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等留法学生开办“中华豆腐店”之事。中国赴法留学生中，许多人家境贫寒，他们出国勤工俭学，有时遇上所在地经济萧条，工厂关门或者开工不足，市场不景气，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国留学生处境更加困难。面对此情此景，大家从不气馁，而是共同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例如1922年6月，在周恩来倡议下，由邓小平为主负责，在巴黎办起一家中国式豆腐店，店名就叫“中华豆腐店”。留学生们在工余轮流到豆腐店参加劳动，甚至连大忙人周恩来有时也抽空来店中帮上一把。年轻人聚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妙趣横生，干活不累。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谋划下，“中华豆腐店”所产豆腐，品质新鲜独特，价廉物美，不仅华侨华人喜欢，连法国人也爱吃，往往供不应求。在此基础上，同学们再出点子，扩大规模，增加品种。除了豆腐，还做豆浆、豆腐脑、豆腐干、冻豆腐和臭豆腐等等，品种繁多。“中华豆腐店”由于方向明确、组织有方、经营得法，效益甚佳，不仅有助于补贴留学生们的生活费用，还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部分经费。
留法期间，周恩来与邓小平通力合作的事例不少。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就历史往事向其父亲讨教：“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密切？”邓小平明确回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并肩战斗在上海白区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党中央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努力恢复、整顿和重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改变党组织的散乱状况。经过党中央的不懈努力，果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重建起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党的秘密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秘密交通网络和党的秘密机关报。
1928年1月，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不久，时年23岁的邓小平亦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至此，两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老战友，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白区重逢，并天天处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为了保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通常设在外国租界区或上海闹市区。如四马路(福州路)有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447号楼下是一家名叫“先黎”的医院，楼上挂有“福兴字庄”招牌，经营土布土纱。楼上楼下，都由政治上可靠的人装成老板和伙计掌管。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多在这里召开，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处一直很安全，没有受到破坏。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的都是涉及全局或局部的重大问题。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管的事情多，了解的问题也多。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发言。他发言不多，但很有分量，深入浅出，一听就懂。同时他还要协助周恩来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身居虎穴，做好保卫保密工作是头等大事。周恩来有着丰富的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他对保密工作提出过“以绝对保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他还提倡：“女同志要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讲话不要革命腔。”邓小平作为秘书长和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对保密工作做得格外认真、细致。比如他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负责起草有关文件、电报、安排交通和中央机关的有关会议及经费收支等事务，每一项都涉及党的重要机密，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闪失。又如当时中央领导为适应白区环境，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的名人，隐蔽身份更加必要，其住所和名字几乎每隔一月或半月就得更换。根据保密规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处，只有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掌握着所有这些人的机密。身负重任的邓小平始终牢记和遵照周恩来“绝对保密”的嘱咐，在任期内对党高度负责，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有位名叫黄介然(文容)的革命老人，早年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担任过秘书处长，他回忆起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上海的一处党的秘密机关(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二楼)共事的情景时说：“那时候恩来同志与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由小平同志处理解决。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恩来同志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就提交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相当于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他还说：“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周恩来与邓小平所接触的人很多，与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也都很熟。邓小平认为：那时候与他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就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此可见，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曾昭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