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讲述的和第一季中的《网变》一样，是两个孩子互换身份的故事。来自长沙普通工薪家庭的13岁少年胡耿，性格叛逆、浮躁；住在农村的石宏强，除了读书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两个反差极大的孩子，进行了7天的身份互换。相比第一季，第二季的制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镜头运用、讲述方式都十分娴熟。
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成长之痛》在杭州的收视率连一个点都不到，已经跌出50名之外。记者采访了一些看过这个节目的观众，他们表示，《变形记》已经进入“复制”状态，没有新意。该节目的负责人徐主任也承认，题材“是《变形记》最大的瓶颈，有些套路难以避免”。
第一季播出时，因为将孩子的心理历程赤裸地展示而遭到了观众的口诛笔伐，认为不利于孩子们的正常成长。徐主任表示，心理专家的设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家不仅在节目中帮助孩子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还一直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而且观众们也可以在节目中学到些心理知识。”
据悉，第二季《变形记》有四期，除《成长之痛》外，还有父子互换的《我是我儿子的儿子》，离异家庭子女互换的《孤岛》和城乡老师互换的《不舍的村学》，将分别在每周一二播出。（0712304）
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一般认为这是一篇表现“异化”主题的代表作。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荒诞不经。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他从恶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骇。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带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丑恶，内心善美，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有深意存焉。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社会里“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系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西方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在西方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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