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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言廷争”乃至“色忿”。正如周必大所论：“前贤先国事，后伸朋友之谊，皆可师法。”63
范仲淹与苏舜钦的交游感人至深，堪称“因心而友”的一种典范。苏舜钦（1008~1049），字子美，绵州盐泉（治今四川绵阳市东南）人，易简孙，耆次子，宋代文学家。年青时，才华横溢，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再娶杜衍之女，是庆历改革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因“奏邸之狱”事件被反对派诬劾而削职为民，定居于苏州沧浪亭。庆历三年（1043），苏因范之荐而召试除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舜钦论事切直，与范关系极为亲密，但又对他执政后的无所作为和庆历新政某些措施的失当，提出批评，不失为诤友。由于反对派的“一网打尽”之计，他成了政治祭台上的牺牲品而英年早逝，但其作品在文学史上永放光芒。64
范仲淹以其人格魅力和“山高水长”的道德风范赢得了时人的尊敬和后世的好评。如他因三黜贬饶时，尹洙就挺身而出，称与仲淹义兼师友，“愿得俱贬”。范仲淹和王质交游已久，范因言事被谪饶州，“朝之贵人皆切齿”，王质“祖宴都门”，范恐连累他而婉谢之，王义无反顾，称“吾愿为党人，从而贬之光矣！”后两人由同僚而结为儿女亲家。65宋人将这种不以个人利害为趋舍的交游，美其名曰“云霞之交”、“金石之交”，实在是寄托了其审美情趣的一种确切概括。
尊师重道，敬老优闲
正如李觏所指出的：“庠序讲习，以立师友”，不失为“礼之本也。”66晏殊少年得志，交游甚广，“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如范仲淹曾因晏殊之荐而入馆阁，范对这位小其二岁的举主终生“皆称门生”，且有诗云：“曾入黄扉陪国论，重来绛帐就师资。”67体现了一代名臣尊师重道的风范。无独有偶，王安石初仕扬州幕府，时知扬州为韩琦；后来尽管政见异趣，但韩琦卒时，王在挽诗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68可见范仲淹倡导的尊师重道精神已成为时代风尚。
仲淹对宋初名相王曾（978~1038）怀有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他在天禧三年（1019）为亳州从事时，尝上书时知大名府的王曾，时当河朔之游后未久。誉称其才德纯美，名扬四海。69王曾次年即除参知政事，天禧六年（1022）拜相，天圣二年（1024）成为首相，执政长达五年半，七年六月以昭应宫火灾罢相。范仲淹在天圣五年守母丧期间，经深思熟虑，撰有《上执政书》。这是仲淹最重要的政论文章之一，诚如独具慧眼的苏轼所论：“公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70这不仅是他日后恪守的施政纲领，也是范改革思绪的最早兰图。王曾对这通万言书极为赏识，遂讽晏殊荐范应学士院试除馆职。在范多年浮沉下僚后终于在仕途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人才的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的素质外，前辈的提携、荐举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获益匪浅的范氏，不遗余力识拔、荐选人才，尤为出色。他很善于向前辈政治家学习，这一鲜为人知的交游，不失为人才培育史上的佳话。
仲淹对在他年青时代，帮助过他的几位师长心存感激之忱，生前音问不绝，殁后或撰《墓志》，或写《祭文》，或料理后事，关怀其遗属子女，堪称无微不至。如当年在长山刻苦力学时，对他有提携之恩的故相李迪（971~1047）；此外，又如范对其任西溪盐官时的前贤张纶、胡令仪，及知亳州上官佖、通判杨日严等，不胜枚举。与这几位父执前辈多成为世交，犹如我们上节介绍过的与叶参、清臣父子、陈质父子、谢涛、绛、景温祖孙三代那样的通家之好，这种交旧情亲的交游是十分感人的。范仲淹还主张优贤养老，其《养老乞言赋》指出：“年高者不可不养，言善者予取予求。”“养老之美”在于：“一则崇孝悌之本，一则求善教之旨；”“养其老则惟贤是择，乞其言则患己不知”；“舍此则无以养德，遵此则足以守国。”他对元老重臣杜衍的“直清忠荩，勤劳弼亮”；任布“廉洁不渝，止足知退；”郎简“执节清素，处心雅尚”，赞叹不已。作为善于从前贤往哲、本朝遗老那里虚心学习，善于汲取政治营养的政治家，他对前辈张士逊、胡则、杜衍等致仕官员十分尊重，虚心求教，较之“人一走，茶就凉”的世态炎凉，实有天壤之别。即使对吕夷简，亦本着以国事为重的立场，生前已解仇，吕卒后，庆历四年（1045）十一月，范仲淹有《祭吕相公文》云：“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71他是发自内心的真挚哀悼，绝非虚应故事的表面应酬。
见贤必亲，思贤若渴
宋代跻身从官以上，便有资格荐士举官，成为宋代人才层出不穷的途径之一。范仲淹无论在朝侍从、执政或出为边帅、宣抚期间，举荐了大量人才。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其自定的严格标准：“幕府辟客须可为己师者，乃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盖为我敬之为师则心怀尊奉，每事取法，于我有益耳。”72可见以匡时救弊为理想的庆历党人，是将人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视为交友的最重要标准。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党人见贤必亲，而绝不党同伐异。
同年，是指同科之进士。这是宋人交游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关系。范仲淹的同榜进士有197人之多。此外，诸科及赐同出身的还有155人。与他有交往及诗文唱酬的即有近30人，其中状元及第的蔡齐曾推荐过范仲淹，他的堂弟蔡交是范的女婿；范仲淹又为侄子纯诚娶同年兵部郎中朱贯（字实之）孙女为妇。73是一种同年兼亲戚的关系。另外，谢绛、王丝、王渎、庞籍、李仲偃、刘夔、王甲、张昪、魏兼、欧静、周骙、黄鑑、沈严、沈偕、张泌、齐廓、张观、郭劝等人均与仲淹相过从，有的关系还相当密切。但无疑与仲淹相知最深，关系最亲密的同年，首推滕宗谅。
同年之间过份密切的交往，也导致最高统治者的疑忌，如在位42年之久的宋仁宗，他对于朋党的防范到了神经质般敏感的地步。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记载有这样的故事：
宋庠、叶清臣、郑戬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称。康定中，庠为参知政事，戬为枢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为天章阁待制。趣尚既同，权势亦盛，时人谓之“四友”。吕夷简深忌之，指为朋党。……语寖上闻，乃尽罢四人为郡，仍降诏天下，戒朋比焉。
仲淹交游多道义之交，他曾密荐韩亿德才兼备，可为执政。韩亿也许是为了打消仁宗关于朋党的疑虑，正色而言：“臣未尝涉朋比之迹，结左右之容。况臣与仲淹既匪姻亲，又非故旧，缘何契义，辄有荐论？若仲淹举臣以公，则臣素无交托。”74
北宋士大夫，“敦尚同僚之好，往往至于通家。一联官事，契爱终身，他日两家子弟邂逅相见，有如弟兄。”75吕本中《童蒙训》亦指出：“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范仲淹虽未必始倡之，但他却恪守：“奉上官不回曲，于朋友尽规切。知人之善，面则励之，背则扬之。”76其交游之道，竭力全朋友之义。他与吴遵路的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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