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糟践自己，而且是花样百出的糟践自己，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更何况勾践毕竟也是有血性的一国之君。背后应当有一个人给他出主意，那就是范蠡。夫差只不过是提供了威胁，而利用这种威胁，迫使勾践像玩偶一样被摆布，被操纵的，不是他的敌人夫差，而是他的大臣范蠡。由此可见，范蠡成了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权臣，还没有哪个权臣在国家几乎覆灭，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政府都卖身为奴的情况下，还能操纵自己的主子，也没有哪个权臣能把自己的主子逼到观察大便的份上。因此后来越国重新强盛，勾践雪耻，范蠡就赶紧知趣的逃跑了，这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据说范蠡逃跑时给勾践留了一封信，上面说“现在有两个人留不得，一个是西施，一个就是我。”估计这正中勾践的下怀，而其背后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就只有这两个人去品味了。

碰巧的是，“大便事件”后过了几天，夫差的病果真好了。他一高兴，就放勾践等人回了越国。

勾践回国后，被压抑已久复仇的火焰就熊熊燃烧起来了。但光有火气是不行的，在范蠡和文种的指导下，越国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政策。例如文种提出的灭吴之策：贿赂吴国官员使其腐败；借、买吴国粮食，弄空他们的粮仓；美人计；送吴国大量建筑材料，使其大兴土木，消耗国力；派奸细打入吴政府内部……吴王夫差大兴土木，建造楼台馆所，沉湎于酒色犬马之中。夫差准备建造一座姑苏台，越国就立即送去了几根大木料，夫差很高兴，为了能使这几根木料物尽其用，就把姑苏台比原计划加高加宽一倍有余。

关于对外关系，范蠡主张要礼待弱小国家，对于强国，表面上应该采取柔顺的态度，但骨子里不能屈服。至于吴国，要等待或促使它走向衰落，等到时机成熟了，才可一举而灭之。范蠡向勾践说：“但愿大王时时勿忘石室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仇可报矣！”可以想象勾践听到这些话的脸色肯定是一阵红一阵白，胸腔里滚动的不是沸腾的硫酸就是疯狂的烈火。他一心复仇，发愤图强，睡觉不用床褥，趴在柴火堆里。又在家里常备苦胆，饮食起居，随时品尝。他还带头自己种地，老婆就在家织布，由此越国的第一家族自给自足，不需要百姓的供奉。据称勾践在夜里常常暗自流泪，恨恨地自言自语：“你忘了会稽之耻吗？”会稽，是他兵败被围，苦苦求和的地方。

越国瓦解吴国的诸多计策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当然是美人计。越国的美女西施被送给吴王，成为瓦解其战斗力的一颗重磅炸弹。西施原本是村姑，出身和范蠡一样，也“衰贱”得很，也许正因如此，她在吴国深入敌后的几年里，才保持了对越国的高度忠诚。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美人计的关键部分，归根结底还是“性”，通过对性的利用，达到腐蚀敌方关键人员的目的。美人的智力和政治取向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相反，胸大无脑的女人反而可能杀伤力更大。西施是范蠡亲自挑选的，为了增加这颗炸弹的当量，又给她加上一个帮手郑旦，两人一块儿被送给吴王夫差。都说“小头一硬大头着粪”。夫差果然中招，被西施勾引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作为一个男人坠入情网本来也是人之常情，但不想背后还有几个别的男人在算计他，这就可怕了。

到了勾践回归越国的第五个年头，越国经过五年积累，已经国库充实，土地垦殖，人口增长，民心和士气也已经从亡国的气氛中恢复。于是勾践便跃跃欲试，要报复吴国，一雪会稽之耻——人人都喜欢复仇，这也是人之常情。范蠡作为越国的真正舵手，及时地勒紧了缰绳——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加以阻止说：“目前人事方面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但天时未到，勉强去求成功，对己不利。”勾践接受了意见，只得依旧隐忍不发。

劝吴伐齐，削弱吴国

过了一年，在西施的撺掇之下，吴王夫差准备发兵攻打齐国。这正中越国的下怀。勾践就亲率官员前去朝贺，赠送大批礼物。夫差被捧得得意非凡，加上出兵之后果然得胜凯旋，愈加踌躇满志。吴国的老臣伍子胥，一直就对越国的阴谋有所洞察，出兵攻齐之前，他是唯一的反对者。夫差回来后见他仍然反复饶舌劝谏，大怒，竟然朝伍子胥脸上吐唾沫，加之以痛骂。

伍子胥也愤怒了，说：“大王不听劝阻，过不了三年，吴国必然会被越国攻破。”夫差被伍子胥的不敬惹得怒不可遏，再加上西施一旁撩拨，就赐死了伍子胥。

子胥死后。吴王宠信太宰伯——这人实际上早就已经被越国贿赂收买——吴国朝政更加腐败昏暗。勾践忍不住召见范蠡，问道：“吴王已经杀了伍子胥，吴国朝内阿谀之徒日众。可否伐吴？”

范蠡说：“反常的迹象虽然已经萌芽，但从整体看，吴国灭亡的征兆尚不十分明显，现在还不可伐吴。”

勾践又忍住了复仇的冲动，继续每天舔他的苦胆。

熟种欺吴

勾践内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文种，则更像一条阴谋诡计的生产线，史书中详细记载了他的一条毒计：某年越国收成不好，文种就去吴国借粮，许诺第二年就还清。吴王夫差禁不住西施的枕头风，就答应借给越国粮食。第二年，越国果然把粮食如数奉还，而且送去的稻米颗粒饱满硕大。吴国见子粒肥大，认为是良种，留做种子，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但吴国并没有怀疑到越国，反而互相埋怨不该播种水土不服的越国粮食，其实越国送来的是蒸熟后再晒干的粮食。

越王勾践十四年（公元前483年），吴国遇到天灾，当年的粮食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勾践又重提伐吴的事情。而范蠡继续着他的冷静的老调重弹，他说：“天时已至，人事未尽，大王姑且等待。”

勾践这次恼了：“我与你谈人事，你以天时应付我；现谈天时已至，你又借口人事来推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范蠡给他讲了一通天时、地利和人事的大道理，并且安慰他，待到吴国百姓财枯力竭，心灰意懒，便可一举成功。”

勾践强压复仇怒火，继续等待时机。

以上只是有史料记载的几次君臣之间的军事政治路线分歧，估计真实发生的勾践与范蠡之间的争论远不止这几次。在漫长的十年之中，复仇的梦想对于勾践就像挂在驴子鼻子上的胡萝卜，虽然奋力向前，却总也咬不到。而范蠡则是那个驾辕的人，牢牢的操控着越国的方向，并且总是不失时机地勒一下缰绳。

公元前482年，时机终于来临。越王勾践乘夫差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鲁会盟之机，率军攻下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活捉太子友，迫吴王求和。公元前 475年，越军进攻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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