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来,“红学”有长足的发展,有关“红学”的讨论不断,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了正面的论述以外,有一部分是为参加讨论写作的。关于“红学是什么”以及庚辰本和己卯本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我都写过文章,但对对方答辩和批评,我都没有继续撰文讨论,现在趁此机会在序言上写上几句,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红学何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红学是什么”？对红学有不同的理解和观念,也就会有不同的回答。

红学是什么?有研究者认为,“红学”以曹学为核心,包括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它与甲骨学、敦煌学一起,成为汉学的三大显学。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能叫红学,应该叫“小说学”,属于“小说学”范围。

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说法的,于是就有了一篇我与持以上看法的周汝昌先生讨论的文章。周汝昌先生文章的题目是：《什么是红学》,我的文章的题目是：《也谈什么是红学》。这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后来,文艺报还发表了周汝昌先生的答辩文章和赵齐平先生的文章《我看红学》。之后,由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涵盖了整个《红楼梦》的研究,所以讨论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几乎没有间断过,参加讨论的文章也很多,而且在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时间内还会继续下去。比如周汝昌先生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一文就是用运用自己的红学观念去观察《红楼梦》研究历史写成的一篇文章。这样的讨论,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是一件大好事。

周汝昌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把他所说的“红学”,也就是他所说的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比作一个是耘麦,一个是植桑；一个修路,一个盖房。周先生文章的题目叫作：“‘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他始终把“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看成是两回事。

在我看来,“红学”就是“《红楼梦》研究”,“红学”就是人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欣赏、解读、认识和研究,“红学”的历史也就是人们欣赏、解读、认识和研究《红楼梦》的历史。“红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材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比如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版本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等；二是《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周汝昌先生所说“耘麦”和“植桑”,“修路”和“盖房”那样的关系，而是统一的“红学”内部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红学”材料、文献的发掘和研究可以推动和深化我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研究,而《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对材料、文献的研究起规范和指向的作用。“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不断推进和深化、提高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认识。因此,在“红学”的范围内,红学材料和文献的发掘、考证和研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当然,以上是我们只就“红学”的观念和研究的对象、范围来说的,至于研究者的个人,根据自身的志趣和条件，选择哪些方面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周汝昌先生常常说甲骨文学、敦煌学和红学是三大显学,又说“红学”的“学”,就是甲骨学敦煌学那个“学”,他说的那个“学”指的就是对材料文献的发现、考证和研究。很明显,在这里文献的发现、考证、研究的共性掩盖了甲骨、敦煌之学与红学的不同性质。相对于甲骨文文献、敦煌学文献的不是曹家史料之类的文献,而是《红楼梦》的文本。相对于曹家史料等文献的也不是甲骨学和敦煌学的文献,而是与甲骨、敦煌文献相关的文献资料的考证和研究。曹学等材料文献离开《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具备甲骨文文献和敦煌文献那样的价值和意义。周汝昌先生说的甲骨学、敦煌学与红学（当然是周汝昌先生所说的“红学”）三学并立为显学的说法是建立在学科本体性质混淆的基础上的。

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人的精神创造,《红楼梦》是曹雪芹创造的,没有曹雪芹,也就没有《红楼梦》；但是,《红楼梦》又成就了曹雪芹,使曹雪芹成为现在的曹雪芹,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最卓越的小说家。如果没有《红楼梦》,曹雪芹也就不是现在的曹雪芹了,他不过是许许多多没落官僚贵族子弟中的一个,早已为历史的尘埃所淹没,没有人会知道他，更没有人会研究他。曹雪芹因《红楼梦》而“显”,什么时候“红学”这个显学变得与《红楼梦》本身研究无关呢,我无法相信这种没有《红楼梦》的红学会成为显学。

为什么“红学”成为显学呢？这首先是由于《红楼梦》的伟大的艺术成就和永恒不朽的价值，就像甲骨、敦煌文献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一样。在学术研究的历史上,我们不乏历史文献资料和有关文艺作品的文献发现,为什么对它们的研究并没有成为显学？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像甲骨文献和敦煌文献那样的历史价值,没有像《红楼梦》那样高的审美的历史的价值。难以设想脱离《红楼梦》本身价值研究的“红学”会成为“显学”。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就不重视曹家史料等材料、文献的发掘和研究呢?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在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反对索隐派主观比附的方法,在红学历史上开创了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发现和揭示了《红楼梦》的创作与曹雪芹家世生平之间的真实联系,从而推进了对《红楼梦》价值的认识和研究。有这些材料文献的发现研究,和没有这些材料文献发现研究是不同的。但是,胡适对《红楼梦》价值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他除了提出自传说外,认为《红楼梦》是一本未成熟的著作,思想上不如《儒林外史》,艺术上不如《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试想,按照胡适的看法,这样一本思想艺术低下,毫无价值的文艺作品的作家家世和版本文献材料的研究能成为“显学”吗？如果一部作品是低劣的没有价值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家,不管对这个作家有怎样文献资料的发现和研究,都不能一分一毫弥补作品的根本缺陷,遑论显学。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的、历史的意义,即使它的作者我们知道得很少,文献资料也很少,对它仍然有研究的价值,也有可能成为显学。而且据胡适自己说他的考证研究也不是去认识《红楼梦》的价值,他时而说为考证而考证,时而说教人一个研究的方法。可见,有关《红楼梦》文献、材料的研究也有可能漠视甚至歪曲否定《红楼梦》的价值。俞平伯先生说：“《红楼》今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矣,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本书之湮晦如故。”也是指的这种情形。事实上今天我们对胡适《红楼梦》文献考证成果的认识和评价,比胡适自己更充分。不仅认识更充分,而且给予准确的科学的定位,纠正他的“自传说”的偏颇,使文献材料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这是自《红楼梦》诞生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代学人长期努力的结果,首先是对《红楼梦》审美的文化的历史的价值研究、认识的结果,而曹雪芹家世生平与脂评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对这种认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这个认识、研究提供必要的材料文献基础。人们扬弃新红学派,超越新红学派把“红学”研究局限于曹雪芹家世和版本范围的偏颇,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价值,这是《红楼梦》成为显学的前提,从时间上说,到解放后,《红楼梦》显学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红学何为？把红学局限于曹学等的学者看来,我这本书是不能叫红学的,至少很大一部分算不上红学的,这也是我把这本书取名为“红学何为”的一个原因。

(本文系作者《红学何为》一书的自序。因篇幅所限，这里发表的只是序言的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