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反映在作品中我们就不能说“厌蜂”仅只是艺术手法上的欲扬先抑，更不能说“变蜂”是一笔带过的做作之笔，应该说全文的主题正是靠它们来体现的。
我们还可以说，散文《荔枝蜜》的感情基调不仅属于杨朔个人，更属于产生它的时代，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
新中国成立头十年，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全面系统的贯彻，加之当时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如郭沫若、茅盾等的提倡，深入工农、深入生活、转变思想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旋律，许多作家到工厂到农村长期落户。这个时代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合为一体的时代，杨朔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对与工农相结合中的感情变化做出真实的记录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自己也说：“我从思索中得来的东西，往往就是我将来写作的主题。”杨朔这种拿“主题做条主线”的创作方法恰好证明了《荔枝蜜》中“我”的“厌蜂——看蜂 ——赞蜂——变蜂”的感情变化过程正是“与主题有关的生活”，是主题之所在。到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归纳《荔枝蜜》的主题：作者通过“我”对蜜蜂前后迥异的感情变化的叙写，描画了“我”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与劳
动人民相结合过程中思想转变的心灵轨迹，表达出一代知识分子渴望与劳动人民化为一体的情怀。“我”的思想历程是一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缩影。
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出处。
这句诗出自苏拭《吃荔枝》(又名《惠州一绝》)，原诗是这样的：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苏轼对荔枝的无限赞叹。杨朔引用这两句诗，意在借以赞美荔枝这种佳果。
(齐昌乐 王淑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