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唯一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的人。邓在毛的支持下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一直到1966年
底前，尽管邓和毛之间在政策问题上有许多分歧，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的派系
斗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传机构也没有对邓小平公开点名批判。
邓不仅与毛泽东的而且还有周恩来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他与党内的同事们所建立的关
系，很明显是他的政治评传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关系之外，这本评传还突出
了抗日战争期间邓在太行区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对政治变革的认
识在太行区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邓在太行区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后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
的权力群体。
邓在太行区经验的许多原动力，来自以延安为中心的“模范”边区，不是来自华北其他
边区的，特别是来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对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区临时和战时的状
况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邓在1949年后制定的所有具体的政策起源于太行区。然而，太
行区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问题不同于在延安遇到的那些问题，因此有时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
决办法。太行区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战争的影响，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较大发
展。为回答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把邓小平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少数
派的权力、对党政分离及对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最广泛的民众支持的关心做了具体的阐述。
肯定，太行区对邓和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他对发展一二
九师所做的贡献产生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研究，在他与军队领导人的关系方面，在抗日战争
中的大部分时期驻在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至少使得他与
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期间领导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结下了密切的关系。
除了军队事务外，邓的那些来自以太行区的老同事老部下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所占
据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人在共产党领导层内为邓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这
种支持是无与伦比的。
改 革 家
最后一个形象把邓小平描述为在发起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把他描
述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确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邓小平领导了对各项政策和作法
的抵制。还可以肯定1976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领导层时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确保了他
后来成了最受欢迎的领导经济现代化运动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在1978年和其后执行的各项政策，是由集体领导所制定的，这些领导人在“文
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
代中期提出来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作为设法恢复“大跃
进”的灾难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这些思想。在七十年
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参与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那
些人们的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集体的胜利，而
且也是邓本人的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时代各项政策和实践的起因进行研究，会对邓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角
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在三中全会上所发起的改革的实质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初就已经确立
了的中国的传统。邓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在他1956年在八大会议上的
讲话中看到，这些讲话主要是对党在四十年代的经验进行解释和总结。邓强调依靠坚持党的
民主、依靠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以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的。
八十年代，邓所致力的改革大部分是在外交领域。考虑到中国自我封闭了数年之后，所
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姿态，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将要与过去进行更彻底的决裂。
邓实质上的目的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传统的那些东
西，正如邓在1980年1月（在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必须通过发展
经济和恢复他所认为的那些更为通常的作法来恢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邓对毛泽东思
想（1981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
的解释就是他长期以来拥护的三个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他反复回顾了四
十年代，并以四十年代党的成功经验，联系当前的现实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从邓对1956年八大历史功绩的再次肯定，和强调八大路线的正确来判断，他在中共的
传统中寻求改革的正统性。八十年代期间，八大被说成是一次模范的代表大会，并且重新出
版了精装和平装的八大文献，邓和其他领导人认为八大坚持了党的传统，特别是坚持了毛泽
东思想。当然，八大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在八十年代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矛
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点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当时正是邓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党的
章程，这次党的章程的修改，删掉了涉及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邓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传统，突出暴露了他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