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在这之前，他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在老陶圈定的地方有一个形状像破布的湖泊。老陶说：“这是洪泽湖，全国第三大淡水湖，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洪泽湖有一半属于洪泽县。该县分水上公社和陆上公社。老陶家要去的自然是陆上公社。虽说是陆上公社，但依旧沟渠纵横，灌溉着丰沛的洪泽湖水。有水就有鱼。老陶向全家
人发出了号召：“我们去洪泽湖吃鱼！”不仅有鱼吃，还有足够的稻米粮食赖以为生，这便是陆上公社的好处。在老陶的想像中，洪泽是一个鱼米之乡，至少有发展成鱼米之乡的潜力和前景。
报名下放就可以获得解放的机会，这两件事一开始就是挂钩的。由于靠边站的干部很多，报名下放的人十分踊跃，老陶生怕错过这一良机，无暇细想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况且可供选择的地方有限，仅限于苏北的两个地区——徐州和淮阴，这是江苏最穷困的地方。关于这一点，老陶自然清楚。
报名下放的干部中，有的人是从苏北出来的，这次算是回乡。有的是去投奔亲戚。也有的人曾在苏北工作过，在当地有熟人和朋友。这些因素都是他们选择的依据。老陶则不然，在苏北无亲无故，也没有在那儿工作过。因此他只能凭借一张地图，揣摩再三，然后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果然，两天后来了一伙人，在老陶家门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他们穿着绿衣服，腰间束着人造革的皮带，有几张面孔依稀很熟悉。老陶一家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就是一年前来的那一伙。当然此行的目的已不同于上次，他们不是来揪斗老陶，而是解放他来了。这正合老陶的心意。要是来另一伙人，虽然他仍会获得解放，但远没有现在这样来得干净彻底，没有现在这样说明问题。
他们振臂高呼，喧嚣声响彻整个楼道，但口号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之后，这伙人撕下老陶家门框两侧已经泛白的红纸标语，刷上浆糊，贴上崭新的标语。这崭新二字不仅因为墨迹未干，纸张血红，根本差异还在于内容，用语已从“打倒”、“炮轰”、“火烧”、“油煎”变成“热烈欢送”和“光荣下放”了。
报喜的队伍喧哗一阵后便扬长而去了。不久，隐约的锣鼓声又在后面的居民楼内响起。看来，光荣下放的还不止老陶一家呢。
大约十多分钟后，陶文江出来了。他手托一只浆糊瓶，拿着一把扫床的小扫帚，开始对付门框上的标语。由于报喜的人来去匆匆，活儿干得很不仔细，标语有的地方边角翘起，有的地方鼓着一块。陶文江小心翼翼地将标语揭起、拉直，补上浆糊，然后再用手上的扫帚扫平。最后，他用脸盆端来半盆清水，用湿抹布把多余的浆糊擦去，干了将近一小时。其间老陶几次对陶文江说：“爸爸，你就别忙了，反正我们要下放了。”
陶文江“哦哦”两声，并不答话，一直在忙他的。老陶只好让小陶去给爷爷帮忙。
老陶心想：这事儿真荒唐。不仅因为“反正我们要下放了”。一年前，老陶被揪斗时，那伙人上门来贴标语，走以后陶文江也是如此这般，补浆糊、挤气泡，忙得不亦乐乎。经过他的努力，老陶家门框上的标语显然是被揪斗的人家中最平整结实的，也最漂亮。今天那伙人撕去它们时很是费了一番力气，后来干脆把新标语贴在了老标语上。这样一来，又增加了陶文江的工作难度。不过他很有耐心，干活时始终面目含笑。
“总算爸爸高兴，就随他去吧。”老陶心想。
老陶家住在三楼，两间房子。一间是老陶和苏群的房间，另一间陶文江和陶冯氏住。小陶的小床在爷爷奶奶的房间里。厨房、厕所在楼道对面，和邻居共用。房子建于五十年代，房间和楼道里都铺着紫红色的地板。楼梯也是木制的。
这几天老陶家里变了样，倒不是因为贴在老陶、苏群房间门框上的簇新的标语，而是房间里面。当你走进房间，所有的家具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只有睡觉的床没有挪动。
衣橱、五屉柜、书架等大型家具都被集中到房间中央，它们原先倚靠的墙壁上露出了石灰白色的痕迹。家具本身也都面目全非，上面捆扎着草垫、蒲包。草垫、蒲包之上再用草绳密密地捆绑。地板上到处都是草屑、绳头、硬纸板以及草垫、蒲包。那些较小的家具，如樟木箱、床头柜、写字台、脸盆架也都用这些材料捆了个结实，随处乱放在墙角、门边和外面的楼道里。当然还有一捆捆捆扎整齐的书刊。所有的家具、物品都获得了空前一致的外观，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包扎起来的。黄灿灿、毛茸茸的外表上勾勒着几根粗细不一的灰色铅丝。铅丝上用更细的铁丝悬挂着一些白色的小布片。上面无一例外，用毛笔写着“洪泽汪集三余——陶培毅苏群”。前者是老陶家下放的目的地，后者是老陶和他妻子的名字。
包扎工作进行了两天，老陶全家一起动手。挪动衣橱时邻居还来帮了忙。总算弄得差不多了，老陶坐在床沿上稍稍歇息。他抽了一支烟。看着包扎完毕后家具上支棱出的那些小布片，总算放下心来。
中午单位来了一个人，送有关的手续材料。苏群泡茶进来，连个放杯子的地方都没有。老陶将床沿让给该同志坐了，自己站着和他说话。苏群捧着一杯茶，在旁边伺候。该同志接过茶，抿了一口，将杯子送还苏群。苏群捧着杯子，等他再喝。该同志没有再喝，指点一番后便起身告辞了。临走时他告诉老陶：运家具的卡车下午就到。
果然，下午两点来了一辆卡车，停在楼下的院子里。车厢里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帮忙抬家具的。老陶家人喜出望外，他们本以为家具得自己弄上车去。大约是中午苏群献茶有功，老陶家才受到了特殊的待遇，这样就不用麻烦邻居了。
所有的家当都被抬下三楼，搬上了卡车。两个年轻人很有经验，将家具排得很是紧密。重的、大件的放在下面，轻的、零碎的家具放上面。衣橱是重点的重点，不仅因为体积庞大，它的前面镶嵌着一面大镜子。苏群抓紧时间，在包裹好的衣橱上又加了两床棉花胎，然后用绳子扎牢。这个庞然大物用了四个人才搬上车去。两个年轻人抬前面，老陶和苏群抬后面，陶文江也从中搭了一下手。上去后，衣橱高高地耸立，俯瞰着车下站着的老陶一家以及看热闹的邻居。草垫、蒲包之间依稀露出星点镜面，目光一样闪了一下。之后，卡车驶出了院门。
老陶一家回到房间里，那儿已经空无一物，除了遍地散落的蒲包、草绳，把紫红色的地板都覆盖住了。环顾四周，老陶说：“可真比以前亮堂多了！”
当晚，老陶一家住进了一家部队招待所。来这里过夜的何止他们一家？有四五十户，都是明天要下放的。招待所的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在食堂里吃了晚饭，之后，就按性别长幼分开了。男人们住在一起，女人带着孩子住在另外的房间里。每间房间里都有十来张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
熄灯以前可以互相串门，老陶、陶文江来到苏群、陶冯氏所在的房间里。那儿简直就
像一个母系社会。一个老太太坐在床沿上，她的女儿或儿媳妇正端着脚盆伺候她洗脚。一个年轻的女人撩开衣服，在给宝宝喂奶。那些半大的孩子则绕着床铺追逐打闹，喧哗不已。其间夹杂着母亲呵斥孩子的声音、祖母无奈的叹息以及婴儿哇哇的啼哭。咳嗽声、打嗝声、自言自语和拉家常的声音不绝于耳。
老陶和陶文江坐在一张单人床上。这张床的规格大小和房间里的所有床铺一样，今晚完全属于老陶家，苏群将带着小陶睡在上面。陶冯氏被分配在旁边的另一张床上，与另一家的一个老太太合睡。这张床老陶家今晚只拥有一半，当然是靠着苏群、小陶那张床的一半。
老陶和陶文江坐了一会儿便出来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那里同样放置着十来张床。房子里空空荡荡的，气氛远不如苏群她们那边热烈。离熄灯尚有十几分钟，各家的男人们还在串门。十来分钟后，他们纷纷回来了，迅速地洗漱上床。黑暗中老陶久久不能入睡。已经三十年了，他没有和陶文江在一张床上睡过了。此刻，隔着衣裤和被子，父子俩紧挨在一起，彼此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
天没亮的时候响起了军号声，招待所所有房间的灯都亮了。下放的家庭开始起身，忙着收拾行李包裹。之后，呼儿唤女地来到院子里的水池边洗漱。七八只水龙头这时一起拧开，冰冷的自来水哗哗地溅落在池底的水泥上。人们在黑暗中呼喊、辨认，终于找到了家人，然后扶老携幼地去食堂吃早饭。
运送他们的大客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有五六辆之多，整整齐齐排列着。依稀的曙色中，车头前方悬挂的大红花由灰转红，直到红得不能再红。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下放的家庭按到达的目的地和人口多少，分成几组，分别登上装扮着彩旗花朵的客车。老陶家共五口，他们所在的那辆车上另有六家人，都是去洪泽汪集的，只是具体的大队和生产小队不同。据说相距也不是很远，都在附近，也就是一二里、三四里而已。这以后他们就是一块土地上的乡邻了。
就在他们联络感情、互留住址(前往的大队和下面的小队)时，车开了出去，驶上了招待所门前的马路。接着来到南京的主干道——中山路上。沿途不断地有车辆加入。接近南京长江大桥时整个车队已绵延数里，不见首尾。在运人的客车后面是运送家具、行李的卡车。卡车队伍更长，由于树木和楼房的遮挡，一时还无法看清。
车窗两侧都是欢送的人群，人们呼喊着，挥舞着手臂。车上的人也都纷纷摇下车窗，探出身去，挥手作答。在长江大桥上，欢送仪式达到了高潮。无数的锣鼓、鞭炮、旗帜和标语，两侧的队伍也更加的整齐有序了。一些穿绿衣服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跳起了忠字舞。
这阵势，老陶只是在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才见过。当时他站在路边，激动得如痴如醉。而此刻老陶待在车上，一脸的茫然。当年解放军是进城，而他们这会儿是出城，也就是被扫地出门。既是被扫地出门，又何须如此隆重呢？老陶百思不得其解。
车行的速度很慢，比走路也快不了多少。全长两公里不到(加上引桥也不超过五公里)的大桥，他们足足走了半天。
一过桥北的桥头堡，车行的速度就加快了。路边没有了欢送的人群，隐约的锣鼓声也只是隔江可闻。他们仿佛驶入一片寂静中。窗外开始出现草垛、牲畜和农家院落。拐一个大弯时终于看见了后面的卡车队伍。老陶家的衣橱虽然显赫，但此刻并看不出来。
后来车上的人开始吃午饭，嚼着饼干、面包，喝着水壶里的凉水。几家人还彼此交换了食物，苹果、卤鸡蛋、榨菜、豆腐干等等。吃饱喝足，加上车身颠簸，大家不禁昏昏欲睡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车停了。路途过半，该是下车方便一下的时候了。
丘陵地带已经结束，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大地圆得就像一只锅盖。所谓的厕所，不过是不远处的一个草垛。大家分批前往，去草垛后面方便。
女人自然优先，她们纷纷跨过土沟，向金黄色的草垛而去。老年妇女则由年轻的女人搀扶着，一路跨沟过坎。一位老太太实在太老了，大概有九十岁了吧？由她的孙女(按年龄估计)背着，也向草垛奔去。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就这样白发飘飘地移近金色的草垛。
女人方便的时候，男人们则站在路边等候。他们伸长脖子前后张望，试图看见车队的首尾，最好能发现那辆运送自己家家具的卡车。可惜车队实在太长了，这条路又不够弯曲，他们只好作罢。
终于轮到男人方便了，他们亦跨过土沟，向草垛奔去。途中与解手归来的女人们擦肩而过，彼此招呼致意。等他们到达草垛背后，只见一片泥泞，就像刚下过雨似的。坑洼之中注满了尿液，上面还浮着一层泡沫。有的女人还大了便。便纸散落各处，有几张像洁白的鸽子一样被风吹着飘向前面青绿色的麦地。
在阵阵尿臊味儿中男人们解完手，系好裤子从草垛后面出来。他们回到车上，司机清点人数后继续前进。
一路上，陶文江摆弄着一只收音机。由于行车方向不定，收音机里传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播音员的说话声时断时续，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陶文江忙于调整方向。
他收听的是南京的某个电台。这个电台陶文江听惯了，此刻正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报道着这次下放的消息。锣鼓口号声萦绕在车厢里，但已不是窗外传来的，而是出自那只收音机。最后，连锣鼓声也听不见了。
后来传来了当地电台的声音，说的是一种他们十分陌生的方言，语调生硬而突兀。大家意识到就要到了。老陶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窗外的景色此刻也起了变化，开始出现草房、大片大片长着茅草的荒地。天空的颜色也更加灰暗，寒冷的空气通过缝隙挤进车窗。
本来，这时他们已经达到洪泽县城了。但由于前方兴修水利，车队不得不改道而行。他们从县城的边上绕过，没有经过县城，直接往下面的公社驶去。
上河工的农民在河堤上列成两队，看着车队缓缓驶过。他们不是组织来的，也丝毫没有欢迎的意思，只是打量着车队，打量着车上的人，表情严肃而呆滞。他们看的时候，车上的人也在看他们(车窗这时已经全部摇了下来)。老陶不禁想起上午的欢送场面，虽然载歌载舞，热闹非常，但那些人的目光根本就没有看被欢送的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表演和欢乐之中，正是这点让老陶感到很不踏实。但此刻，上河工的农民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就让人感到踏实了吗？当然不。只是，这两种不踏实是不太一样的。
上河工的人穿得很单薄，衣服破旧，有的还光着脊背。他们中青壮年居多，手里握着铁锹、扁担，一言不发。在他们的身后是已经挖掘成形的河床，既宽又深，只是还没有引水。到处都是灰黄色的新鲜的泥土。散射的夕照使景物变得异常明亮，把眼前的一切(包括伫立不动的民工)都铸成了一个整体。
车队从临时搭就的木板上通过。随后，水利工地就被抛在了身后。当他们驶上一条颠簸不已的土路时，车队已经大大地缩短了。在几个岔路口，客车和运送家具的卡车按到达目的地的不同被分流。分流是不知不觉的，老陶只是觉得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小。将近天黑时土路上就只剩下了他们这辆客车。客车后面跟着四五辆卡车。那辆运送老陶家家具衣橱高耸的卡车很容易地就能辨认出来。
天完全黑了下来，窗外的景物依然依稀可辨。没有灯光，这是星辉映照的结果。此刻，他们驶入了水网密布地区。车窗两侧到处可见闪闪烁烁的水面。由于土路狭窄，根本看不见路基，车辆就像是在水面航行一样，只是那剧烈的颠簸起伏才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陆地上。由于光线暗淡，看不清沿途河流的宽窄和深浅。摇晃不已的客车似乎随时可能翻倒在路边的河水里。车上的人变得紧张起来。
后来，车终于停了。一个披着蓝大衣的人从车门那儿上来，用当地话喊着老陶和苏群的名字。老陶连忙起身，挤过去和那人握手。后来知道，穿蓝大衣的人是三余一队的生产队长，他们到达的地方叫小墩口。
老陶一家终于抵达了。他们一面和余队长接洽，一面收拾东西，和车上尚未到达目的地的几家人辞别。等来到车下，才发现客车离路边的河道还有好大一截。那河也不很宽，在月光的映照下银白一片。这时他们发现陶文江不见了。
原来陶文江转到车后，想找一个地方解手。可眼前的平原无遮无拦，既没有厕所，也不见有什么草垛。陶文江发现路基下有一条发白的公路，蜿蜒远去，望不到尽头。他以为那是一条柏油路。这条路和他们开来的土路是并行的。陶文江压根儿就没有想，他们为什么没有走这条柏油路，而是走了一条坑洼不已的土路？他看见柏油路的那边有几栋房子，窗口亮着灯。陶文江心想兴许那里有厕所。他试图跨过柏油路，去对面解手，结果一脚踩进了河水里。
柏油路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路边的一条普通的小河。好在河水不深，陶文江及时收住了脚步，只是把棉裤的裤腿弄湿了。脚下的那双胶鞋从河泥中拔出后灌满了水，走起路来咕唧直响。河水冰冷刺骨。这一变故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陶文江暂时忘记了解手的需要。
老陶决定，他和苏群留在小墩口，等着从卡车上卸家具。陶文江、陶冯氏和小陶，则由村上的妇女护送，先去三余一队。
小墩口离三余一队还有一里多的路程。这一段连土路都算不上，实际上只是一截高低不平的河堤，自然无法行车。否则的话，运送他们的客车便可以一直开到村头了。
得到大队的通知后，一队的男女老少几乎倾巢而出，来到小墩口的公路边迎接老陶一家。这小墩口在三余人看来，可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不仅靠着公路，路边还有几栋青砖大瓦房的代销店(就是陶文江隔着“柏油路”看见的那几栋房子)，当然现在已经关门打烊了。三余人今晚可不是冲着代销店来的，而是来迎接老陶一家。车下，已经聚集了八九十号人。男劳力带着扁担箩筐，是来帮老陶家抬家具的。妇女、孩子和老人则来看热闹。他们居然也带来了锣鼓家伙，此刻敲打起来。但从音调上听，远没有欢送下放的锣鼓来得热烈，大约只有一面铜锣。那鼓声也不像是由鼓发出的，也不知道他们敲打的是什么玩意儿。
尽管如此，老陶还是感到欣慰。一天之中，他们遇见三拨列队路边的人群，只是眼前的这些村民让老陶觉得亲切，没有什么不踏实的地方。
一伙妇女簇拥着陶文江、陶冯氏和小陶向村子走去。
陶冯氏缠过小脚，后来虽然放开了，但走路仍不是很利索，加上刚才陶文江落水引起的惊慌，她几乎不会走路了。两个三余姑娘，一边一个搀扶着陶冯氏。与其说是搀扶，还不如说是架着她，就这样脚不点地地向三余村奔去。
她们走得飞快。陶文江亦甩开大步，一只手牵着小陶跟在后面。月光照耀着河堤，显示出坑坑洼洼的投影，这样反倒有碍于下脚的判断。陶文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好几次险些跌倒。说是牵着小陶，还不如说把小陶当成了拐杖。
临近村庄时传来了阵阵狗吠声。接着，前面出现了黑乎乎的树丛和房屋。零星的灯光透出，但极微弱，在月色清辉的衬托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来到一座桥头，过了桥就进入三余一队了。
这桥两尺来宽，是由几根粗细不等的树棍捆绑而成的。桥下流淌着粼粼闪烁的严妈河水。陶冯氏说什么都不肯再走了，任姑娘们怎么劝说拉扯都不肯挪动脚步。大家因此被耽搁在桥头。一位妇女率先过桥，她走得稳稳当当的，刹那间就到了桥那边。此举不仅没有说服陶冯氏，反倒使她更加害怕了。在陶冯氏看来，那妇女简直就像一个走钢丝的演员。
陶文江和小陶乍着胆子走过桥去，护送他们的妇女也大多到了桥这边。对岸只剩下陶冯氏和搀扶她的那两个姑娘。小陶隔河呼喊着奶奶，后者急得不禁哭了起来。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脱下一件外衣蒙在陶冯氏的头上，这样好歹才把她弄过桥去。
他们被带到晒场上的牛屋里，养牛老汉燃起一堆火，让陶文江烤裤子。人们围着火堆坐下来，纷纷张开手指，巨大的投影在土墙上不停地晃动着。
牛屋的顶棚是芦苇秆编扎成的，此刻垂下来一咕嘟一咕嘟灰黑色的东西，像葡萄串一样，足有几百串之多。三余人称为吊吊灰，是由烟灰、尘土附着在芦苇的叶子上形成的。养牛老汉添柴加草，火焰越升越高，眼看着就要碰着上面的吊吊灰了。陶冯氏焦急地呼喊起来。三余人异口同声地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他们继续添加柴草，把火焰升得更高，直到真的碰到了吊吊灰。吊吊灰上燃起一小朵火苗，接着马上熄灭了。上面残留的火星飞舞了一会儿，也都没有了踪影。陶冯氏的焦虑更甚，她听不懂三余人的话，也不理解他们的举动，只好责骂陶文江：“老头子不要命哪！还笑，怎么笑得出来的！”
陶文江咧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嘿嘿地笑着。他坐在火堆边上，翻转着棉裤湿透的小腿，丝丝的白气从裤子上冒出来。
烤完棉裤后，陶文江、陶冯氏和小陶被带到一户村民家吃晚饭。这时，老陶和苏群也随运送家具的男劳力进了村。家具被抬往老陶家新居前面的空地上，他们这才来到村民家与陶文江他们汇合。
他们吃饭的时候屋子里围了几圈人在看，看他们吃饭。没有人作陪，这时已经过了三余人吃晚饭的时间。户主吕素英是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正在小锅屋里忙活着。小桌子上放着四只菜碗，里面盛着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做的菜肴。一盏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当真是油灯如豆，照耀着桌上的四只菜碗和老陶家人手上捧着的饭碗(里面的稀饭也不知道是什么粮食做的)。寂静中，只听见一片希希嘘嘘的吸食的声音。
饭后，由余队长率领，后面跟着三余村的村民，老陶一家前往他们的新居。经过一个桥口，他们就到了。老陶家的新家，或者说一栋房子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这房子很奇怪，泥墙草顶不说(三余的房子都是这样的)，屋脊明显的起伏不平，西边高东边低，有一个很大的弧度。到了东边的边缘处，又有些上翘。一看就知道这是大梁不直造成的结果。天亮后老陶家人去村上的各家走动，再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房子。
月光下，房子的地基下陷，整个墙体几乎已陷入地下。倾斜的草顶像灰白的长发般披挂下来，遮住了门窗。房子前面的空地上老陶家人又看见了那久违的衣橱，在草垫蒲包的捆扎下坚定地伫立着，投下一个分明的影子。看上去，那衣橱甚至比房子还要高。当然，这只是一个幻觉。其它包扎严实的家具散落在空地的四周。余队长吱地一声推开了房门。
房子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经询问，才知道这房子原先是养牛的，是生产队的牛屋。后来盖了新的牛屋(就是刚才陶文江烤棉裤的地方)，牛才被从这里牵了出去。虽然它们已经离开一年多了，那股气味还留在这里。
老陶问余队长：“队上有几头牛？”
余队长说：“五头。”恰好与老陶家的人口相等。
在进门的地方散落着一些土坯，另有一个砌了一半像池子一样的东西。原来，队上准备帮老陶家人砌一个灶台，但他们来得实在太快了，所以只砌了半截。房子西边的角落里，三余人为老陶家人准备了一张床铺，也是用土坯砌的，上面铺了一些稻草。床铺很宽大，足够老陶一家睡在上面了。由于天黑，又没有电灯，把从南京带下来的棕绷床从包装里拆开再装上，过于麻烦。因此老陶家人只打开了一只箱子，取出几条棉花胎和被子，一家人就这么在土坯床上睡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老陶一家就起床了。当他们推开嘎吱响的木门走出去，就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里了。清晨的阳光照耀着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雾气还没有散尽，浮动在附近的小河上。不远的地方，树叶落尽的枝杈间露出了三余村深浅不一的草房房顶。地面有一些湿滑，乃是夜露和霜冻所致。面对一堆不知是谁堆放的山芋藤，套了四件毛衣的小陶开始练习冲锋。看来他很兴奋，老陶何尝不是如此？在凛冽的空气中，老陶不由地做起了扩胸运动。
这一天，老陶一家走访了三余一队的村民。
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园子，四面小河环绕。正南，有一个桥口通向村道。桥口实际上是一截土埂，下面埋了水泥涵洞，以便让河水通过，因而河沟里的水都是活水。园子里面，伫立着村民的房子，一概是泥墙草顶的。房屋前后是自留地，上面种了庄稼和蔬菜。几乎每家屋后都有一个苍翠的竹园。
老陶家的牛屋也建在一个园子里，不过屋后没有竹园，门前也没有庄稼。房子前面是一块踩实的硬地。这里原先是生产队的晒场。一年多前，晒场迁到村西的一个园子里，老晒场就荒废了。和晒场同时迁走的还有牛屋，以及牛屋里养的五头牛。无论是老晒场还是新晒场都在村子的一头(老晒场在东边，新晒场在西边)，离村子有一百多米远。因而老陶家的房子(老牛屋)显得孤零零的，加上没有竹园的掩映，于初冬时节越发地荒凉了。
此刻，散落在屋前空地上的家具、物品开始从包装里拆出来，露出了它们的真面目。围观的村民很多，但很少有过来帮忙的。每拆出一件东西，都会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三余人用老陶家人似懂非懂的当地话议论着，又是摸心口又是吐唾沫，如此表达惊奇的方式老陶家人也从没有见过。妇女孩子则乍着胆子走过来，把每一件让他们觉得新奇的东西摸了个够，同时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其中，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一筐煤球，这是老陶家人完全没有料到的。
三余人只烧柴草，煤炭属于稀罕之物，何况这做得一般大小乌黑发亮的煤球呢？他们自然是从未见过。这样精致的东西居然拿来烧，居然也能把饭烧熟，三余人觉得不可思议。
由于三余人表现出的惊讶，老陶家人不免对煤球刮目相看。的确，在眼下的环境中，煤球显得那么的突出，倒不是因为它们可以烧饭，而是因为颜色。它们是那么的黑，在一片灰褐色调的乡野中没有一件东西能黑过它们，黑过这些煤球的。
一个孩子捡起一个煤球，投向不远处的一棵光秃的小树。煤球正中树干。陶冯氏大声喝止了那孩子。小陶把碎裂的煤球捡回来，可那刺目的黑色已经留在树干上了。
第二件让三余人感到惊奇的东西是大衣橱，它被从四五层包装材料里拆出来。每拆一层三余人都会发出一阵感叹，每拆一层下面还有一层。老陶家人如此慎重地对待这件东西让三余人感到很神秘。好在完全裸露后的衣橱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失望，甚至比拆开以前更令人惊奇了。
不是因为衣橱高大，做工考究，也不是因为它是三余人从未目睹过的事物，而是由于那面镜子。此刻，它映照着眼前的田野。三余人早已熟视无睹的田野，在这面镜子里完全不一样了。还有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在镜子里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他们从两边包抄过来，向镜子里探头探脑，就像那里是一口井。后面的人开始起哄，推搡着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则扭捏着，拉扯着身后的人。更多的人站在衣橱的背后，那儿没有镜子。
渐渐的，他们有所适应，站在镜子前面端详起来。一面端详，一面互相辱谲(三余话，讥讽挖苦的意思)。
“你看你黑的，就像老陶家的煤球子一样！”
“你多白啊，白得就像老陶家的钢精锅子，能照见人！”
就像他们从来不认识一样。也难怪，煤球、钢精锅之类的东西三余原本没有，今天是第一次见识。老陶由衷地感叹劳动人民真聪明，能活学活用。
大衣橱在门前的空地上展览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黑，这才抬进牛屋去。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三余人不断地到老陶家来串门、参观，主要是看大衣橱，看大衣橱前面的镜子。来人中以妇女居多。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水蓝色的大襟罩衫，梳头时抹的水还没有干呢，有的发际间还插着从小墩口代销店里买的塑料发卡。她们从不单独来老陶家里，总是结伴而行。有时候两三人，有时候四五人，有时成群结队，来到老陶家的镜子前，推搡打闹，笑得牙龈毕露。让老陶没有想到的是，这只他和苏群结婚时购置的衣橱如今成了联系群众的好帮手。后来他和苏群商量，决定把衣橱从卧室搬进堂屋(牛屋这时已隔成三间。一间为老陶和苏群的卧室，一间陶文江和陶冯氏带小陶住，中间的一间做堂屋)，好随时让来访的村上人看照个够。
一个叫九月子的十六七岁的少年在老陶家刚搬来时帮了不少忙，干了不少杂活，自认为与老陶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给了自己一个任务，就是把门，为老陶家把门。所有进入老陶家参观的妇女都得经过九月子的允许。老陶虽然不悦，但也不好说什么。一边是需要笼络的三余群众，一边也是三余乡亲(虽然只是个孩子)，双方都不可贸然得罪。
夜里依然很冷。即使床上垫着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铺了两床棉花胎，身上压着八斤重的棉被，老陶一家仍然暖和不过来。
那牛屋的墙上布满无数的缝隙，或大或小，或宽或窄。最大的缝隙小陶的手甚至可以插进去。油灯熄灭以后，床头被面上游动着丝丝缕缕的月光。下半夜时，月亮下了山，就只有看不见的寒风吹拂着耳根脖颈了。由于牛屋的顶上垂满吊吊灰，陶冯氏坚决不让在房子里烤火。
开始的几夜，老陶一家就是在这样半露天的环境里度过的。后来，全家动手开始裱糊牛屋。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说过，陶文江有张贴标语的嗜好，他虽然干得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但对牛屋这样大的面积来说毕竟速度太慢。因此，主要的工作还是由苏群完成的。余队长派人送来一担稻草，苏群将其扎成小捆，塞入墙缝里。这时，就显出小陶不可替代的作用来了。他的手小，可以直接伸到墙缝中，稻草把塞得既深又多。由于他过分卖力，有的稻草几乎塞到了墙外，从房子外面露了出来。
塞完稻草，苏群在墙上糊上一层报纸。然后，在报纸上再糊一层报纸，一共糊了两层。报纸上面，又糊了一层画报，共三层。糊完后的牛屋里焕然一新，已经完全看不出这是牛屋了。黄褐色的土墙被掩盖在报纸后面，房子里不禁亮堂了许多。陶文江拿来一根竹竿，上面绑上鸡毛掸子，清除房顶上的吊吊灰。那老鼠尾巴一样的吊吊灰其长度现在也大大地缩短了，有的地方还露出了深褐色的芦苇秆。
裱糊打扫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天，用掉了将近两担稻草，还有老陶家从南京带下来的订阅了一年的《新华日报》。《解放军画报》则动用了两年的。接着，天又黑了。吃过晚饭，洗了脚，老陶一家又上床睡觉了。他们紧贴着糊了画报的冰冷而潮湿的墙壁，感到踏实了许多。屋外，北风呼啸，起伏不平的墙壁上画报一鼓一吸的，发出沙啦啦的声音，犹如催眠曲一般。
至此，老陶一家在三余一队安顿下来。接下来要做的事就不急不缓了。
他们从小墩口的代销店里买来几张芦席，把牛屋隔为三间。又在门框下方的泥墙上开了个小洞，从村上的农民家抱来一条小狗。小狗毛色黑白，白多黑少，取名叫小花。墙洞是供小花出入用的。园子东边的小河边架起了一块木板，按三余人的说法就是“码头”。老陶家人站在自家的码头上淘米洗菜、刷马桶。吃水则用一只塑料桶从河边拎取，倒入堂屋里的
一只大水缸里。大水缸需要五六桶水才能装满。老陶家人在水缸里加入明矾，然后用一根专用的树棍搅拌，河水中的杂质于是随明矾沉淀到了缸底。大水缸每过一周清理一次。这是用水。烧饭，则仍然用从南京带来的煤炉(老陶家带下来的煤球还有两筐)。牛屋进门处的土灶被清除掉了。按老陶的计划，他们家将于明年动工盖新房子，届时将包括一间专门的锅屋，到时候再砌灶台不迟。
上厕所是一个问题。三余人一般是在园子里埋一口粪缸，三面用芦席或玉米秸扎一道半人高的篱笆，上厕所的时候便蹲在里面。粪缸前没有篱笆，无遮无拦，一面出恭一面可以向外面张望。男女老少都如此，寒暑或者半夜只要便急就来到此地。老陶家人去农民家串门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篱笆里面蹲着一个人，探出头来和自己打招呼。“吃过啦？”他们说。
小孩子不懂事，有时候会把屎拉在园子外面，因此而招致大人的责骂。老陶家人虽然渐渐地明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对三余人这一习惯也有了充分的认识，但还是无法效仿。
老陶家的园子里也埋了一口粪缸，扎了一圈篱笆，但那是倒马桶用的，他们从不亲自来粪缸边大小便。晚上，每张床前的地上都放着一只痰盂，供起夜小解之用。早晨起来，或把痰盂里的小便直接倒入粪缸，或就近倒进马桶。大便则通通在马桶里。但提着马桶或端着痰盂走到外面，若是被村上的人看见的确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老陶家人的秘密最终还是被村上的人发现了。“他们家在屋里屙屎！”三余人说，觉得这样的行为很不卫生。
因此，老陶家的马桶放置得很隐蔽，在陶文江、陶冯氏房间的一角，前面还拉了一道布帘子。虽然，上马桶的人不易被前来串门的村民发现，但气味告之了一切。老陶家人在家里上马桶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的，就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马桶也三日一倒，直到囤积了满满一桶。
借着这一话题，我想再罗嗦一下老陶家人的擦屁股纸。他们用染成粉红色或漂成白色的卫生纸擦屁股，在三余人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三余人擦屁股用的是随手可取之物，比如一片树叶、一把稻草。严冬时节，没有树叶，他们就用土疙瘩擦屁股。孩子们更是百无禁忌，拉完了，把屁股一撅，啧啧啧唤来一条狗，肛门立刻被舔得干干净净。更小的小孩无法自己料理擦屁股的事，大人就用条把或鞋底在他们的胯下一抹，便算了事了。
一次小陶也撅起屁股，呼唤小花，被陶冯氏瞅见，不免怒斥一通。在老陶家人看来，这是极其不卫生的。可见，仅仅是在如何上厕所才是卫生的这样的事情上，老陶家人和三余人的分歧就很明显，甚至是无法调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