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第八次会谈一结束，邓小平即来到使馆那间保密室，主持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提出向北京发电，向中央报告当天会谈的情况，说我们已完成把斯大林问题端出来的任务，准备下次会谈时即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请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继续会谈，特别提出请赫鲁晓夫同志来。

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北京发来一个电报，又指示我代表团先不要马上提出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可以再拖一下。会上读了这个电报内容后，一些同志交头接耳低声议论，有的说这一定是主席的意见，北京方面可能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新的部署，要我们前方再配合一下；有的议论下次我们该讲什么问题(有一篇讲中苏经济关系的，还没有来得及讲)……后来发现小平同志一直坐在那里沉思，没有发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小小的会议室鸦雀无声，一片静谧。小平同志想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看会谈像这样再开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可以给中央再发一个电报，表示我们的意见还是在下次会谈时就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电报中把我们所以这样主张的理由也讲一下。随即让有关同志去办这件事。中央来电还提到代表团回国时的安全问题，建议乘火车返京。(中央这样考虑可能同前不久由北京飞莫斯科的一架班机在伊尔库茨克出事，机上有三位中国同志遇难这件事有关。)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安全问题是要考虑的，但如果他要害你，不管你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他都可以下手，我看不如仍然包他们两架飞机回国，要他们完全负责保证安全。讲到这里，他朝坐在对面的一些工作人员随便问起每人的年龄。问到李鑫(康生秘书)是36岁，问到我是35岁，小平同志说，你们还这样年轻啊，如果牺牲了太可惜，我和康生都老了……。(当时小平同志还不满59岁。)小平同志这番闲谈，使密不透风的小小保密室里的空气活跃起来，经历三周紧张战斗的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顿时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之感。

这天晚上(北京时间已是7月20日凌晨)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我驻莫斯科使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同意代表团意见，方针已定，不必细说了。

7月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按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来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苏报刊连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保证会谈在平静气氛中举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亲自率代表团来中国同我们会谈。会谈恢复的时间可经双方协商来确定。

由于苏共中央对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谋求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本来就没有诚意，他们对于通过内部交换意见来消除分歧的方式也不感兴趣，特别是他们在两党会谈期间已经把双方的分歧从内部会谈引向报刊上和讲台上的公开论战，所以苏共代表团也不想把两党会谈这样继续下去，但他们又不愿自己提出休会的建议，现在中共代表团主动提出这个建议，他们自然乐得接过去。所以邓小平讲话以后，苏斯洛夫随即表示，他同意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建议，工作可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苏斯洛夫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再另行商定。

会议最后讨论到这次两党会谈需要发表一个公报，苏方拿出一个公报草稿，其中有两句话：一句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一句是“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小平同志看了这个草稿后提出，对这两点我们有修改意见，建议双方指定两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我方指定吴冷西、姚溱，苏方指定萨丘科夫(《真理报》总编辑)。双方经过商量和争论，把公报草稿中“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改为“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后来苏方又在“双方就”之后加“现代世界发展”几个字。草稿中另一句“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改为“中苏两党代表团一致认为，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双方同意把公报最后一段写为：“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双方修改后的公报草稿，各自提交自己的代表团，取得一致同意。这样，这次中苏两党的莫斯科会谈就宣告结束。

7月20日晚11时，代表团和全体工作人员分乘两架飞机回国。抵京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到机场欢迎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胜利归来。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