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氏家族也不例外，在建康立足后，就谋求建立自己的庄园，家族中的一支越吴郡，渡钱塘，直奔浙东而来。浙东，古越之地，具体的讲就是钱塘江以东的宁绍盆地，浙东地区也是江南开发较早的地区，至东晋时，浙东的开发已基本到位。浙东的治所就是山阴，山阴城（绍兴）也是当时浙东最大的城市，此城是古越国的首都，相传由范蠡所建。但总的讲，浙东的开发还不如三吴地区，地方士族的力量也不如三吴那里强大。浙东地区的士族主要有“虞、魏、孔、贺”世家，其中虞氏家族的力量在余姚，其余在山阴，山阴和余姚也是当时地方士族力量最强大的地方。谢家到浙东后，建立庄园的地点必须避开地方士族的势力范围，最终选择在曹娥江畔的上虞、始宁、剡溪（今嵊州）等地，始宁县于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建置，隋开皇中（约公元590年）废，先后存在了约461年，它的范围大约包括今浙江上虞市南部和嵊州市西北部，县治在今嵊州市三界镇。之所以会选择这些地区，估计一是这些地方是余姚和山阴的交界处，地方士族的力量相对薄弱。余姚、山阴这两方的势力是以曹娥江为界，曹娥江以东地区受余姚的影响比较大，以西受山阴的影响比较大，这种情况至今仍在延续；二是这些地区由于位于曹娥江畔，受曹娥江洪水泛滥的影响很大，洪水一泛滥农作物就要受灾，故此地实非发展农业的上选之地，为此可能这些地区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开发，是浙东地区难得的几块“空地”。上虞民间对曹娥江的洪灾一直是非常恐惧，每当潮水最凶猛的阴历八月十八之时，都要举行隆重的迎潮神会以祈全年平安，孝女曹娥的父亲就是在某次迎潮神会上不慎坠江身亡，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曹娥奋不顾身、投江救父，成为千古佳话，曹娥江原名大舜江，就是为了纪念曹娥才改名叫曹娥江。不管怎样，谢氏家族的庄园最终在上虞东山附近建立，东山位于今上虞上浦境内。上虞在东汉初年迎来了第一位贵宾-----王充，王充的父亲与人结仇，不得不举家从钱塘（杭州）搬至上虞，王充后成中国第一位唯物论思想家，一部《论衡》传千古。百年之后已是东汉未年，上虞又迎来了第二位贵宾-----嵇康，嵇康也是为了避仇家的追杀随叔父到上虞定居，后成“竹林七贤”领军人物，一曲《广陵散》，引来多少后人的哀悼。这次，上虞又迎来了第三位贵宾------一代望族谢氏家族，谢氏家族的到来会给上虞带来什么呢？对上虞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很大。
陈郡谢氏等北方士族及北方流民的蜂拥而入对上虞以至整个江南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江南当时虽已初步开发，但跟北方相比，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还相差一截，这次北方民群的拥入，他们带来了先进文化、先进科技、熟练技能，特别是作为生产力创造的主体------人口大量的到来，给江南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到来极大的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开发，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垦辟上。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南方开始得到推广，南方已普遍应用“耦耕”，“区田法”也已传入南方，并已使用粪肥，同时麦的种植也得到了推广，麦类逐渐成为南方仅次于水稻的主要农作物；农业是以水利兴修为本，当时的水利工程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农田得到了有效灌溉，生产得到了稳定保障，最终使江南成为了人人羡慕的“鱼米之乡”；荒芜地区的开发如像两淮地区、荆襄地区、豫章地区等，像我们浙江当时也只有浙东得到开发，浙中、浙南地区只是在平原地带零星开发而已，但自东晋以后，这些地区开发速度很快。总而言之，自东晋以后，江南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比重逐步上升，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除关中经济圈、黄河经济圈以外的第三大经济圈------江南经济圈。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唐王朝就是靠江南特别是两淮地区的粮食供应保证，最终平息了安禄山的叛乱，而中国北方自此劫难后，经济发展上面始终就没能超越过江南，特别是关中经济圈，自唐朝未年“黄巢焚长安”后更是一蹶不振，江南经济圈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圈，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一直延续至今。
上虞及会稽（绍兴）地区此时也借这股东风在农业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北方士族的到来不但对会稽的农业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深深的影响了会稽的手工业及城市建设和商业的发展。当时会稽的手工业主要有纺织业、治炼业、造纸业和制瓷业，会稽的纺织业历史悠久，上溯至古越国纺织业就非常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