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随着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出现了两种新情况：一、各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残酷，且以消灭吞并对方为目的；二、各国开始了普遍的全民征兵制度。这两种情况都使得宋襄公式的战争规则难以为继。
春秋时期的吴国，原本可以灭掉越国的，但吴国放过了越国。吴子胥被气得要死要活。可是后来越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一旦实力达到，就毫不犹豫地灭掉了吴国。这场战争成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从此以后，灭掉敌国就成为各国力求达到的目标。
既然以灭掉敌国为目的，自然就要尽量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而且，不仅要杀伤敌国的士兵，还要大量屠戮敌国的平民。这种战争自然不可能再由少数贵族包办了。国家开始建立并强化全民征兵制度。结果，一方面是战争日益残酷，另一方面是全民被征兵制裹挟入战争。这两种因素自然使得民间产生厌战、畏战的情绪。墨子等人开始呼吁和平。
战国时期战争的残酷是非常可怕的。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战国时战争中大量杀戮的数字，动辄数以万计。“征城之战，杀人盈城；征野之战，杀人盈野。”秦兵所以强大，是因为那是秦制实行以杀戮敌兵人数决定军功。河北易县出土过人头冢，其状令人毛骨悚然。数万人头集体埋葬。可以想象，那时很可能有过这样的情景：一场战争过后，士兵们携带着自己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回到本方请功。大道之上充斥着手提若干人头的军人。在计数处登记过后，人头被收集埋葬。这样的气氛之下，民众当然视入伍为畏途。
在这种形势下，回顾春秋时期贵族之间游戏式的战争，自然觉得不可理喻。宋襄公的行为也就成为被耻笑的对象。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欧洲，只不过时间晚得多。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起初，这些国家均为封建制的贵族社会。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以维持均势为目的。斩尽杀绝的战斗似乎只存在于宗教战争之中。各国的贵族虽然分属不同国家，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很强。一个法国贵族和一个德国贵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和认同感绝对要大于一个法国贵族和法国农民之间的共同语言和认同感。甚至可以说，欧洲的贵族构成了一个跨国家的社会，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拉丁语或者法语，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共同的审美观，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国际关系中，均势而不是统一是最好的目标。
德国首相俾斯麦曾任德国驻俄国大使。沙皇很器重俾斯麦，曾公开问俾斯麦是否愿意担任俄国的公职。这种行为在现代社会是不可原谅的。这不是公开策反吗？但在那个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谁也不会为此大惊小怪。
但欧洲和春秋时期的中国一样，各国首先在内部完成了铲除或者削弱贵族、确立君主专制的政治变革，随后，各国之间的对立逐渐严重，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点，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展开了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残酷的全民战争。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的贵族子弟依传统首先入伍参战，结果，各国贵族的年轻精英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几乎凋谢殆尽。这是欧洲社会在一战后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原因。我始终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刻骨铭心的。经过这次战争，古典社会彻底终结了，欧洲进入了现代。古典的价值观被彻底颠覆了，重要的是，人们被残酷的战争吓倒了。战争的审美意味从此荡然无存。从此，反战和和平成为最重要的诉求，压倒一切。
回到中国。战国时期的残酷战争不仅使得宋襄公式的战争礼仪成为难以继续的奢侈，也使得中国社会逐渐成为兵民分离的社会。这后一点日后进而演化为兵民对立的态势。这种兵民对立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不绝。其中，战争规则的堕落和兵不厌诈的做法只是诸多后果之一而已。不过，这是需要另文叙述的内容了。
李子旸
