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巨著，两百年来一直为学术研究者关注。自五四运动以来，由于诸多原因，红学研究可谓盛极一时，但平心而论理论成果却不很多。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晚年在香港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外红学研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也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派别。”笔者认为，俞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究其原因，正如著名古典文学家、武汉红学会会长张国光教授所说的：“最值得忧虑的主要不是‘红学’研究本身的停滞状态，而是忽略了应该努力寻找或有意讳饰‘红学’研究其所以停滞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和批评，以至于对一些应该否定的现象反而作了肯定的论断；反之，有许多本来应该肯定的内容却被一种倾向性的意见长期地给否定了。”（见张国光著《古典文学论争集》４０８页，武汉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这话一针见血，道出了红学研究步履维艰之症结。本文将从以下几点具体阐述：

　　　　一、崇曹贬高的基本倾向在红学研究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

　　自“五四”以来，我国《红楼梦》研究中的基本倾向一直是崇曹贬高，甚至一些著名的红学家对高鹗使《红楼梦》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竟然持否定态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简言之，如果没有高鹗修改前８０回并续后４０回，《红楼梦》只能是原来的《石头记》，那只能是故事情节不完整的“半部书”，而且高本基本保持了曹本的风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性，使一些人物更鲜明，加深了爱情的悲剧性。总之，由于高鹗的功绩才使《红楼梦》拿上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这是铁的事实！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也对高鹗的功绩作了肯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肯定了后４０回是高鹗补写的。可是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中竟然断言：“凡书都不能续。”认为高鹗“续的后四十回，面目虽似，神情全非，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俞先生的研究基本思路就是用前８０回来攻后４０回，并贬斥高鹗是个“俗人”，“利禄薰心”，使“弄鬼装妖的空气，布满于后四十回中间，令人不能卒读”；而且“文笔之拙劣可笑，更属不堪之至”。他还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中，认为高鹗续书是“自不量力，妄去狗尾续貂”，“是完全失败”的。周汝昌先生更是崇曹贬高的代表人物，他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说：“在前八十回书中，……高鹗若改一百处，起码总有九十九处是改糟了。”甚至还直截了当地骂高鹗是“封建奴才”，是乾隆皇帝派的“文化特务”，“使《红楼梦》变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台湾省的林语堂在《高本四十回之文学伎俩及经营匠心》一文中，对后４０回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红楼梦》之有今日的地位，普遍的魔力，主要是在后四十回，不在八十回，或者说是因为八十回后之有高本四十回。……所以可以说，高本四十回作者是亘古未有的大成功”，而且对周汝昌否定高本四十回表示愤慨。但林语堂却“不相信高鹗有此本领”，其实质是否定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仍然是崇曹贬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应该强调的是：湖北红学界早在１９８８年前就要求为高鹗“平反”，肯定他修改前８０回和续后４０的巨大功绩。由于海峡两岸隔绝，只是近年来才看到林氏对后四十回的评价。尽管在肯定后四十回上观点相同，但对高鹗的评价上是根本不一致的。

　　正是由于崇曹贬高的倾向在《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加上周汝昌先生担任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顾问，以致该剧完全抹杀了后４０回的情节，冲淡了爱情悲剧的色彩，使广大观众无法看到１２０回本《红楼梦》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生活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因而缺乏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较之越剧《红楼梦》大为逊色，所以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是失败之作。

　　根据甲戌本第一回交待《红楼梦》成书的经过可以看出，它最早的标名是《石头记》。曹雪芹之前就有《红楼梦》的书名，但曹氏整理加工原作时依据的蓝本是《风月宝鉴》，所标的书名是《金陵十二钗》而并非《红楼梦》。到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时仍用《石头记》为书名。所以胡适也认定最初的抄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而曹氏与脂砚斋都从未使用过《红楼梦》的书名。大约在曹氏“泪尽而逝”后不到３０年，即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排印的１２０回本以《红楼梦》为书名，广泛流传，才成为通行书名，并走向世界。可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作者却做了一件大蠢事，或许是缺少这点知识，标明“原著曹雪芹”，把高鹗的巨大功绩一笔勾销。他们既然要忠实于前８０回本，否定后四十回本，片名就应该用《金陵十二钗》或《石头记》，而不应该用１２０回的程、高本的书名《红楼梦》。该电视剧编导者的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做法，不仅贻笑大方，而且也公然侵犯了程高本的书名版权，是违法行为。

　　针对七十年来红学研究中崇曹贬高的倾向一直顽固地占据支配地位，阻碍了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武汉红学会会长张国光教授率先对其展开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于１９８７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兼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１９８８年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当代红学的思考与探索”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专家、教授热烈地讨论了张国光先生的“双两说”，使红学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笔者的《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高鹗使＜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瑰宝》等文章，对高鹗的巨大功绩作了充分而全面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先生晚年改变了“崇曹贬高”的学术观点，在香港的谈话中对曹高二氏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从而使他长达７０年的《红楼梦》研究有了光辉的总结。然而固执崇曹贬高之己见者在红学界中仍不乏其人，周汝昌先生就是典型人物。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术与政治运动挂钩，使红学研究成为“一言堂”。

　　１９５４年，两个“小人物”缺乏起码的版本知识，用１２０回本《红楼梦》来批判俞平伯先生依据８０回本《石头记》形成的学术观点，这种可笑的做法竟得到大人物的大力支持，并形成了政治运动，从而使红学研究出现了“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局面，在理论上造成了莫大混乱，使一些研究者蒙受了不白之冤。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纠正。八十年代，张国光教授首先提出：不仅在政治上，还要在学术上彻底为俞平伯先生平反；他发表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的著名论文，创立了“双两说”的著名观点，为“红学”研究中拨乱反正提供了有力武器。１９８８年，张国光先生发起和主持了“当代红学的思考与探索”学术讨论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状，以便明确今后的方向。与会者认为，１９５５年的“批俞”，６０年代初对“人性论”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运动，都是“批俞”的继续与发展，都受了“左”的政治影响，是错误的。张国光教授认为‘批俞’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不仅在批判方式上是过“左”的，而且在批判内容上也是不科学的”，因而要为俞平伯先生不仅在政治上平反，还要在学术上平反。大家认为，《红楼梦》研究在排除了“左”的干扰之后，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深入不下去，“红学”研究不是围绕这部文学巨著来进行，正如有的学者说的：好象“研究《红楼梦》不是‘红学’，只有研究了曹雪芹的八代祖宗的‘红外线’才算‘红学’”。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①部分研究者仍然心有余悸，唯恐研究《红楼梦》作品本身会重蹈历史复辙；②还有部分研究者由于“崇曹贬高”的影响。因而张国光先生提出为俞平伯先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彻底平反和发表的重要论文，对深入开展“红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三、近年来少数人假学术研究之名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激起了非学术的喧闹，干扰了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如：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金璧”的背后》一文中，无中生有地提出了耸人听闻的谬论：乾隆、和坤群臣指使高鹗炮制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的确曾下旨对满清王朝有“违碍”的书籍进行过“删改抽彻”，但从未发现乾隆、和坤群臣物色高鹗用“删改抽彻”之法，将曹本《石头记》变为程、高本《红楼梦》的任何证据。周先生为此主观臆断、胡编乱造，是他一贯坚持“崇曹贬高”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严重地干扰了红学研究的正常进行。

　　不仅如此，周汝昌先生近来还一手导演了所谓“太极红楼梦”的闹剧。他上书欺骗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吹捧只读过小学的“王国华做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红学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这不仅是‘红学’的事，它实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巨大贡献，所关至为重要”，等等。（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书刊导报》）因而武汉的《书刊导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在头版头条加套红“编者按”发表了段献民的文章，题为《为世人前所未闻，为学者前所未想——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华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来为欺世盗名的假货大造舆论。于是十几家报刊纷纷摘登或转载此文，海风外沸沸扬扬；一些无知者和别有用心的人也跟着摇旗呐喊。张国光教授首先揭露、批判这场闹剧，指出是周汝昌先生支持王国华欺世盗名，并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召开并主持第三次“当代红学研讨会”来开展批判。与会的专家、教授和研究者认为《书刊导报》不惜工本地给这场闹剧大作假广告，影响恶劣，也应负相应的责任。笔者发表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真是“震惊人类的发现”吗？》等文章，对这场闹剧作了全面的揭露和理论上的批判。

　　据《楚天周末》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报道：今年８月底在山东莱阳市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在开幕词中指出：“前些时候，南京欧阳健诬称刘铨福伪造脂本和妄论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红楼梦》本子，以及北京的杨向奎篡改曹雪芹的家世，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著作权和妄称河北丰润的曹渊就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就是作伪的例子。尽管他们的“文章”被一些报刊大肆吹捧，“除了说假话，没有什么真正的研究成果”。冯其庸先生愤然道：对某些人利用“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居然把说假话、编假材料也作为“百家”中的一家，败坏学风和文风。他号召广大红学研究者要“仗义执言”，“扫除谬论”。与会专家、教授们注意到，今年初多家报纸载文称，欧阳健论证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的原本、底本、定本，甚至著名红学家俞平伯也受到这种“脂本为伪本”说的影响，临终遗言：“……程伟元、高鹗是保存《红楼梦》的，有功”云云。这则新闻的高论是１９９１年发表的，而俞平伯先生１９９０年就已逝世。俞老难道有超越时间的特异功能，赶在欧阳健的杰作问世之前就留下了“临终遗言”吗？谣言竟造到逝者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据江苏红学界贾穗先生的文章指出：“欧阳健过去基本上未搞过《红楼梦》研究，１９９０年因受邀撰写《古代小说版本漫话》，‘始不得不染指于《红楼梦》版本’（见候忠义先生为其书所写的序言）的。”可是从１９９１年底起在报刊上发表２０多篇“红学研究”文章，大放厥词，已受到红学家刘世德、杨光汉等人的严肃批驳。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出版界也有那么几个人极力吹捧欧阳之论“对红学方面和前途将发生巨大影响”。这使我想起《书刊导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的“奇文”，宣称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是“震惊人类的发现”，想起了周汝昌先生吹捧“王国华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见上述《书刊导报》）三者竟是如此相似，都运用了最高级的夸张，达到登峰造极了。现在王国华的闹剧早已收场了，人们也可以预料欧阳之论的闹剧的结局了！

　　更可笑的是，《扬子晚报》１９９４年１月５日的报道，为了吹捧欧阳健的“研究成果”，首先宣称“被贬抑、诋毁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典名著程甲本《红楼梦》，经过近年红学界争辨之后，将于本月下旬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公开发行”，在“建国四十多年来尚属首次，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只要稍有点红学知识或者是稍留点心的人都知道，１２０本《红楼梦》是解放后的通行本，一印再印，版本众多，岂能说是“被贬抑、诋毁半个多世纪之久”呢？如果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１２０回本（即程甲本）《红楼梦》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尚属首次”，那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２月出版的１２０回本《红楼梦》又如何解释呢？《扬子晚报》和花城出版社如此不负责任地宣传，到底是无知，还是为了轰动效应，还是为了其他的什么呢？

　　总上所述，七十多年来红学研究步履维艰，理论成果也不很多，其主要原因如上述这三个方面。由于以张国光教授为代表的湖北地区红学界努力奋战，现在红学研究中反对崇曹贬高的错误倾向，实事求是地评价曹高二氏对《红楼梦》成书的功绩，已日益为全国红学界大多数同仁所接受，并且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在学术领域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的作法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为俞平伯先生彻底平反的主张已得到全国红学界的广泛支持，这对深入开展红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下，红学研究中时有作伪闹剧出现，这是少数人假借“百家争鸣”来欺世盗名，是极不道德的恶劣学风、文风、为害甚大，因而，１９９４年８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红学研究领域亟需“打假”。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愤然号召广大红学研究者要“仗义执言”，“扫除谬论”，不让“邪说横行”！全国第五次“当代红学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下旬在湖北大学召开，近百名与会红学家强烈呼吁：红学研究必须反对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专家们一致认为，近年来红学研究中“浮夸风、作伪风、传伪风”甚嚣尘上，必须坚决反对，并倡导勇于创新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中国红学才能健康地迈向２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