大家一致同意，还是暂时不告诉老陶为好。苏群自己则做出表率，在老陶的病床前表现得很高兴，有说有笑的。甚至，过于的高兴了。每天从医院里出来回家，她不禁黯然神伤，独自抹泪。在老陶家里，惟一可以倾诉的人就是陶文江了。所以苏群说：“爸爸，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要是培毅有个三长两短那我该怎么办呢？”
　　自然，陶文江不会回答。正因为不会作答，所以也就不会把真相透露给老陶。
　　一直到老陶去世，苏群都没有就肝癌的事和他交谈过，她甚至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个字眼(肝癌)。老陶也认定自己不过是肺气肿发作。他要求医生使用青霉素，被坚决地拒绝了。后来老陶又提过几次，医生很不耐烦地说：“你就是让青霉素给害的！”老陶再问下去，医生就不再说了。苏群和医生也打了招呼，对老陶保密。
　　医生把苏群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老陶注射青霉素的历史。对于一次使用八百万单位的青霉素，医生的评价是：“野蛮，真是野蛮，简直是兽医！”
　　他告诉苏群，肝脏的功能用于造血和解毒，人体中约百分之八十的毒素是经由肝脏排出的。大量使用青霉素不免使肝脏负荷过重，毒素聚积下来，因此导致了病变。苏群不禁想起十年前老陶吞下的那两百片安眠药，这时向医生提起来。后者点着头说：“难怪难怪，这就叫作双管齐下，在劫难逃了！”
　　老陶对自己的病情，真的就那么一无所知吗？他去世后，从病床的垫褥下找到一本书，书名是《肝癌的早期诊断及其防治》。这本书，老陶是如何搞到手的？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要读这本书？答案却不言而喻。老陶把这本书藏在床下，显然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不想让苏群知道。
　　我说过，在老陶的病床前，苏群表现得很高兴，甚至过于高兴了。老陶也一样，为自己卧病在床而感到快活，甚至过于快活了。苏群离开医院后，往往显得黯然神伤。老陶呢？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也不禁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当然，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尤其的快活和高兴的。
　　的确，有很多令人值得高兴和快活的事。老陶的新作发表后，在全国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家就要分到新房子了。小陶在学校里，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国家的形势也很好。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百废待兴，一切都渐渐地走上了正轨。下放人员大批返城，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老陶说：“我别无所求，只要再活三年，做三年的苦工！”
 
　　别以为老陶这话说得冒昧，令人扫兴，他是很兴奋地说出来的。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病情并非一无所知，或许，是在安慰苏群？三年，乃是缓期执行的意思。现在，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继“扎根”之后)。虽然彼此间再没有多说什么，但已达成了某种共识。夫妻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苏群四处寻医问药，为老陶再活三年而奔走。老陶则大谈他的三年计划，短篇、中篇、长篇，谈他的三余，谈他的湖上。往往说得天花乱坠。就像是那些故事已经在他的肚子里了，之所以没有立刻开始动手去写，乃是为了和老天爷讨价还价。
　　老陶说：“再给我三年。”
　　老天爷说：“不，就给你三个月。”
　　老陶说：“那我一个字也不写，把它们带去见马克思。”
　　老天爷说：“随你的便。”
　　“我只要再活三年，做三年的苦工”，这话对老天爷无用。但对苏群，对老陶的亲友、单位的领导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当年，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时，他说：“我们去洪泽湖吃鱼！”难道南京没有鱼吃吗？难道，为了吃鱼，非得跑到四百里外的洪泽湖去吗？此话不可深究。当年，老陶家人像喊口号一样地重复着这句话，顿觉勇气倍增。如今也一样，大家转达着老陶的名言“我只要再活三年，做三年的苦工”，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老陶一向善于玩弄辞藻，到死都是这样。
　　这一时期，老陶的确是备受重视的。他被安排在高干病房里，为他看病的医生级别也很高。各级领导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鲜花插满了老陶的病房。约稿和读者来信也如雪片般飞来，飘落到老陶的床头、枕边。正逢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陶作为省内知名作家，就像大熊猫那样的珍稀。何况他许诺的那些书，还没有写出来呢。
　　只有一个人比较矜持，就是小陶。自从去山东读书以后，他很少给家里写信。开始的时候还有只言片语，后来信就越来越稀了。苏群每周都要给小陶写一封信，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当然都是一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小陶则很少回信。就是回信，也不怎么问及老陶。也许，他仍在为分手那天的事生老陶的气。
　　对于小陶的忽略，老陶有些沉不住气了。每次苏群来的时候，他都要问：“陶陶来信了吗？”苏群说没有。老陶仍不肯罢休，在苏群带来的一大堆报刊邮件中乱翻一气，最后，终于相信了。老陶叹息一声，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一言不发。
　　每次都是这样。见面后，老陶的第一句话就是：“陶陶来信了吗？”
　　苏群曾多次给小陶写信，让他给老陶写信，暗示他爸爸很关心他，读他的信对老陶来说是很大的安慰。但她又不能明说，说：你爸爸得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恐怕时间不多了。让老陶给小陶写信，似乎也没有可能。老陶如今一个字不写，甚至包括那些从未间断过的笔记。老陶现在只说不写。面对那些前来探视的人，老陶说他的构思，说他的计划，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面对苏群，他则只说小陶。说他小时候的事，说他以后的事。除了小陶的现在老陶不甚清楚外，关于儿子的过去和未来老陶似乎很有把握。他的理论是“三岁看到老”。老陶说：“陶陶这孩子有毅力，有恒心，这一点像我，可就是别像我这样坎坷啊……”总之，写的欲望已让位于说，对国家大事文坛兴衰的兴趣也被儿女情长所取代。
　　但让老陶主动给小陶写信，仍然是不可能的。父子俩都憋着那么一股劲。苏群从中调停，最终归于无效。她知道，如果对小陶道出真相，他会马上回来的。但老陶必定会暴跳如雷，因为这会耽误小陶的学业。如果苏群坚持不说，日后小陶也会怪罪她。因此，最恰当的时机，是老陶弥留之际，不省人事的时候。苏群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甚至连招回小陶的电文都已经拟好了：父病危速归。
　　终于，她等来了这一天赐的时刻。这天凌晨时分，苏群靠在老陶病床边的墙上睡着了，老陶开始进入了弥留。苏群突然就被惊醒了，这时离老陶昏迷已经过去了半小时。苏群慌忙叫醒医生。十多分钟后院方投入了全力抢救，苏群被支到门外等候着。等再把她叫进去的时候，抢救工作已经结束，护士们正在收拾有关的器械。
　　苏群错过了老陶的弥留，错过了给小陶拍电报的最佳时机。当她站在门外等候消息的时候，让她走开去拍一封电报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况且附近的邮电局还没有开门，市内仅有的通宵营业的电信大楼又离得很远。早班车这时还没有发出。如果走着去，来回也得两个多小时。所以说，苏群的错过是必然的。而现在，老陶已经死了，苏群再不需要去赶时间了。她可以消消停停地去拍电报，报告老陶逝世的噩讯。走着去或者坐公共汽车都是无所谓的了。
　　最后苏群选择了走路。她迎着东方的第一缕曙光，向市中心的电信大楼走去。苏群给小陶拍了电报。电文是早就拟好的：父病危速归。同时，也给其他的亲友拍了电报。电文如下：培毅病故特告。
　　辅导员把小陶叫到系办公室，交给他那封“父病危速归”的电报。下午小陶就去火车站买了车票。晚上八点多，他登上了返回南京的火车。车上很拥挤，由于小陶是临时买的票，所以没有座位。在车厢的结合部，有人出租小人书，一毛钱一本。若租看小人书，可免费得到一张小马扎。小陶坐在马扎上看了五六本小人书。周围乘客挤来挤去，小陶只看见无数条人腿以及一双双形状各异的鞋子。他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小人书上。虽然旅行袋里装着其它书，但此时此地，也只有小人书他能看得进去。
 
　　到达南京时天还没亮。小陶按苏群信里写的地址向家里走去。这个家，既不是三余的那栋土墙瓦顶的房子，也不是洪泽县食品公司的青砖瓦房，更不是洪武路九十六号，小陶一次也没有去过。加之下放多年，他对南京的地形很是生疏，天又黑，街上没有可以问路的行人。小陶拿着一张地图，在市区里寻找着自己的家。后来他走进一个院子，在一间平房前面站住了。
　　小陶试探着叩了两下门，里面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问：“谁啊？”
　　小陶怯生生地说：“请问这是陶培毅家吗？”
　　不问则已，一问里面立刻传出了哭声。小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小陶踩进黑乎乎的室内，马上被女人们的哭声包围了。床前伸出四五条胳膊，一齐抓住小陶，把他拉向床边。女人们边哭边告诉小陶：“陶陶啊，你爸爸去了！
　　由于这句话，她们哭得更响亮了。那张床上大约有三四个女人。伸手抓住小陶的是他的两个姑妈。她们先于小陶一步到达南京，举家奔丧来了。
　　老陶家的这间平房是借住的，很小，女人们挤在一张床上。男亲戚们则在附近的旅社开了房间。他们这会儿还没有起床，不知道小陶已经回来了。
　　苏群和陶冯氏挤在床里面。苏群一声不响。陶冯氏则哭得很起劲，并且带着唱腔。她边哭边唱。床前的地上放着一只痰盂，一股尿臊味儿直刺小陶的鼻子。一阵喧哗以后，小陶退到院子里，等姑妈们和苏群穿衣服起床。这时天已经亮了。院子里有一个砖砌的花坛，鸡冠花的颜色由暗转红，直到红得不能再红。
　　小陶被支使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主要是买肉。家里来了这么多亲戚，做饭是一件大事。任务交给了小陶的一个姑父，小陶归他支派。这会儿小陶手里拿着一只翠绿色的塑料筐，直奔菜场的肉案。他割了三斤红白相间的猪肉。师傅秤肉时，小陶看得入了神。那人围着一条发亮的皮裙，身后的铁钩上挂着两扇粉白的猪肉。手中的肉斧明晃晃的，以及被剁得深陷下去的案板，一切都那样的清晰、新鲜，小陶就像是第一次看见。
　　小陶往回走的时候，街上出现了很多骑车上班的人，充耳一片车铃声。太阳这时也升起来了。自行车的钢圈反射着阳光，到处都是闪闪烁烁的。他走进路边的一个公厕小便，把盛着猪肉的塑料筐放在墙头上。尿池前的矮墙只齐到小陶的胸口。他一面撒尿一面越过墙头向外看，觉得心情十分的轻松。这样的早晨、这样的城市，小陶已经久违了。只有一件事让他略感不安，就是老陶已经死了。在这个车流滚滚、红霞满天的冬天的早上，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午饭以后，小陶由姑父领着，去医院的停尸间与老陶的遗体告别。家里的其他人和亲戚都已经告别过了。
　　姑父熟门熟路，很快就找到了地方。一个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员打开门，小陶随姑父走进去。停尸间里很大，空空荡荡的。午后的阳光从开着的门照射进来，在地面上形成一块菱形。沿墙边放置着几张床，上面躺着裹着白布的尸体。姑父马上就认出了老陶。他招呼小陶过去，将床推到门边，以便看得清楚些。老陶全身都裹着白布，但身体的形状还是能看得出来。在他的头部，白布打了一个结。为解开这个结，姑父很是费了一番力气。终于，结被解开了，露出了老陶的黑发。在揭去白布的一瞬间，小陶看见老陶嘴角的一丝黏液被拉长，像明亮的蛛丝一样，在阳光下一闪。他感觉到姑父拎着白布的手微微一顿。这动作很轻微，姑父本人并没有察觉。也许只是小陶的幻觉吧？之后，白布就被完全揭开了。
　　老陶去世时八十斤不到。这会儿就更加瘦小了，几乎像一个婴儿。他的五官缩成一团，显得那么苦愁。老陶张着前突的嘴，一副龇牙咧嘴的模样，牙缝里嵌满了黑色的烟垢。
　　他的头下垫着一条枕巾，是粉红色的，上面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枕巾已经很旧了，阳光下能看见一层黑黑的头发摩蹭留下的污渍。自然，这不可能是老陶的头发摩蹭的(他的头已经不能动弹了)。这条枕巾也绝非老陶家所有。它出现在这里，不禁让敏感的小陶怦然心动。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裹尸的白布、枕头、床架，甚至四周的墙壁。
　　姑父说：“我们给你爸爸鞠躬吧。”
　　小陶随之向后退了两步，和姑父站成一排。姑父略整衣服，向老陶的遗体弯下身去。小陶跟着姑父，也开始鞠躬。一次，两次，三次，一共鞠了三个躬。完了直起身体。略顿片刻后，姑父说：“好了。”
　　他们走到外面，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员走进去。姑父递给小陶一支香烟，两人慢慢地吸着，一面离开此地。身后的停尸间里传出一阵响动，大约是工作人员把老陶的遗体推回去。最后，听见哐的一声，是那人把门关上了。

　　小陶在家里共待了三天。第三天，举行了老陶的追悼会。追悼会一完，小陶就连夜赶回学校去了。
　　关于老陶的追悼会，我不想多说什么。总之是盛况空前。来宾有四五百号人之多，窄小的告别厅里自然容纳不下，更多的人站在殡仪馆的院子里。大喇叭里播放着阵阵哀乐，花圈挽帐无数。各级领导都到了场，发了言。致悼词的是省委宣传部的于部长，级别可观。此人老陶生前就认识，是靠造反起家的。老陶一向鄙夷此人，住院期间始终拒绝他的探视。因此关于是否接受于部长致悼词的安排，苏群和老陶的朋友们一时争论不下。
　　最后侯继民说：“这不是为老陶，而是为了陶陶，为他的前途作想。老陶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不会反对的。”苏群这才被说服了。
　　从下放三余开始，苏群和老陶就一直很担心小陶的前途。所以说，这是她的一块心病，是脆弱的地方所在。难怪侯继民轻轻一点，苏群马上同意了。可现在小陶已经上了大学，可谓前途无量。而且他所在的学校位于山东，不在于部长的管辖范围内，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但此刻苏群完全想不到这些，对小陶前途的忧虑已成了她的一种习惯。
　　于是于部长穿着深色呢料中山装，走到麦克风前，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悼词。一面朗诵一面还用一块手帕不时地按按眼睛。
　　再说告别厅内，挽帐条幅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各种尺幅，各种字体。这是文人墨客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们遣词造句、煞费苦心，竞相舞文弄墨，表达了对老陶的怀念、赞美、哀悼、惋惜以及深深的不平。借机痛陈时弊、挖苦领导的内容也混杂其间。老陶有幸，身为一个写小说的，长期与文人们为伍，因此才得到了这份荣耀。这些墨迹未干的挽帐条幅追悼会后被取下，包成一大包，送到了老陶家里。苏群专门腾出一只大箱子，将包袱放进去。锁好箱子后她对小陶说：“这些纪念爸爸的文字，一定要好好地保存！”
　　追悼会举行的消息还上了第二天的《新华日报》。
　　其后的几个月里，在报纸和文学期刊上经常能看到追忆或悼念老陶的文章。老陶被形容成一柄剑、一团火、一盆盛开怒放的鲜花、一个倒下去的战士。文章大多出自老陶的那些文人朋友之手，不禁写得神采飞扬、催人泪下。苏群把它们一一裁剪下来，贴在一本专门的纪念簿上。远在山东的小陶，从当地的报刊上偶尔也能发现纪念老陶的文章。苏群叮嘱他将其剪下，寄回家中。
　　总之，老陶死得很体面。通过他的死，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人是多么重要，他去世后留下的空白是多么的难以弥补。不仅文学界是这么认为的，苏群和小陶对此也深有体会。即使是老陶本人，对自己也需要加以重新认识。如果他地下有知，多半会受宠若惊的。
　　作为对老陶家属的补偿，老陶家很快分到了新房子。暑假小陶再回南京时，苏群和陶冯氏已经离开了借住的小平房。小陶再次按图索骥，在城里转悠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了自己家。这是一栋新起的预制板的楼房，老陶家被分在四楼。小陶进门的时候，一股石灰水的气味扑面而来，四壁白得晃眼。一只三余时代的五斗橱上放着一只桔黄色外壳的崭新的索尼电视机。文革期间被没收的书籍，老陶的手稿、笔记被归还了一部分，未及整理，凌乱地堆放在墙角的地上。
 
　　这便是老陶的新家。在这家里，老陶占据的空间有限，薄薄的一块，被置于电视机上方的墙上。镜框里的照片正是追悼会上用的那张，也是《陶培毅作品集》里用的那张。老陶黑白的面孔通过镜框前面的玻璃诡秘地闪烁着，表情阴晴不定。
　　新家里没有陶文江的位置。苏群大约认为他的死已是陈年往事，无须再提。实际上陶文江去世不过三年。某种陈旧之感是与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三余的生活已恍若隔世。
　　夜里，小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三余。地形完全变了，但老陶家泥墙瓦顶的房子却一如当年。一家五口在里面活动，干着各自的事。油灯如豆，映照着顶上的望席。
　　这样的梦，小陶后来又做过多次。他总是千辛万苦地回到了三余，回到那栋熟悉的房子里。在梦中，老陶和陶文江总是活着的，就像他们生活在三余时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小陶也已大学毕业，结婚生子了。但在梦中他始终是一个孩子。老陶和陶文江也年龄不变。小陶从没有梦到过死去的父亲、爷爷，没有梦到过衰老的老陶。甚至，当小陶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下放时的老陶，在梦中后者仍然时值壮年，有着农民一样的健壮的身板。时光被固定在某一时期。
　　说来也怪，老陶家在三余的生活前后相加不足六年，下放六年后就迁往了洪泽县城。后来小陶去山东读书，假期回到南京的家里。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第三地工作，在那里也已经生活了近二十年。六年，在他度过的时间中所占的比例不小，但也不大。可小陶从来没有梦见过南京的家(那栋预制板的房子现在已经很破旧了)，没有梦见过洪泽县食品公司院子里的青砖瓦房，也没有梦见过下放以前的洪武路九十六号。四十年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小陶到过很多地方，曾在各式各样的房顶下栖身，有过一些完全不同的家。可在梦中，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三余村上老陶亲手设计建造的泥墙瓦顶的房子。小陶反复梦见的只是这栋房子，再无其它了。
　　所以每次填写履历表，小陶都很为难。
　　他出生于南京，童年随父母下放洪泽，而爷爷(陶文江)是从湖南某地出来的。关于南京，小陶并无强烈的记忆，九岁时他就离开了那里。后来虽然常常回来，但都没有机会长住。而湖南，小陶只是在出差时曾经路过，从没有从车上下来过。陶文江是从湖南哪里出来的？小陶不得而知。几十年来也从没有湖南的乡亲找上门。即使是老陶，也只是抗战时期逃难回过一次老家。
　　因此，在出生地一栏里小陶如实地填写上：南京。籍贯一栏就比较混乱了。有时他填：南京。有时填：湖南，或洪泽。后来小陶采取折中的办法，出生地：南京，籍贯则是：湖南三余。湖南自然没有三余。即使有，此三余也非彼三余。小陶知道，不会有人吃饱了没事干去查证的。这样填写他的心里比较踏实。于是这个方案就被固定下来，以后的履历表小陶都是这么填的。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查阅小陶的档案。
　　湖南三余，这是文字游戏吗？或是小陶人到中年无伤大雅的幽默？也许。但他那不期而遇的梦境却很真实。这大概就是扎根的意思吧？
　　看来扎根并非是在某地生活下去，娶亲生子、传宗接代(像老陶说的那样)。也不是土地里埋葬了亲人(像陶文江做的那样)。实际上，陶文江的桑木骨灰盒早已从三余村西的坟地里取出，换了一个大理石的，重新埋在了南京郊区的一处公墓里。三余的墓穴早已空空如也。但小陶还是会梦见那里，梦见那栋泥墙瓦顶的房子。
　　小陶再也不会回三余了。作为老陶安排的庇护所它已毫无意义。时代的变化超出了老陶的预料，他所忧虑的世事已不复存在。甚至，那看似坚固的水泥桁条的房子也已破败，被拆除了。地基上盖起了混凝土浇筑的三余皮件加工厂。炫耀一时的老陶家的房子只是在小陶的梦中经常出现。除此之外，就没有人记得了。
　　小陶的梦境是这样的。他对老陶的记忆大多也集中在下放的日子里，不能不说有失偏颇。三余的六年，对小陶来说也许不无重要，但在老陶，不过是一个结束的预兆。小陶从此开始走向生活，老陶则奔赴死亡。老陶的生活开始于更遥远的年代，他的荣耀和努力在小陶那里得不到证实。后者不过是根据自己有限的阅历将老陶的形象固定在了某个特殊时期。小陶是感情用事的，但谁又能责怪他呢？这是一个儿子的记忆，一个儿子的梦境，说是立场也成立。
 
　　别人也有自己的立场。比如，老陶的追悼会上来宾有四五百号，但没有一人是自来三余的。于部长的悼词中对老陶率领全家下放的事只字未提。那些辞藻华丽有如骈文的挽帐条幅中三余的生活也不见蛛丝马迹。还有那些追忆和怀念文章，述说了老陶的体面和荣光，但是没提三余。三余，长达六年的扎根生活，就这么被轻松地抹掉了。
　　老陶躺在一排塑料万年青后面，身着深色呢料中山装(和于部长身上穿的那件一样)，头上戴着一顶同样质料的帽子，接受人们的鞠躬和致敬。他那苦愁的面容被油脂抹亮了，舒展开来。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牙缝里的烟垢也被掩盖掉了。他的这副尊容虽然赚取了不少的眼泪、感慨和叹息，但对小陶而言，却是无法接受的。
　　一年一度，苏群都要带着小陶回南京给老陶扫墓。每次，都有老陶的朋友或有关领导作陪。他们在老陶的墓前献上鲜花，而后略整衣冠，后退一步，三鞠躬。有时也带去一些工具，清理墓冢周围的杂草。或者带上一罐油漆以及毛笔，将石碑上的铭文描摹一新。小陶一直设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给老陶扫墓。他想啊想啊，直到多年以后，苏群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往了，扫墓的任务交给了小陶。
　　小陶叫上了一个在南京的朋友(他的朋友，而不是老陶和苏群的)，他们骑着自行车一路前往市郊。清明前后的扫墓高峰已经过去，墓地里空旷无人，显得很寂静。临去前，小陶照例准备了纸钱冥币以及清理杂草的工具，还有油漆。但这些东西都没有派上用场。老陶的墓前长满了荒草，小陶和他的朋友找了半天才发现石碑的确切位置。但他们并没有动手清除这些遮住视线的杂草。小陶觉得，这里应该更荒芜一些，最好有一天再没有人能够找到老陶的墓碑了。石碑上的铭文油漆剥落，小陶也没有重新描过。他觉得应该更斑驳一些，直到没有人能够认出上面的字迹。他和他的朋友也没有对着老陶的墓碑三鞠躬。
　　他们的纪念方式是坐在石头上，各自抽了一支烟，一面聊着一个不相干的朋友。就像两个长途跋涉的人，偶尔路过此地，坐下来歇息片刻。
　　小陶的朋友问小陶：“老爷子抽烟吗？”
　　小陶答：“抽。”
　　小陶的朋友于是点了一支烟，搁在老陶墓冢的水泥顶上。一阵山风吹来，烟蒂上微弱的红色一顿一顿地向后退去，留下了一截长长的灰白色的烟灰，真像有人在吸食一样。
　　“老爷子的烟瘾还挺大！”小陶的朋友说。
　　直到老陶抽完了那支烟，他们才起身下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