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的冲突   ──贾宝玉薛宝钗性格比较   万晴川     一   马克思曾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⑴程朱理学把性与情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所以应“存天理,灭人欲”⑵所谓“天理”,概而言之,“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⑶,“灭人欲”具体而言就是以“礼制欲”,从而要求人们把伦理由一种外在的规范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要求,使人欲由一种内在的需要变为外在的罪恶渊薮。因此,程朱理学的人格模式是从群体出发,不是把个人看作不可分的单元,而是视为群体这一伦理肌体上的细胞。个人必须绝对遵从群体,价值才能得到承认。人要为群体──实际上是封建帝王,马克思称之为“冒充的”集体──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应该具备仁爱、正义、宽容等人格维度;而情欲、自由等天性的派生物,则必须抑制清除。这是提倡一种社会人格。

  一个社会越是接近人道的生活模式,则孤立于社会孤立于人性两者的冲突就越小;社会目标与人性目标的冲突越大,则个人在这两个危险的极端之间被分裂得也越重。程朱理学的倡扬,造成了一种时代病的个人人格危机,这个危机可以描述为人与自然日渐疏离,并逐渐丧失自然属性;人的思想与情感分离,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达到非理性的地步;人的个性棱角随着自我意识的淡化而逐步淡化,并且向类型化、片面化发展,甚至萎缩和畸变。因此便造就了一批“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⑷的迂儒;或者如《西游补》中的老君所描述的“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的腐儒;或者“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⑸的伪儒。

  明清两代的一些进步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检讨和批判。颜元一针见血地指出:“入朱门者便服其砒霜,永无生气生机。”⑹戴震指责程朱“截然分理二,……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怀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⑺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⑻情欲是一切生命的本原,“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⑼,“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⑽所以情欲有着巨大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凡事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⑾因此,晚明进步思想家设计的理想人格,就是顺应自然欲望的自然人格。当然,王学左派走向极端,提倡纵欲,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批判的。
二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薛宝钗就是在上述哲学背景下塑造出来的比较成功的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典型。

  自然人格的特征之一就是多情善感。宝玉便是“情痴情种”,警幻仙姑称之为“意淫”;而薛宝钗则被人们形容为“冷香丸”和无情的牡丹。对待爱情,宝玉认为男女的结合是主体精神的契合和融汇,而不关乎外在的权势和金钱,并敢于去主动追求爱。对爱坚贞不渝,为之悬崖撤手,抛弃一切。宝钗与之相反,对宝玉,她不是没有爱悦之心,“羞笼红麝串”等情节就大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趣。但她总是有意禁锢,并试图消取这种与封建礼教不合拍的情感。宝玉大承鞭笞之后,黛玉去探望是动之以情,而她去却是晓之以理。她母亲把她许配给宝玉,征求她的意见,她回答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

  宝玉也很重友情。有次张道士送给他一只金麒麟,他因想到史湘云有一个,就收下了,后不慎丢失,被湘云拾到。湘云笑道:“幸而是这个,明儿倘或把印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宝玉却回答道:“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印”在封建社会是权力的象征,可见在宝玉眼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远比功名富贵重要,所以当他的好友秦钟病重时,宝玉“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宁荣两府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宝玉还认为物重情轻。有一次香菱把新穿的裙子弄脏了,宝玉跌脚道:“若你们家,一日遭蹋这一百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为了满足人的性情,他甚至不惜“暴残天珍”,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这种贵族阶级的审美趣味不足效法,但在当时却是对重物轻人的社会现象的反动。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特别是丫环奴婢没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宝玉的“意淫”人格内容就包含着对她们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他爱护她们,体恤她们,甚至乐意为之充役,可谓“主持巾帼,护法群钗”,“利女子乎即为,不利女子乎即止。”⑿
宝钗则与人保持着“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的关系。她有意识地把情感消解在伦理道德观念中。如贾琏夫妇吵架,都拿平儿出气,使宝玉“不觉凄然泪下”,她却劝平儿道:“你是个明白人,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今日他不过多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金钏儿被逼跳井后,连王夫人尚于心不安,自感“罪过”,她竟劝道:“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意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你看,奴婢受主人的屈辱甚至被逼而死,在她看来都是自然平常的事。在对待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失踪这件事上,尤其表现了她出身于皇商之家的铜臭气。薛蟠尚为此事流下泪来,薛姨妈也“心甚叹息”;独她“听了并不在意”,说这是“前生命定”,“不必为他们伤感”,“倒是自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这使我们不由想起了明代蔡羽《辽阳海神传》中的记载:“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

  自然人格还有“充分的喜悦与悲伤能力”。宝玉和黛玉两人都工愁善感。贾府的“颓运方至,变故渐多”,人际关系中的“风刀霜剑”,自然界的风风雨雨、花开花落都会触发他(她)们的哀愁。而宝钗却始终是毫不动心,温柔敦厚,她咏海棠诗中有“愁多焉得玉无痕”之句,借以隐射宝、黛。

  自然人格的第二个特征是顺适个体意志,强调个体的本色价值和天性自由。他们天真烂漫、率性而为,不用任何力量去改变自己的自然天性,也不用任何外界事物的力量去浸染自己的天性,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他们并不觉识到自己的存在,而又处处诚实不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他们依照内在的机体估价过程而不是外来的价值取向在生活。借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是生命驱动的,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内心世界,而较少地依赖外部世界,以自己的价值和感情指导生活,更能忍受事物的真面目。他们有流露感情的倾向,他们感到什么,就要说什么,做什么,他们不隐藏于假面目之后,不模仿社会角色行为,他们忠实于自身。”⒀

  贾宝玉的行为就是受自我本能力的驱动,而不受世俗礼教的规范。他“爱惜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蹋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他创作诗文时也能保持一种内心的自由,如写《芙蓉诔》时,“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去痛,辞达意尽为止。”对于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束缚,他深为不满。他曾激愤地对柳湘连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统治者分别采用了劝、骂和打等手段,试图改变他的天性,使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但都以失败告终。

  宝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喜欢大观园中的女孩儿,就反映了他崇拜童真的意识。他认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了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了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子,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这是因为女孩子长在深闺,几乎与外界世界隔绝,“道理闻见”不得而入,所以易于葆持童心,而一出嫁,从此“染了男人的气味”,童心也就开始丧失。

  宝钗由于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童心也逐渐失去,而变得和贾雨村、王熙凤一样具有了“机械心”。所以“发而为言辞,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文辞,而文辞不能达。”⒁她的种种言行都是经过了充分的理性化思考后做出的;她的种种情态也是为迎合封建礼教规范而人为做出的。她做生日时,贾母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深知贾母年老之人爱看热闹戏,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平日所好者说了,使贾母非常喜悦。元春送来自制的灯谜,宝钗近前一看,觉得“并无新奇”,为了讨好元春,却“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送礼物时,即使人人讨厌的赵婕娘也少不了一份,使赵姨娘感动不已,说“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不错!他哥哥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送来了;若是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她为人处事的准则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她对自己的个人嗜好也是加以压抑的,她小时候也喜欢读“杂书”,“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从此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她生活简朴,不事雕饰,清心寡欲,闺房内的陈设“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空瓶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作者用一个“时”字高度概括了宝钗的性格特征。这种“人格的美”是“做人的美”,即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价去“做”出好的言行举止。而封建社会推崇的正是这种虚假的自我,这种扭曲的人格美。而具有天然美的宝玉却因为“不合外人的式”,以致“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自然人格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淡化或缺乏社会参予意识。宝玉挨了打,宝钗去看望他,宝玉大受感动,自思道:“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湖涂鬼祟矣。”由此可见人生事业在宝玉的心中是何等地位,况且我们终其卷仍不知宝玉所谓“人生事业”到底是什么。在贾氏子孙中,唯一可以造就以挽救贾府颓败命运的人材只有宝玉,所以宁、荣二公之灵早就嘱托警幻仙姑,劝宝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但宝玉辜负了祖先的期望,他不愿读书中举,为官作宰,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他认为中举做官,会失却心灵的纯洁和美,与人性格格不入。他认为治家也是“俗”事,贾府的潜在危机,连黛玉都看出来了,认为“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却毫不在乎地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探春曾感慨万端地说:“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宝玉却说道:“谁都象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尤氏接着道:“谁都象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着回答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又说:“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遂心一辈子了。”可见他一心无挂碍,过一天算一天,所以人称“富贵闲人”。

  宝钗则不断进取,有浓厚的功名富贵思想。她来京本是去皇宫竞争妃嫔的,元妃说皇宫是“见不得人的地方”,宝钗却对她羡慕不已。她有一颗想依附封建势力而飞上高枝的野心,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认为男人就应该“读书明理,辅国治民”,所以她总是劝宝玉攀登仕途,虽屡遭抢白嘲讽,仍喋喋不休。在曹雪芹后四十回的构想中,她与宝玉结婚后,仍“借词含讽谏”,直接导致了宝玉的“悬崖撒手”。

  清人涂瀛比较说:“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拾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⒂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宝钗和黛玉的性格,若把黛玉换成宝玉也是一样。在封建社会中,宝钗的性格比黛玉更受到大众的欢迎。“略可望成”的宝玉是贾府的希望之光,统治者当然希望给他找一个“贤内助”,选择的结果自然是舍黛取钗。“金玉良缘”是世俗社会人格相结合的象征,后来因为宝玉未能“改悟前情”,向社会人格方向发展,这样,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终于造成了金玉良缘的婚姻悲剧。而“木石前缘”是自然人格相结合的象征,但又为世俗社会所不容,也同样造成了爱情悲剧。

  自然人格得不到世俗社会的认同,为统治者所不容,但也同样得不到下层平民的理解。如兴儿就说宝玉“成天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傅秋芳家两个婆子见到宝玉后,在回家的路上议论宝玉。这个道:“怪不得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家疼不疼,这可不是个呆子?”那个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甚至连与作者过从甚密的脂砚斋,在批点《红楼梦》时也困惑不解。他称宝玉为“今古未见之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贤,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实亦不能评出二人(指宝玉、黛玉)终是何等人物。”对此,小说中的贾雨村试图对这种人物性格的形成从禀气的角度作出解析,他认为大仁者应运而生,禀赋了天地之正气;大恶者应劫而生,禀赋了天地之邪气。而当正、邪两气相遇时,“正不安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而后始尽。”宝玉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正气和邪气相互激荡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特殊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⒃贾雨村对人格形成的解析离开了现实社会,所以只会越解析越使人糊涂,堕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

  宝玉因为得不到理解,所以产生了困惑和苦闷、寂寞和孤独,“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叹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这实际上是孤独无依,百无聊赖的虚幻迷妄的变态心理。他在世人中得不到同情和理解,便“寄语于自然”,所谓“乡无君子,则与云山为友;里无君子,则以松柏为友;坐无君子,则以琴酒为友”。⒄这也成为他皈依佛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由此可见,宝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是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身原则的背弃,自然为世俗价值所拒斥。但他的人格太片面地向自然内容发展,他没有追求、没有事业、没有理想。他的伤感仅仅是对人生命运的叹息,而不是对家国民生命运的关注。他身上闪烁的进步思想光辉太多带有先天禀赋的特征,而不是来源于现实,不是通过自觉要求和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带有直观性和盲目性。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不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斗争的产物,而更多地是生活方式和世俗习惯冲突的结果,这就决定了他在反封建礼教方面的软弱无力,缺乏解构力量,从而使他成了类似俄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仅仅是贵族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或“不肖子孙”,而非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代表。而薛宝钗,其人格也过于向社会化发展,因此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扭曲和变态,但作者并未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宝钗本人,而是封建礼教,宝钗是一枝被封建礼教这把剪刀修剪出来的“病梅”,因此她之有人格缺陷并非她个人的过错,所以作者说她“任是无情也动人”,她与宝玉一样,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是悲剧人物,说明封建礼教已腐朽透顶,不仅吞噬不合作者,也吞噬“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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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414~P207

  ⑵ 见《朱子语类》

  ⑶ 见《朱文公全集》卷40

  ⑷ 李 贽:《因记往事》

  ⑸ 李 贽:《又与焦弱侯》

  ⑹ 颜 元:《朱子语类评》

  ⑺⑾ 戴 震:《孟子字义疏证》

  ⑻ 李 贽:《答邓石阳》

  ⑼ 唐 甄:《潜书·性功篇》

  ⑽ 冯梦龙:《情史·序》

  ⑿⒂ 见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P90~P143

  ⒀ 转引自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

  ⒁ 李 贽:《童心说》

  ⒄ 元 结:《丐论》,见《全唐文》第382卷,P3879

  ⒅ 本文所引《红楼梦》中文字,均出自中国艺术研究所校注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