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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绩就是在人力、物
力、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变
成了第二野战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军队依靠社会改革、民族主义或两者都有的
口号，充分地发动起了农民。这些口号，无疑组成了邓的战略的一部分。邓所招募的新兵，
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土地的农民，而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苦力和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战争难民
（来自城市或农村的劳工）。有坚强性格、有正义感和作风坚决果断的邓小平，对这些人表
现出了同志般的关怀，并为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四十年代，刘、邓领导的军队——开始是一二九师然后是第二野战军——在中共内获
得了一个与其他共产党的部队完全不同的名声。刘、邓的军队主要由于他俩之间的良好关
系，因此一直是一支最团结的军队，这种上下一致的团结，正是刘、邓军队的力量所在。
邓在创建他和刘领导的军队的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使他在军队中获得了与刘同等
的地位。在1947年，他们俩一起率领部队步行南下到大别山区，人们普遍认为这本来是一
次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军事行动，他们没有保住他们的阵地，因为他们一直向前走，并且他们
的前进几乎完全是靠突袭进行的。然而他们却为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原战场。邓小平在内战
中，参与淮海战役的领导工作，这基本上是真实的。党中央授予淮海战役前线委员会行动的
自主权，所有的命令，必须通过邓的批准才能生效，邓是毛所任命的前线委员会的全权代
表。
邓在1938年后，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角色，对他1949年后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
处于党的军职干部和文职干部之间的邓小平，很快成了军事指挥员中的政工干部中的军事指
挥员。高岗事件使他实实在在地扮演了这种角色。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仍然是他继续扮演
的一个角色。
当然，大部分党的文职干部在1949年前的那些年代中一直属于军队力量的一个组成部
分。邓对军队工作的参与当时和后来一直都超越了这一标准。他在解放军中建立了广泛坚实
的群众基础，当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烦时他在军队中的良好群众基础不止一次地给他提供了帮
助。他在军队中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军队生活，并且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与新结识的军队领导干部相处的很好。同时，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对
原来一二九师、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部下，给他们在解放军中获得了重要职位。这一点，
在五十年代中期军衔的分配工作中他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很重要的。此外，邓与他在太行区和
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继续维持的关系，决不仅限于军队事务，这种关系逐渐在军队以外的政
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西恩·派伊在讨论邓的政治风格过程中，着重探讨了邓政治行为中的传统因素。⑧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邓由于长期受军队生活的熏陶，那么军队的文化很可能对邓后来的执政的
方式带来了影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邓服从上级、领导下级。当他成为“最高领
导人”时，他也期望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不管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
政 治 家
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
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
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
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
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
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1976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
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
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
的那样，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
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
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邓对中共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解释似乎完全与四十年代之后的解释是一致
的，他比毛更强调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的重要性，还有经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
毛的观点中，把动员群众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而邓认为，中国的未来更应该依靠专家，
他经常批判由政治动员所产生的那种“左倾冒进行为”。邓的看法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现代
化，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动员她的人民和开发物质资源。有趣的是，邓的观点认为青年
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1992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
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
比一点也不差。⑨
邓认为党对权力垄断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向中共发动进
攻，而且还要动摇中共的权力，当邓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的之后，便开始了对
“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正如邓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团的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关
键的问题是要有党的领导。只要你们坚定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
误，你们将基本上是正确的”。⑩这可能是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经常讲的一句话。
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全社会的领导责无旁贷。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中共必须成为一个
与众不同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职能的混淆就如同党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不严明一样，同样也
会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邓认为，中共的力量是在于她的团结和与人民大众良好的关系，而这
两者都是依赖党的教育和坚持党的准则。在任何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党内应该有讨论和争
论，但是，一旦决定做出了，那么为了确保对全社会实施党的领导，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党的
集体领导下达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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