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有富是三余最穷的穷人——那些娶不上媳妇的光棍不谈。余有富有老婆，还有一个儿子。他家的园子位于村西，也独门独户，四面有小河环绕。园子里有一栋三间草房，屋前屋后是自留地，也种了些蔬菜、庄稼。从这些方面看，和三余村上的其他人家并无两样。
　　先说有富老婆。据说以前是汪集街上的妓女，从良后嫁给有富的。那女人四十来岁，貌相奇丑，长脸、暴牙，脸上还有十来颗麻子。身材却不大像庄稼人，细细长长的。有富五十多岁，娶亲很晚，要不是这个从良的妓女，现在恐怕还是光棍一条。
　　再说他们的儿子。十五六岁的年纪了，还在三余小学读二年级。小陶上三余小学时，他已经在那里读了好几年了。他们同学一年，后来小陶转到葛庄小学上学，有富的儿子还在三余小学。小陶去洪泽县中上初中后，他还在那里，继续读他的二年级。
　　即使有富的儿子不读书，有富和他老婆也不会让他干农活的(在学校里，反倒要为靳先生干)。这孩子在家成天抄着手，脸色白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他的身材倒很像有富老婆，细细长长的，走路时迈着碎步。由于眼睛不管用，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三余人俗称“麻雀眼”，其实就是夜盲症。乃是因为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A所致。有富的老婆却很得意，说是以后要给麻雀眼配镜子，就像老陶家人一样。
　　使麻雀眼与众不同的，还有他的那件衣服，暗绿色的。在三余村上绝无仅有，就是老陶家的人也觉得稀奇。那衣服不时地反射出一些光泽，说不清是用什么质料做成的。据说是有富老婆做妓女时的遗物，是用她的一件衣服改的。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异议。麻雀眼常年拖着清水鼻涕，他总是用手一抹，然后在那件绿衣服上一揩。据小陶反复观察，那些光泽不过是擦在衣服上的鼻涕造成的。
　　最让村上人瞧不起的倒不是这些，而是有富家不会过日子。按说，他们家人口不多，三口人有两个劳动力，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可有富家至今屋顶上没有烟囱，烧的是“缸缸灶”。即是一口泥缸，一侧有一个洞，将锅架在缸沿上，柴草放进洞里去烧。由于没有烟囱，每当做饭时便烟雾弥漫，整个房子都成了烟囱，就像失火了一样。有富老婆咳个不停，眼泪横流，总算把饭烧熟了。
　　这样的方式既邋遢，又费柴草，所以冬天一到，有富家就没得烧的了。于是有富架梯上房，扒房顶上的稻草。房顶由于缺草，一到雨雪天气，屋子里便漏个不停。外面下大雨，他家下小雨。这哪里像正经人家过的日子？
　　再说有富家的自留地。也怪了，种什么败什么。种菜生虫，种麦子歉收，有时候连下的麦种都收不上来。他们家园子里的树，还没等长大就砍了，缺草时烧锅。因此成亲这么多年了，儿子也这么大了，有富家的园子仍然是一片荒芜。三余村上最荒的园子就是有富家了。甚至他们家养的猪也是僵猪，长到七八十斤便不再长，吃得还特别多。有富老婆有模有样地每天两次喂猪，嘴里呼唤着：“哦罗罗……，哦罗罗……”
　　她让麻雀眼用草木灰和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猪圈的墙上。左联是“日长半斤”，右联是“夜长四两”，加起来就是每天长九两。可他们家的猪，喂了将近一年，还是八十多斤。
　　有富本人倒没有什么特别，成天戴一顶棉线织的帽子。这种帽子很常见，三余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每人一顶。天热的时候，可以把下面的部分卷上去。遇到冬天刮西北风，就向下一抹，整个脑袋就被罩住了，只是在眼睛的位置上留出两个小洞。这种帽子一般为黑色，俗称老头帽。
　　有富戴着老头帽，背着一个粪兜子到处转悠，好似打家劫舍的匪徒。但没有谁怕他，尤其是孩子们。他们常常跟在他的身后抢狗屎、牛粪(他们也拾粪)。身材稍高的孩子甚至会把有富的帽子拎起来(老头帽的顶端有一个小“鬏鬏”)，然后抛来抛去。被揭掉帽子的有富由于怕冷，脖子几乎缩到领口里去了。他满脸无奈的笑容，虽然着急，但从不发火。
　　有富并不是一个拾粪的好手，加上孩子们的为难，粪兜子里常常只有几橛干瘪的狗屎。但他仍然到处乱转，用粪勺子在草丛土坷垃里扒拉。粪没有捡到，但没准能发现一只破鞋，或者一把哪家扔掉的光秃的条帚。
　　有富还特别喜欢捡烟屁股抽。这可难为他了。三余村上抽纸烟的人本来就不多，即使有人抽烟屁股也绝不放过。因此，有富捡烟屁股的习惯很可能是老陶家下来以后才有的。现在他捡粪的重点区域放在了老陶家园子附近，一旦发现烟屁股，马上奔过去。抽完之后，又继续寻觅。
　　小陶上三余小学的时候，他的同学(也是麻雀眼的同学)经常捉弄有富。他们撕下一小条白纸包上土块，放在路边。远远看去，就像一截烟屁股，甚至是一根香烟。有富走来，必弯腰去捡。于是孩子们便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次数多了，有富也知道他们在捉弄他。但每次，他还是会把白纸包着的土块捡起来。
　　有富是怕错过一支真正的香烟？或者只是为博取孩子们一笑？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这个游戏可以无休止地玩下去，有富非常配合。 
　　老陶家下放以后，洗衣服成了一件大事。以前在南京，老陶家有保姆，专门给他们洗衣服。水管里流着自来水，将搓衣板往水池里一戗，保姆三下五除二就洗完了。下放后，衣服得去河边洗，而且没有人帮忙。小件单衣也就罢了，逢上洗床单被褥这样的大件不免全家出动，弄得手忙脚乱。
　　老陶将那只洗澡用的大木盆从屋里扛出来，放在门前的空地上。他和小陶提着水桶，轮流去河边取水，注入盆中。之后，老陶脱了鞋，挽起裤腿，站在木盆里踩踏，就像三余人脱土坯前着泥一样。老陶定是受到他们的启发，一面踩踏，一面大叫有趣。他想引诱小陶也来踩床单。后者果然上当，也脱了鞋，挽了裤子，走进盆中。后来，这道工序就完全由小陶来完成了。
　　如此踩踏一番后，苏群架起搓衣板，慢慢地搓洗。由于没有洗衣服的经验，又过分讲究，一条床单几乎要搓上一小时，双手都搓出了水泡。天暖的时候倒也罢了。冬天，河水冰冷刺骨，老陶家洗衣服时还得掺热水。这时，陶文江的茶水炉子就用得上了，甚至还供不应求。
　　床单被褥用肥皂粉搓洗一遍后，还得去河边清过。最后，彻底洗好了，老陶和苏群加上小陶分别攥住床单的一头，合三人只力开始拧床单。一边往左一边往右，一截一截地拧，把床单拧得像麻花一样。之后，将床单打开，担在房子前面的尼龙绳上晾晒。
　　苏群的理想是，有一天洗衣服的工作能由她一个人完成，就像三余妇女一样。也不用澡盆，也不用热水，站在河边的码头上，双手一抖，那雪白的床单便铺展开来，覆盖在河面上，然后渐渐地沉入水中。那床单就像充了气的气球，中间鼓起一块，不禁让苏群看得如痴如醉。
　　她试过几次，终因体力和技巧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如愿。因此，当赵宁生提出让夏小洁帮着衣服时，苏群并没有特别加以拒绝。后来，老陶家洗床单被面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给了夏小洁，苏群只是洗一些小件单衣。渐渐的有了依赖性。赵宁生和夏小洁不来，老陶家的床单就没人洗，而床单不洗就没法换。
　　不方便的地方还在于，夏小洁毕竟与老陶家无亲无故，洗床单纯属帮忙。她也不接受任何报酬。因此老陶家人心里很不踏实。况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后来，老陶家请了有富老婆，帮忙洗衣服。
　　为何选中有富老婆，而不是别人？大约因为他们家穷，引起了老陶家人的同情。或许还由于有富老婆在汪集街上住过，算是半个城里人，让她洗衣服老陶家比较放心。有富老婆不仅洗床单被面，其它的衣服也都全包了。她还帮老陶家缝被子。从拆、洗、晾晒到缝，现在都不用苏群操心了。有富老婆每月来老陶家两次，中午留下来吃顿饭，临走时陶文江会塞给她两块钱。这是有偿服务，因此老陶家人心安理得。
　　由于有富老婆帮老陶家洗衣服，有富全家与老陶家也越走越近。现在，有富在老陶家附近转悠，经常能捡到货真价实的烟头，或者是一根完整的香烟。我甚至怀疑，这是陶文江故意丢弃的。就是有富什么都捡不到，走进老陶家的园子，陶文江也会发给他一根香烟。因此，当有富老婆在老陶家洗衣服时，有富常常借故前来，向她请教一些家务事。他老婆洗衣服时，他也会在边上帮个忙，递个肥皂什么的。自然，好处是少不了的，至少能多抽老陶家的几根香烟。
　　再后来，老陶家有活儿也会让有富帮忙干了。比如砌一个鸡窝，或者把生产队上分的粮食挑回来，或者把稻子挑到小墩口的机房机成米。届时，有富也会被留下来吃饭。每次吃饭都必然有肉。有富常常空腹前往。虽说干活儿时力气不支，腿脚发软，但毕竟可以省一顿。老陶家的饭，吃一顿管几顿，所以这节省就大了。在老陶家干完活回家，有富还不吃饭，至少一顿。这样算起来，一日三餐就全免了。
　　一次，有富去老陶家干活，恰逢他们在汪集街上割的肉吃完了。做饭时陶冯氏割了一块咸肉，切成片用饭锅蒸了。蒸好的咸肉满满的一大碗，上面浮着半指厚的油。没吃早饭的有富吃了大半碗肥肉片子，并将蒸咸肉的油全都喝了下去。回到家，他就不行了，拉肚子，让麻雀眼跑来向苏群要药丸子。止泻药吃下去仍拉个不停。有富老婆猛然醒悟，是油水太大了，肠子打滑，带不住。马上拌了一碗喂猪的糠，让有富吃下去，水泻立止。有富心想，这一泻至少泻掉半碗油。还好，还有半碗在肚子里，加上那碗糙嘴难咽的糠，晚饭可以不吃了。
　　至于麻雀眼，老陶家人也很关心。苏群特地跑了一趟洪泽县医药公司，买来几瓶鱼肝油，让麻雀眼按时服用。那鱼肝油丸，像珍珠一般，圆溜溜的，晶莹透亮，闪烁着一层油光。麻雀眼吃的时候，每每咬破胶囊，一股奇腥的鱼油直射口腔。虽然味道不佳，但毕竟是油，麻雀眼贪婪地咽下。他很爱吃鱼肝油丸，没事就吃上两三粒，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每次，他都恨不得把一瓶鱼肝油丸都吃下去。苏群反复告诫说，只有慢慢地吃，他的病才能治好。因此麻雀眼才忍住了。
　　关于鱼肝油的秘密，麻雀眼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告诉有富和他老婆。终于有一天憋不住了，麻雀眼说出来。有富和他老婆于是分尝了一粒，果然里面是油。有富老婆说：“怪不得呢，每天吃油，眼睛哪能不好呢！”
　　对于苏群“此油非彼油”的说法，有富和他老婆完全不予理会，就像苏群在故弄玄虚一样。什么“维生素A”，从来没听人说过。可想了想，有富老婆又觉得不对。“老陶家的油水大呢，他们家人怎弄的眼睛也不好呢？”她说。
　　有富自然无法回答。
　　经过一段时间服用鱼肝油，麻雀眼的眼睛渐渐的有所好转，晚上走路看得见了。有富老婆欣喜之余不免也有些遗憾，他们家的麻雀眼越来越没有希望戴上老陶家人那样的镜子了。
　　有富老婆帮老陶家洗衣服，一洗就是三年。其间，老陶家发生了很多事，苏群被隔离审查、老陶被开除党籍，以及老陶家的两条狗相继死于非命。有富老婆一直洗到了老陶家养小黑的时代。对老陶家政治地位的下降，她并不介意，一如既往地每月两次来老陶家洗衣服，然后留下来吃顿饭，临走拿几块钱。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虽然别人对老陶家的遭遇并不在意，他们家的人自己还是十分敏感的。因此，现在管饭时老陶家的油水更大了，陶文江塞给有富老婆的钱也更多了。老陶全家，对有富家人都更加地亲热、和气——除了一个人，就是陶冯氏。她对有富老婆的到来十分反感。
　　陶冯氏比陶文江小六岁，如今差不多也快七十了。从年轻的时候起，陶冯氏就没有工作。她是老陶家惟一不戴眼镜的人，也是他们家惟一不识字的人。不读报纸，不关心国家大事。没下放以前，陶冯氏还能和院子里的老太太们拉拉家常。下放以后，由于语言不通，她基本上不和村上的人说话。不是不说，而是陶冯氏说的时候，三余人完全听不懂。而他们说些什么，陶冯氏也不明白。平时，陶冯氏足不出户，下放三四年了，甚至连园子的桥口都没有出过。陶文江虽然孤独，但他可以读报、听收音机，有时还会去村边堤上走走。陶冯氏就惨了。离开了那些南京的老太太，和三余人又无法沟通，就是老陶家人，由于嫌她罗嗦，对她也经常爱理不理的。可陶冯氏的嘴并没有闲着。她整天唠叨个没完，倒后来已经完全不需要听众，纯粹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有说有笑的。随着下放年头的增加，陶冯氏就越发如此了。
　　陶冯氏唠叨些什么呢？无非是些陈年往事。什么怎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培毅(老陶)拉扯大的，又怎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陶陶(小陶)拉扯大的。陶陶是三代单传，怎么的不容易。说着说着，陶冯氏就把老陶小时候的事和小陶小时候的事说混了。
　　说起自己年轻时的风光，陶冯氏不禁眉飞色舞。陶文江当年是武定门小学的校长，她便是校长太太，上上下下都叫她“陶师母”。陶冯氏负责过一阵子学校里的“伙食团”，那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代。她怎么拎着一杆秤，后面跟着一个人，拉着板车去菜场买菜。陶冯氏虽然不识字，但秤还是认得清的。
　　说起那时的打扮，“红皮鞋、小阳伞……”。红皮鞋怎样喀哒喀哒地走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上。小阳伞一撑，就遮住了三伏天的太阳。陶冯氏穿着旗袍，一边一个露出“藕段似的雪白粉嫩的膀子”。
　　陶冯氏的记忆似乎到文革为止。文革中老陶家的种种遭遇和情形，她从来不曾提及。关于下放和三余，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下放的当天晚上，她怎样千难万险地走过严妈河上的木桥以及老头子(陶文江)在牛屋里烤火，差一点就点着了房子。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陶冯氏不必像陶文江那样无谓地担忧。关于下放后的生活，在陶冯氏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既不是苏群被隔离审查，也不是老陶被开除党籍，或者小花、小白相继殒命，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一天，老陶和苏群还没有下工，小陶上学未归，陶文江站在路边守候，家里来了一个人。这人拎着一只木头箱子，站在老陶家门前，一言不发。陶冯氏吓坏了，以为他要谋财害命。陶冯氏说了很多好话，对方毫无反应，只是一个劲地傻笑。直到老陶家的其他人回来了。
　　原来此人是三余村上剃头匠的儿子，子承父业，每月一次上门给村上的人剃头(队上记工分)。自西向东，今天轮到老陶家。年轻的剃头匠生性腼腆，不善言谈，对陶冯氏的话也听不太懂。但他恪尽职守，一直站在老陶家门前，一动不动的，竟然站了个把小时。最后，老陶家人还是没有让他剃头。倒不是因为陶冯氏受了惊吓，而是怕他的工具不卫生，染上瘌痢头。后来苏群从洪泽买回推子、剪刀等理发工具，学会了给家里人剃头，小剃头匠才不再上门了。
　　类似的事还发生过一次。也是家里没人(除了陶冯氏)，来了一群外地的乞丐。他们倒没有向陶冯氏乞讨什么，只是躺在老陶家房子外面的墙根晒太阳、捉跳蚤。陶冯氏吓得要命。她插上房门，瑟瑟发抖地在房子里待了很久。直到陶文江回来，给了乞丐每人一毛钱，把他们打发走了。
　　陶冯氏说：“我一个老太婆，花子就是把我杀了，也没得人晓得啊。幸亏老头子回来了，给了花子钱，好说歹说的，才走了。你没看见他们那双眼睛，红通通的，就像要吃人一样！”
　　陶冯氏的恐惧不无道理。
　　以上两件事均发生在小黄的时代里。小黄白天在老陶家吃食，晚上去有义家看门，对老陶并没有看家护院的责任。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桥口，来到老陶家的园子里。为使陶冯氏安心，老陶常常请有富老婆过来。有时也不洗衣服，专门陪陶冯氏说话。临走时自然不会空手，陶文江总要塞给有富老婆一两块钱。
　　由于接触的机会多了，陶冯氏和有富老婆说话彼此也能听懂一些了。当然不是全懂， 似懂非懂的，这也已经足够。两人的交谈还十分热烈，虽然常常是驴头不对马尾的。陶冯氏有说的愿望，而有富老婆有听的义务。如果她不能和陶冯氏说上话，就不能常来老陶家串门，即使来串门，陶文江也不会给钱。
　　为迎合陶冯氏，有富老婆常说些解放前汪集街上的旧事，这不禁唤起了陶冯氏的记忆。而陶冯氏说起“伙食团”、“红皮鞋”、“小阳伞”什么的，有富老婆也表示完全理解。两人在一起，经常谈什么“梳头油”、“雪花膏”、“鹅蛋粉”，议论什么衣服料子。有富老婆说起他们家麻雀眼的那件暗绿色的衣服，是用她的一件衣服改的。而那件衣服没改以前，是如何的漂气稀罕，穿在她的身上，如何的尽显腰身。
　　俗话说，言多必失。渐渐的，陶冯氏明白过来有富老婆以前是干什么的了。她干的那个行当，在新社会已经绝迹，但在陶冯氏的记忆里却印象深刻。联想到陶文江一次次地塞钱给有富老婆，陶冯氏不禁起了疑心。
　　这以后，她就反感起有富老婆来了，并拒绝和她说话。有富老婆一来，陶冯氏就找老头子，把他盯得紧紧的。即使说话，也开始指桑骂槐。好在有富老婆不怎么听得懂老南京的骂人话。再说拿了老陶家的钱，所以也不好说什么。再后来，老陶家养了小黑，陶冯氏也不怎么怕了。她坚决不让有富老婆再到家里来，一度十分热烈的交谈就这么中断了。
　　老陶家养小黑以后，有富老婆就不来和陶冯氏说话了。可每月两次，她还来老陶家洗衣服。洗衣服就要留下来吃饭，临走拿钱。陶冯氏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她可不管有富老婆来是洗衣服的，给她钱是作为洗衣服的报酬。横竖这钱是陶文江塞给她的，陶冯氏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子塞钱给一个婊子，你说她能坐视不管吗？
　　陶冯氏开始念念叨叨。由于她唠叨惯了，一开始并未引起老陶家的人注意。后来发现她不大对劲。陶冯氏再也不唠叨什么红皮鞋了，她总是对老陶和苏群说：“把你们的钱放放好，不要让老头子看见。”
　　说了很多次，老陶和苏群并没在意。后来突然醒悟，不禁惊讶于陶冯氏说话的委婉。大概她觉得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不便直说。
　　看见老陶、苏群全无反应，陶冯氏唠叨的内容又有所增加：“有了钱，老头子要干坏事。把你们的钱放放好，不能让老头子看见。”
　　老陶于是对陶冯氏说：“妈，你真是老糊涂了，爸爸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苏群也说：“妈，你想到哪里去啦！”
　　陶冯氏也不接他们的话茬，只是一个劲地说：“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外面坏女人太多，都找上门来了。”
　　一段时间以来，老陶家常常有这样的对话。说话的人为陶冯氏、老陶和苏群。陶文江自然也听在耳朵里，但他一言不发，就像此事与己无关一样。他依然抄着双手，腰背挺得笔直，甚至比以前还要直了。陶文江以这样的姿势，或坐在煤炉前烧开水，或去田边堤上走动，使自己置身事外。小陶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一次，他在读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上面说到喀山的妓女。小陶问陶文江：“妓女是什么意思？”
　　陶文江回答说：“就是骗男人钱的女人。”
　　小陶还是不解。这时，陶冯氏在边上插话说：“就像有富老婆，骗你爷爷的钱！”
　　听闻此言，陶文江便抄着双手走了出去。这事儿让小陶浮想联翩了很久。
　　终于有一天，陶文江爆发了。这天清晨，老陶一家还没有起床。陶文江正摸索衣服，准备起来倒痰盂(他是老陶家起得最早的人)。陶冯氏也醒了，又开始唠叨有富老婆的事。突然，陶文江怒吼起来，连声说道：“该死！该死！该死！”一面吼叫，一面抓起衣服没命地抽打仍躺在被子里的陶冯氏。
　　“不得了啦！要杀人啦！老头子要杀人啦！这个砍千刀的，作孽呵！”陶冯氏叫道。一面叫，一面哭嚎起来。
　　在小陶的记忆中，这是陶文江第三次发作(一次是从居委会交代问题回来，一次是因为喂小黑的事)。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砸任何东西，而是动手打人了。在陶文江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打过陶冯氏，没想到老了以后，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一面捶打陶冯氏，一面不禁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该死！该死！该死！……”渐渐的，竟然带上了哭腔。如果说前面的几个“该死”是说陶冯氏，后面的则显然是在骂自己了。这谁都能听得出来。
　　老陶穿着短裤，直奔陶文江和陶冯氏的房间。他一把拉住陶文江，说道：“你看你们闹的！是不是觉得我们家的事情还不够多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这个样子？”
　　陶文江顿时就不吭声了，并从此再无声息。陶冯氏仍嘤嘤地哭着，嘟囔着。她将被子蒙在脸上，听上去越发的不清不楚。
　　自此以后陶文江再也没有打过陶冯氏，也没有发作过。他又恢复了常态，抄着双手，挺着脊背，对陶冯氏的数落听而不闻。陶冯氏一如既往，唠叨不已，甚至比挨打以前更甚。老陶和苏群如今也懒得反驳她，任其唠叨嘟囔，只是不搭理而已。因为，那是毫无作用的。有富老婆仍然每月来两次，帮老陶家洗衣服。她来的时候，陶冯氏便怒目而视，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日子就这么过着。
　　大约半年后，陶文江服下两小瓶敌敌畏自杀了。
　　这敌敌畏是老陶家稀释后用来杀灭室内蚊虫的，平时由陶文江保管。他把它们藏在床头柜最下层的一个角落里，自己一伸手就能摸到。
　　这天早上曾经发生了争吵。说争吵也不确切，陶文江一声没吭，只是陶冯氏一个人在嘟囔，也许声音比平时略高。无论是老陶或者苏群，都没有想起来阻止她。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
　　陶文江摸出两支敌敌畏，用附带的小砂轮在瓶颈上轻轻一划，敲开后倒入一只干净的碗里。他倒举着小瓶子，将里面残留的药液沥尽。收拾掉碎玻璃和小砂轮，之后一饮而尽。这以后陶文江反复冲洗了那只用过的碗，并用开水消了毒。自己也刷了牙漱了口，然后来到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正襟危坐，等待药力发作。
　　不用说，陶文江被送往洪泽县医院抢救。措施无非是灌肠。考虑到灌肠之于陶文江的重要性，因此这么做还是很值得的。果然，一瓶肥皂水下去，他的大便就此通畅了。在县医院苍蝇乱飞的厕所里，陶文江第一次(下放以来)拉得那样痛快淋漓。也许是由于对灌肠的留恋，他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生欲望。看着老陶唉声叹气、苏群泪流满面，陶文江不禁后悔了。后来在观察室里，他再次感到腹中绞痛，于是又进了厕所。陶文江坚决不让老陶跟进去。直到半小时后，老陶觉得情形不对，走进厕所，看见陶文江跌坐在粪沟里，人已经死了。他张着嘴，舌头吐向一边，浑身上下都是粪便。一些粪水甚至流进了嘴巴里。
　　帮着把陶文江抬往县医院的是有富和村上的几个农民。当时有富就建议给陶文江灌大粪。说是一勺粪肥下去，老爹保管会吐，一吐就什么都吐出来了，就没得事了。老陶家人自然不会采用这个偏方，因此有富就嘀咕了一路。现在，当他看见陶文江倒在了粪沟里，说得更来劲了。
　　“你望望，老爹就是要吃屎，一吃就没得事呐！”他说。
　　事后，谈起陶文江的死，苏群总是眼圈红红地说：“爸爸总算是临走前痛痛快快地大了一次便。”
　　这是怎么啦？他们总是提到大便，总是把它和陶文江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的故事总是和大便纠缠不休，一直到死？关于这些问题，我和读者朋友们一样，思索至今而不得其解。可怜洁癖一生的陶文江，就这么死在了粪便里。
　　老陶和苏群在洪泽又待了两天，等着陶文江的遗体火化。之后，他们把陶文江的骨灰带回了三余。骨灰盒被葬在三余村西的坟地里，老陶亲自挖坑。由于不是棺木，所以坑不必挖得很大，就像是挖一个用来栽树的洞，但很深，直到下面都见着水了。将陶文江的骨灰盒放入洞中，填上土，上面再垒起一个小土丘。坟前既没有石碑，也没有墓志铭，就像坟地里的其它坟堆一样。
 
　　三余人大多不识字，所以不需要墓碑，但自己家的祖坟还是认得出来的。陶文江的坟堆老陶家人也能认识，那座没长草的新坟便是陶文江的了。不仅老陶家人认识，村上的人也都认识，绝不会混淆。陶文江的坟上没有长草，从地里挖出来的土也没有干透，上面印着铁锨拍打的锨印。而那些原先就有的旧坟，不仅长了草，而且由于长年风雨侵蚀，已开始向下坍塌，轮廓格外的柔和。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个的浪头一样。站在三余村西的坟地里，老陶家人不禁有了晕浪的感觉。
　　关于扎根，老陶家人以前认为，就是让小陶在三余娶一个媳妇，生儿育女，繁衍子孙。这样的设想不论如果悲壮，都不免有某种喜庆的色彩。现在想来，那不过是扎根的后半段，是其结果。扎根的前半段就是他们(陶文江、陶冯氏，包括老陶和苏群)要死在这里，化作三余的泥土(村西的坟地里耸立着老陶家的祖坟)。现在，陶文江作为老陶家的一条老根，终于埋下去了。那抽枝发芽、开花结实的事就看小陶了。
　　因此，陶文江的死使老陶家的人既感空虚，又不免觉得踏实。
　　陶文江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在洪泽县医院里，他们很顺利地就开出了死亡证明，没有人深究此事。这是另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追究起来，不免会有许多麻烦，这不用多说。
　　三余村上，就有一户人家，弟兄两个分家后仍住在一个园子里。后来因为晒稻草的事(哥哥家的稻草晒到弟弟家这边来了)，发生争执，弟弟意外地用草叉把哥哥戳死了。弟弟并没有因此被捕坐牢。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大嫂招了个上门女婿，从此内疚的弟弟就将此人当作了哥哥，甚至比亲哥哥还亲。那上门女婿待哥哥的儿子也如自己的亲儿。他还继承了哥哥的名字，叫作有财(弟弟叫有宝)。但此有财非彼有财，老陶家人也是下放三年后才知道其中的奥妙的。日子就这么过着。看来三余这地方的生与死，的确是非同寻常的。
　　虽说如此，但一想到陶文江是怎么死的，老陶家人还是不免怨恨。现在，他们对陶冯氏的态度更冷漠了。后者只是在陶文江刚去世时沉默了一阵，没过多久，就又开始唠叨了。
　　陶冯氏不停地自言自语，讲她的红皮鞋、小阳伞(再也不提有富老婆的事)。也不完全是自言自语，有时竟像是在和陶文江说话，有问有答的，不禁让老陶家人感到恐怖。有时候他们听烦了，便粗暴地制止陶冯氏。陶冯氏挤出几滴老泪，用手抹着，说：“要是老头子还活着，你们就不敢这么和我说话咯。”
　　她不说这话则已，一说就更让他们不耐烦了。他们问陶冯氏说：“爸爸是怎么死的？”或者：“爷爷是怎么死的？”陶冯氏不禁语塞。
　　这样会安静一阵子。后来，这一招也不灵了。陶冯氏依然唠叨嘟囔不已，抱怨他们不孝顺，说她是怎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老陶和小陶拉扯大的。一面说，一面伤心地擦眼泪。
　　每当这时他们就会说：“妈，你要是再闹，就带你去派出所！”或者：“奶奶，你要是再闹，就带你去派出所！”
　　陶冯氏眼泪立止，茫然地望着老陶父子或苏群，瞳孔上的白内障灰蒙蒙的，看上去不免可怜。
　　这是他们的杀手锏，百试不爽。看来，陶冯氏对派出所还有概念的。她哪里知道在三余，甚至在整个汪集公社都没有什么派出所。家里人只是在吓唬她。
　　一般来说，老陶和苏群轻易不会提到派出所或公安局，除非万不得已。小陶就不同了。他常常会捉弄陶冯氏，时不时地会问她：“爷爷是怎么死的？他的身体那么好，腰都没有驼，本来可以活到一百岁的。”
　　如果陶冯氏试图反驳，小陶就说：“奶奶，昨天我看见公安员了！”
　　他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恐吓陶冯氏，自然与老陶、苏群的态度有关。他们觉得小陶说得没有错，如果陶文江不是喝下两瓶敌敌畏的话，的确有望活到一百岁。小陶对付陶冯氏，就像对付家里的猫狗一样地有把握和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