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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堪称典范。天圣九年（1031），昔日馆阁僚友吴遵路因上书忤刘太后意而被贬崇州（即通州，治今江苏南通）；明道二年（1033）在右司谏任的范仲淹被命体量安抚江淮灾伤，上奏疏乞以吴遵路通州救灾事迹颁示诸郡为法。此后天各一方，仍音问不绝。庆历三年（1043），吴遵路卒于知永兴军任所，贵为执政的范仲淹还专门上了一道奏疏，请求朝廷令陕西漕司差官员及公人部送其家属来京。生前故后，交好情亲，体现了这位名臣的道德风范。
更为值得称道的是仲淹出于公心，慧眼识才，大量举荐人才。见于《范集·奏议》的举状中，仲淹所荐各种人才已达数十人之多。如“博学不倦”的彭乘（985~1049），“清介自立”的张昪，均被仲淹举以自代。77见之于欧阳修、韩琦等人所撰《墓志铭》中的则有尹洙之兄尹源（996~1045），刘敞之父刘立之（985~1048），王砺之子、刘敞舅王沖（987~1056），景祐元年（1034）状元及第的张唐卿（1010~1037），从学于范的刘牧（1011~1064），仲淹晚年委以青州府事的张讽（1015~1076）等，均得到范仲淹的力荐，颇蒙知遇之恩。78此外，“数赴范公辟”的还有朱长文之父朱公绰，仲淹饶州幕僚卫希道（1011~1067）、施元长、张谟，仲淹西帅延安时首荐才贤的楚正叔等。79见之于《长编》和《宋会要》的则有赵滋、李雍等。80也得到范的识拔和荐引。
至于见之于《宋史·本传》的就更多。如刘几尝被范辟为邠州通判，颇有谋略的张旨，举茂才异等科的邵亢，举遗逸得官的王猎，“志尚甚高”的何涉，“以学行知名”的周尧卿，隐士徐复、郭京等；均得到过范仲淹的赏识，延誉和荐拔。8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不遗余力荐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大批人才能得到信用，是导致嘉祐之治的重要原因，也为熙丰变法造就了不少英才。范仲淹可谓功不可没，善莫大焉。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诚仁待人，“用人多取气节，阔略细故。”82用人唯才，不问亲疏。北宋“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局面的形成，范仲淹的倡导和身体力行有很大的作用。正如韩琦所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83范仲淹还经常戒励子弟应慎于交游，惊惕夸夸其谈的阿谀奉迎之徒，“日以温习文字，清心洁行”，谦虚谨慎，坚持自身的品行修养为要。84
淡交若水 物外悠悠
宋代儒释道合流，是宋学气象万千，“尽精微而致广大”的一个显著特色。宋代士大夫与方外之士的交游极为广泛。如范仲淹的交游中固不泛名士，但也有许多释、道二教中的方外友，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未加探索。还有不少淡泊名利的隐士，如“执节坚介”的邢敦，“放词雅远”的林逋，工诗擅琴的唐异等。
仲淹二十岁时，尝有一次西行游学经历，结识一位隐士王镐，在其别墅“倚高松，听长笛”，留下深刻印象。“优游云泉，踰二十年”的王镐在天圣五年（1027）应贡举，虽及第而旋亡于京师。仲淹于庆历五年（1045）以陕西四路帅守邠时，为他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墓表》。37载后，“白发忧边”的仲淹犹深深“追念故人”的“其清而贤”的高节。他坚持儒士达则兼济天下，经世致用，退则守“恬虚之趣”，尽乐天乐道之份，享优游泉石，啸傲山林之趣。85从他的诗文和交游看，他常常醉心于后者。他在景祐中黜守睦州、饶州，在庆历间罢政守邓，成为一生中三次创作高潮，在大自然的环抱中医治受伤的心灵，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这段时间他的交游亦达到高潮。范仲淹不平凡的一生中交游十分广泛：有布衣贫贱时的寒素之交，共同苦学的同砚席交，有以文史相乐的文字之交，有时相过从的忘年之交，以书法琴艺交流的知音之交等。他对林逋、徐复等隐士颇为推崇，其《寄林处士》诗云：“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寄赠林逋处士》又云：“风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堪称倾倒备至，思想上也产生了强烈共鸣，其《赠张先生》诗云：“康宁福已大，清静道自生。”可为一证。
由于他佛道两学的素养很高，其方外友人亦多。范仲淹年青时曾结交了周德宝和屈元应两位道士，周精于篆刻，屈对《易》有研究，且皆善琴。范与周保持了长期的交往和友谊。另一位道士程用之曾替仲淹画象，范有题画诗；范还与曾应科举的钟道士相唱酬。86范与擅唐律诗且有佛学的日观大师善升亦方外友人、琴中知音。范皇祐元年（1049）守杭，曾于山中访之。87范仲淹知苏州时，定惠大师宗秀来谒。这位灵岩寺高僧与时贤多有唱酬，“来则谈空实相，号天人师；去则指霞岭，啸风林，天子有赐，三公有赠。”远胜于儒家隐士邢敦、林逋者流，仲淹为隐士的才华、风节大鸣不平。88也表示了对释教热而不狂的明智态度。仲淹与佛教高僧的交往极多。仅见于诗文的就有早岁相识的释文光和广宣大师，还有琴中知音真上人，越僧长吉、吴僧真、元二上人、金山寺识上人、希元上人、虎丘长老、四明僧湛公等。据《舆地纪胜》卷48记载，范仲淹还与和州含山县野云寺（南宋改为净戒院）僧守密有诗唱和，诗碑石刻南宋末犹存，今《范集》已无可考见，当已佚。仲淹每到一地必广游寺院，结交僧徒。如天平山白云寺，为其家功德院，常熟顶山寺、越州翠峰院、雍熙院、广慈院、睦州乌龙山寺、承天寺、虎丘云岩寺、苏州灵岩寺，杭州白塔寺、饶州黄山寺、镇江甘露寺、南康军落星寺、泰州西溪圣果院等。足迹遍及江南名刹，所以释家视其为外护。或许范仲淹从他的方外交游中悟出了些什么，砥励了自己淡泊名利、激浊扬清的操守。有一件小事，也许可以反映他鄙薄名利的素志，宋人热衷于请名士作碑志，其家提供行状，死者多为生前友好，又有丰厚润笔，写则往往失实，不写情面难却，秉笔者常陷入进退维谷境地。范仲淹替人作碑志，则从不受润笔。故能秉笔直书，极少谀墓之作。
在宋代，以“市道交”者不乏其人。晏殊《类要》曾引述廉颇去而复出的故事，指出了这种市侩之交的丑恶嘴脸：“君有势，我则从；君无势，我则去。”欧阳修的《朋党论》也痛斥了这种反复小人的无耻：往往“利尽而交疏”，即使兄弟、亲戚也要加害。更有甚者，“生则卖友以买直，死则加恶以避党”。89“我爱古人节，皎皎明于霜”，90范仲淹率先垂范，身传言教，倡导贪廉懦立的气节观念，名教思想，开一代新风。所以朱熹论曰：“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又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从范文正作成起来也。”91范仲淹在交游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伦理道德规范。用苏轼的话来概括，乃“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92这也可视为对仲淹“因心而友，唯德是依”交游之道的诠释。
1 《楚辞集注》第3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四库全书总目》卷152，第1311页，中华书局，198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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