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1992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
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
比一点也不差。⑨
邓认为党对权力垄断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向中共发动进
攻，而且还要动摇中共的权力，当邓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的之后，便开始了对
“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正如邓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团的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关
键的问题是要有党的领导。只要你们坚定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
误，你们将基本上是正确的”。⑩这可能是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经常讲的一句话。
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全社会的领导责无旁贷。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中共必须成为一个
与众不同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职能的混淆就如同党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不严明一样，同样也
会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邓认为，中共的力量是在于她的团结和与人民大众良好的关系，而这
两者都是依赖党的教育和坚持党的准则。在任何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党内应该有讨论和争
论，但是，一旦决定做出了，那么为了确保对全社会实施党的领导，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党的
集体领导下达成高度的一致。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党内的教育——这是指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个人的思想，是
从1949年之前开始的党的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有助于确保党内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统
一。然而，邓又明确地、一贯地提出，为了确保党对社会的领导，体现出物质上的优越性也
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共领导下的那些地区保护和发展了一种
生产性的经济，在1949年之后又成了现代化的经济，正像邓在198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谈话时所说的，也许是他在五十年代期间经常讲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
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⑾
由于邓强调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而进行机构改革，邓有
时被国外描述为中国唯一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尽管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
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正像上文引用的邓在1987年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邓所寻求的
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导的作用。邓在
1992年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时，他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
家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⑿在邓的总体思想中，经济现代化是一件主要关心的事情，但党的领导原则是更加
重要的。与毛泽东观点和工作风格的明显差异产生了毛和邓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文化大革
命”后，这个问题对邓的政治生涯来说，明显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邓有三
十多年一直作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邓对他个人的忠诚。“文化大革命”后，甚至在毛还在
世时，即使他俩的关系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俩早期的那种关系对于党中央其他许多
的领导人来说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邓到了九十年代仍然还保持着对毛的忠诚。
正像邓在1980年告诉奥埃娜·法拉奇那样：“……我们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
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⒀正像他在1989年5月所表示的那样，他仍
然为在党内曾是一个“毛派”成员感到自豪。⒁毛和邓的政治关系可追溯到1933年对“罗
明路线”的斗争中，当时邓实质上是在党内冲突中替毛受了过。从那以后，毛对邓表现出了
一种异乎寻常的别人无法察觉到的信任。在1938年邓被派往太行区。在1942年—1943年
延安进行的旨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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